回首瀘州百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史，是一代接一代瀘州商人辛苦打拼、奮勇開拓，艱難而又輝煌的發展歷史。今天我就想寫其中一個人，現在可能很多瀘州人都不瞭解，不過江陽沽酒客覺得真不該錯過對他的瞭解，因為就經營理念來說，他當時就超過同時代人太多，稱為商業奇才亦不為過。
瀘州歷為川南重鎮，是工商繁興，內外雜沓，萬商雲集，物資集散的經濟中心。尤其土產運銷，溝通物資交流，欠盛不衰，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二十年代瀘州土產業，尚未單獨成幫，合在鬥載業經營。今天將到故事的主人公陳中和先生在這塊土地上，由學徒、長（瀘州不寫掌從民俗）櫃、經理、歷七十餘年，先後經營銀錢、土產、糧食、油糧、以及工業的酒廠、麵粉廠、骨粉廠等，其中以土產運銷為主業，經營招牌有十餘個之多，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幾經輾轉，歷盡滄桑，興衰樂苦，很多事情，今天的瀘州人可能已經不太清楚，那麼請大家跟隨我用文字來做鏡頭，一起穿越回百餘年前的瀘州，看看這位熱心教育公益，被人稱作瀘州土產大王的陳中和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1893年清政府已經進入末年，風雨飄搖的舊中國，陳中和這一年出生在四川的簡陽（當時是一個縣）老家，由於家境並不富裕，又是長子，1908年，年僅僅十七歲的他，便進到瀘州小河街，樑一品商號當學徒，連學代幫，時達十餘年。（今天十七歲正是校園裡求學的好時候，大多數人還在父母的庇護下，因為年代不同恐怕無法體驗當時人的不易）
陳中和雖然當時讀書不多，但是卻在學徒的過程中，制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就是奉行“人而無恆，不能生存，人而無信，百事無成”的為人宗旨，取信於人，而且堅決做好工作，當時很多共事的同僚及師長還有顧客都說:“陳中和誠懇可靠”。我們現在有部分人，接受的教育觀完全不同於以往，幹工作，以開心為目的，不順心換就是，從來沒有珍惜和專注，更談不上責任心和誠信，這恐怕也是很多人抱怨自己過得不好，或者看不到希望的原因吧。
1923年，郭子清、李秉鈞等，合資開設“同春”錢店，看中了陳中和，特聘請當長櫃，業務是以銀換小錢，又以小錢買銀子。從中取利。每天銀子小錢進出不少，都要由他清點，挑進挑出，時經兩載，獲利不多。但是陳從來不抱怨，一直兢兢業業。
1925年，由當時商會會長樑雲程和李熾升等，集資五幹兩銀子，開設“同生利”錢店，以存放匯兌為主要業務。再次聘陳中和當長櫃，並給其佔一千兩銀子的虛股，讓陳中和更有動力。
愛專研業務的他，首先調查摸底，各行各業的經濟實力，以及省內外金融活動等，第一手材料。計算每期頭寸，達到存放基本平衡，匯兌及放款，有的放矢，實現信貸無倒賬，支出不緊迫，業務做得十分活躍，樹立了良好信譽。一年時間，獲得紅利50%。三十二歲的他積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26年初，陳先生主張在“同生利”抽出部分資金，另約陳鑑華，晉豐泰等集資銀幣一萬元，成立“美利和”商號，經營土產運銷業務，由陳當經理，年終結算，兩號均盈，“同生利”仍為紅利50%、“美利和”高達對本利錢多。在紅利中，股東提取50%，其餘留存，投入再生產，“同生利”，“美利和”，實際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人員混合使用，節省開支，經營範圍，主要以糧食、油糖、土紗、土布、棉花、白酒、大煙、葉煙、藥材、棕片、棕絲、篾條、廣篾、水篾等為大宗，在瀘州及周圍產地，批量購進，運銷湖北、宜昌、沙市、漢口等地。
資源豐富的土特產品，農民腳短，拿不出去，靠其從中運銷，又把工業原料運進來，資金來回不歇空，起到交換橋樑作用，溝通了川南的物資交流。業務做得非常活躍，逐年獲利，號譽昭著。由於信譽良好，實力雄厚，購銷往來戶，都願同其商號打交道。每年結算職工分紅獎，都超過全年薪金，實在令當時人羨慕。
