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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鄭秀，和他是清華大學的同學。

與出身沒落官僚家庭的曹禺不同，鄭秀是個大家閨秀，她父親鄭烈和舅父林文都是同盟會元老，林文是“黃花崗72烈士”之一，民國成立後，日本江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鄭烈出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秀也因此選擇就讀於清華大學法律系。

可沒想到，曹禺多才也多情，一生情緣無數。

兩人婚後不久，曹禺就與方瑞產生了長達十年的婚外情，還另外組建了一個家庭。鄭秀迫不得已與曹禺離婚後，帶著兩個女兒獨自生活，即使如此，她也割捨不下曹禺，寧可放棄跟著父親前往臺灣的機會，也要在大陸苦苦守候曹禺回頭。

1989年，重病在身的鄭秀多方請求，要見曹禺最後一面，但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臨終前，她仍在病榻上呼喚著曹禺的小名“家寶”。

在她的葬禮上，早已三婚的曹禺派人送來了一隻巨大的花籃。

為一個根本不愛自己的人痴情至死，是可悲的，如同水中撈月、緣木求魚。這個出身同盟會革命世家、清華大學法律系畢業、才貌雙全的女子，就這樣為情所困，虛擲一生、無所作為，值得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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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舞臺上的這個“娜拉”，是男生演的

1931年，19歲的鄭秀還在著名的北平貝滿女中讀書，跟著同學來到清華大禮堂觀看話劇《娜拉出走之後》，謝幕之後，她跟著同學來到幕後，看到謝妝之後的“娜拉”扮演者竟是一個叫萬家寶的男生，不禁驚訝萬分。

萬家寶，就是後來的著名劇作家，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的曹禺，這時也只有21歲，是清華西洋文學系的大三學生，他其貌不揚、個頭不高、戴著一副眼鏡，與剛才舞臺上那激情表演的“娜拉”，完全判若兩人。

年輕時的曹禺

曹禺同樣對面前清秀雅緻的少女產生了深刻印象，第二年，鄭秀考進清華大學法律系，清華當時女生很少，這也是曹禺不得不在話劇舞臺上“男扮女裝”的原因，相形之下，英文流利、才貌出眾的鄭秀在校園裡十分引人注目。

1933年春天，話劇社排演新戲《罪》，由曹禺擔任導演並扮演男主角拉里，他特地邀請鄭秀扮演女主角汪達，藉機接近並追求鄭秀。

但鄭秀考慮到自己剛進大學，還不想戀愛，就拒絕了曹禺，痴迷不已的曹禺整天在女生宿舍照瀾院18號旁的小樹林裡徘徊，整宿整宿地守在那裡，遙望著鄭秀宿舍的窗戶，還因此病倒了。話劇公演後，轟動了清華校園，鄭秀也被他的痴情打動了。

這個夏天，曹禺順利畢業，暑假裡，他與鄭秀兩人相約留校，一起在清華園圖書館裡讀書。曹禺就在此時開始創作劇本《雷雨》，鄭秀是他的第一位讀者，為他謄寫稿件，聽他詳述劇中的人物構思和命運，月夜，二人漫步在暑假空曠的校園裡，沉浸在戲劇與文學的世界裡，愛情也悄悄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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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一舉成名，鄭秀迴歸家庭

1933年秋天，已入讀清華研究院的曹禺收到保定明德學校的聘書，由於曹禺自幼失母、父親在幾年前病故，他必須挑起養家的責任，於是他前往保定任中學英語教員，並將鄭秀幫他謄抄的《雷雨》一稿寄給巴金。

1934年，在巴金的推薦下，《雷雨》在全國最大型的雜誌《文學季刊》上登出，不久，由留日中國學生搬上舞臺，又在國內公演，轟動全國，被稱為當時中國最好的一部話劇。不久，年輕的曹禺又創作了《日出》、《原野》，從此一舉成名，從窮學生成為全國文化名人。

1936年，鄭秀從清華大學法律系畢業，為了與鄭秀相聚，曹禺跟著鄭秀來到她父母家所在的南京，任教於剛剛成立的中國國立戲劇專科學校，24歲的鄭秀沒和同學們一樣出國深造，而是到南京審計部當了一名小職員。

1936年11月26日，曹禺和鄭秀在南京平倉巷德瑞奧同學會舉行了訂婚儀式。訂婚宴上，文化名人云集，巴金先生特地送來洋娃娃，祝二人早生貴子。

曹禺與鄭秀的結婚照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遷往長沙，1937年10月，曹禺和鄭秀在長沙青年會舉辦了婚禮，不久，二人跟著劇專又遷往四川省江安縣，曹禺任戲校的教務主任，鄭秀則接連生下兩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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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枯竭的曹禺，以婚外情創作了話劇《北京人》

鄭秀是千金小姐出身，生活講究、酷愛整潔，她跟著曹禺住在江安縣一處破舊的老宅裡，經濟困窘，婚後，二人之間性格、出身、興趣的差距越來越大。

鄭秀回憶說，曹禺不愛洗澡，哪怕她把衣物和洗澡用品全都準備好了，曹禺會關上門一邊看