1930年，股東樑雲程病故後，其他股東都想買田造屋，因此，停業結束，所有資產，按股分給，還優厚的發給獎金，員工皆大歡喜。陳中和當年所得的紅利和獎金，為七個弟妹各買二十石谷田，使他們有恆產，自耕而食。
1933年初，想有更大發展的陳中和，審時度勢，邀約商界實業家陳鑑華，羅維熙，杜敦五等，集資銀幣一萬元，開設宏升商號，並任經理，專營棕、竹製品等粗貨，運銷沙市、漢口等處，並在漢口正街開設“里仁”粗貨店，因棕、竹粗貨，購、運、銷，都需較長時間，因此，每次結算時間，定為兩年，到1939年結算，只夠月息，盈利甚微。不久，漢口、沙市相繼滄陷，羅維熙等棄店跑回瀘州，里仁商店的存貨，由店負責賣光分散，沙市的存貨，無人照管，不知去向。好在還買有一批布匹，尚在途中，運瀘賣出，勉強還夠本錢，宏升商號就此結束，這一次雖然沒有損失慘重，但是時局動盪，也讓陳中和努力奮鬥第一次遭遇竹籃打水一場空。
1936年，陳再約陳鑑華，內江黃楷書，重慶劉伊凡等，集資銀幣二萬元，在大河街成立慶豐和商號，仍經營農副土特產品，為了購、銷的信息勾通，在內江、重慶、萬縣、宜昌、沙市、漢口設立分莊。瀘州為總號，陳任總號經理。
先後僱用職員和招收學徒共48人，各分莊的成員，由股東推薦，其負責人也由股東承擔，組織就緒後，隨即派員到各產區，開展業務。由於新商號，新人員，資金活動，信譽昭著，所有成員爭先恐後，進行收購，無論數量多少，都得心應手。
在各個收購地區，沒有擺出收不回來的貨，在運銷儲存中，沒有發生黴爛損失，在銷貨地區，沒有發生收不回來的帳。因此，對年結算，盈利可觀，除一部分利潤作為企業再生產外，各股東核股本提取50％的紅利，各員工按年薪加倍發給紅獎，願取走的不限，不願取走的，作為下屆股本，繼續經營，結果大家都不願拿走。
因此，企業資金更加充實，業務進行故更加靈活了，至1938年結算時，盈利比上年更多，其股東紅利，員工紅獎仍按上年比例發給。因避免稅收麻煩，將“慶豐和”從形式上劃小，改牌為“慶豐昌”，立“慶乃昌”兩家，實際是慶豐和的繼續。將原有人員分兩套班子，互相推動工作，對年結算合二為一，其盈利仍按上年辦法處理，逐年盈利，未打敗仗，直到1942年，經各股東決定，資金限額為五萬元，每股限為五幹元。員工每股限為五百元，此外，未取走的盈利，作為存款計息。
這樣繼續經營，還是避免稅收的麻煩，又改牌為“信通和”商號，結算期，改為兩年一次，至1944年，各股東提出紅利由原50％降為40％，員工紅利10％不變。同時又改牌為“天德昌”，資金、人員不變，繼續經營。
為了避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橫徵暴斂，貪官汙吏的敲榨勒索，生意大了，樹大招風，引起他們隨時覬，不得不求對策，適時改換招牌。
在“美利和”之後，先後改牌經營有“慶豐昌”、“慶乃昌”“信通和”“天德昌”、“天慶長”等，其中1942年的“信通和”規模較大，集資五萬元，工作人員由十幾人，增加到五十多人，業務也隨之擴大，這就不能不引起國民黨貪官汙吏的注意。雖“狡兔有三窟”，也難逃脫他們的掠奪。
還在1940年經營慶豐昌時，瀘州直接稅局，季秉衡任內，不按稅制，強迫估徵什麼直接稅十萬餘元，(約當時實物棉花萬餘包)幾乎超過實有資金，後經美豐銀行經理李維成從中轉換，緩期繳納，不少分文。更有甚者，1943年，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後臺的瀘縣花紗布管制局，將其商號庫存棉花一萬餘包(約60萬斤)，由重慶運瀘的棉紗二百包(計八千並)，以所謂什麼專賣的目標，全部封存，後以官價付款，造成他商號無故損失全部價款的三分之二，貪官汙吏以此鉅款，中飽私囊，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1947年，“信通和”商號被瀘州直接稅局侯仲桓任內，一群貪婪的汙吏，以査漏稅為名，將所有賬薄全部拿去，時逾三月，不予理採，後由胡煥章從中說情，還是伸手要錢，實際完稅僅五幹多元，而敲榨的三萬五幹元真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弄得企業奄奄一息，瀕於棄潰。這次打擊對陳先生來說真是有些心灰意冷。
好在後經股東增資，勉強經營。當時民族工商業，在夾縫中生存，雖有經營能力，但有三重大山的壓榨剝削，大魚吃小魚，掙扎在風雨飄搖之中，隨時都有關門倒閉的危險，歷經苦難，豈能休養生息。
1945年，因幣制多變，各地倒風甚熾，物資賣不脫，賬項收不回。在漢口運出的鐵桶二幹多個，由川運出的桐油八萬多斤，白糖十萬多斤，在沙市被國民黨軍隊封船搭浮橋，所有鐵桶，油糖，全部失蹤，原在宜、沙、漢的物資絕大多數被盜竊，各分莊的職員，無能為力地呆守收賬，拖到宜、沙解放後，川南還有物資，無法起運，全部商品分給各股東自行處理，業務無法開展，陷於停頓。實在令人惋惜，每當江陽沽酒客，看到這些曾經的材料，就想如是陳先生生於此時，依據他的經商天賦和人品，定當成為瀘州商業翹楚，肯定會有更大的成就，真是時不與他啊！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瀘州首次召開各界人民代表大會，陳先生有幸被選為委員。請假到各莊辦理結束，能收的就收，暫時收不回來的辦個手續，並把員工撤回瀘州，1950年8月，將全部資產按股分攤。天慶長商號到此結束。
1951年初，川南行署召開土產物資交流會議，陳先生即響應號召，發起組織，與財政廳合資，集資三十萬元。成立川南新生公私合營土產運銷聯營社，並再次由他當經理，所有成員，由各股東推薦，共有成員一百六十多人。設立分支機構和加工廠十二處。行署並省後，公股撤退了，改為私私合營股份有限公司。
陳先生曾經說，久經商業難避風險，若一舉失誤，就會全牢覆沒，根基不穩，深思熟慮，改弦易轍工商並舉。他曾在1954年，集資二萬元，在桂花街新建“福壽同”麴酒廠，上半年建成，下半年投產，建九個新窖以老窖槽子麴酒泡後發酵蒸烤，其質量，在其它新窖中稱優質。配備兩班，年產7萬2千斤，技師，工人等約有二十餘人。廠址，建築，泥土，用水等均合格。於1950年合併的義申曲酒釀造聯營社。
1950年，獨資五千元，在桂花街，新建“麥田”麵粉廠，完全人畜操作，自推粉，自制面，乾溼粉條質量較優，銷路甚廣，約有員工10餘人。後因化工學院，需要建築以朝陽路鋪房掉換。仍繼續生產。
1951年，集資三萬元，在永豐橋，新建“新生”骨粉廠，有員工30餘人，建成投資不久，因當時商業不能兼營工業的政策公佈後，把全套設備，原材料，成品等，全交市工業局，後定股為五千元。
陳先生是瀘州土產大王，其經營方式和管理理念，即便今天也不過時，他曾說自己本著“逢賤莫懶，逢貴莫趕”，調濟市場餘缺，溝通物資交流的原則。土產物資，關係到國計民生。一日不可缺少的種類。在市場上，別人不買，我下手，別人不賣我則拋，不囤積居奇，待價而沽，謀取厚利，利潤一般掌握在50％左右（輕小利重長遠，李嘉誠也是如此）。加速資金週轉，減少利息，仍有可劃。既不加重消費負擔，又振我號聲譽，大多往來商客戶，都有樂於向我號成交。（這不就是一種儒商精神嗎？）
在商品質量上，注重精選，妥善裝卸，無水浸黴變，交貨時均達上等成色。在購進方面，“燒冷灶”。扶持困難小，坊，如對糖房、漏棚、擂房、他們資金短少，旺季到來，對甘蔗、黃谷、難以收購加工，採取先款後貨的優惠辦法，既扶持小廠，又保證收購貨源，如曾佑明擂房，向其號成交50萬斤磧米，價銀一萬多兩，先付給貨款80％，他的週轉靈活起來，交貨也保證及時，達到兩利。不少廠坊，源源找上門來，比起其它土產運銷單位，在進貨上，要勝過一籌。
準確預測市場，具有應變能力，在國民黨統治時間，幣制多變。由法幣到金元券，關金券，又改銀元券，幣制的惡性循環，造成物價一日數變，在此情況下，本著存貨不存錢的原則，掌握主動權，既渡險灘，又能獲利。
1945年的抗戰勝利，工商業中稱為“放火炮”。不少商戶仍奉行存貨不存錢的老套套，火炮一響，物價狂跌倒賬關門的，比比皆是，陳則不同，是存錢不存貨，首先預測市場變化，物價趨跌他就賣，甚致也賣光為止，不但未受損，反而發了“勝利財”。
在運營中，他實行經濟公開，民主理管的群眾路線。為了掌握全局經營活動情況，規定各分莊向總號三天一次詳明信，(報告業務活動情況)要事發電報，急事掛電話，五天抄報一次日記賬（是不是跟今天很多寫經營日報日誌類似，但是今天很多老闆根本就是空有其形式，沒抓住要點。），總號和分莊都設大粉牌，列出各往來戶的存、欠數目，便於經理了解全盤經濟情況，調動資金，指揮業務和每個員工心中有數，又可查對各分莊的資金物資庫存實況。粉牌所列數目的異動收據，由大家會同查對，填上滾存表。
總號錢櫃鑰匙，無人專管，掛在旁邊，誰需誰取，每晚結賬，分文不差，多年來都照此執行並無挪用偷盜等事故發生，這與經濟公開，福利平等，激發所有員，視企業為家的思想覺悟分不開的，從而牢固樹立了企業盛衰，陳先生說總結這些都是多年見到，瀘州商界的一些經驗教訓與切膚之痛的思想基礎。
商品保管，除多數土產物資，由賣方交貨直運買方，不需倉儲外，仍有不少商品需要進倉堆碼高約四公尺，視商品質量規格，至二月翻倉一次，或開包把地氣衝出去，保持商品質量達到驗收標準。每天早上由他分配當天工作，並講明作法，中午或晚上大家座談各自工作中的經驗和問題，這樣有助於經理人指揮全盤業務。
深入群眾，掌握思想情況。要順利的開展業務工作，首先要抓員工思想，平易近人，深入實際，和員工打成一片，在思想上以心換心，在工作上，支持幫助，在生活上，關心疾苦，不主觀臆斷，不動輒訓人，即使有錯誤，給以教育幫助，不一棍子打死，做到口服心服，並未開除過一人。在一切福利上，一視同仁。賞罰嚴明，不厚此薄彼。使全體員工團結在企業的周圍，在工作安排上，員工一呼即走，並無畏縮不前。凡是工作，身先士卒，大家動手，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齊心合力，擰成一股繩，使業務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對進店學徒，先講務業情況，徵求自願，願者留，不願者去。學徒進店第一年除裝煙倒茶，添飯打洗臉水，搞衛生外，學習商場中的接待禮節，招呼應酬，對人稱謂。業務上的名詞術語等。第二年，上櫃臺，熟習商品知識，學算盤，習字，抄錄往來信稿和伙食賬，以及門市、倉庫等操作。第三年，根據各自的學習成績，分配各分莊見習，待有工作能力時，再派往各分莊正式工作。調換另一批迴總號學習，培養有素的業務，採購、儲運、財會等方面的人才，生手不能上陣，形成精兵幹練，強有力，功底厚的業務班子。
在訓練中，動之以情，以老代新，言傳身教，聲同時進行，分各個部門見習的學徒，較紮實的學到各種專業知識。如新生公司的成立不僅解決了一百六十多人的就業問題，而且培養了不少業務能手，輸送到各國營公司和機關工作。
在用人上“任人唯賢”。以德才兼備，對人接物俱佳者為招聘對象，從不任人為親，濫用私情。在處理一切問題，以身作則，公正無私，從而團結一致，親密無間，工作上全力以赴，不斷取得顯著成效，
在工資待遇上，是以實物計算，總號經理每月不超過400斤大米，莊號負責人不超過300斤，學徒第一年每月50斤，第二年100斤，第三年150斤，不定期發給，隨要隨支。伙食費由企業供給，按食米的100斤價值增加二倍為每人付食費，生活一律平等，不開兩樣伙食。頭一年未支完的工資，可連同當年的紅獎作為入股，與股東同樣分得紅利，由於企業好壞，關係到員工個人得失，人與企業掛起鉤來，無不關心生產。積極工作。
關心公益回饋社會，跟大多數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商人一樣，陳先生也將所得部份利潤，捐助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民國時期捐助單位有川南師範附小，新建教學大樓，捐助銀幣1幹1百多元，北城小學校長廖澤溫改建教室，陳代買木料和僱工，捐助銀幣七百多元；桐蔭中學校長陰倫表，為購買圖書，捐助銀幣二百元；峨眉中學，買圖書捐助銀幣百元；新建培基小學，除募得款五百多元外，他負責全部修好。捐助銀幣五千多元；又為高山廟、鄰玉、新溪、水神廟等小學的修建和維修共捐助銀幣一千元左右。
陳先生於1990年去世，享年97，得享高壽，生前曾先後擔任過瀘州市工商聯1至5屆執行委員、2屆副主任委員，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轄瀘州市政協委員，省工商聯3屆執行委員、4屆顧問等。
今天給大家講述他的故事，江陽沽酒客覺得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瀘州商界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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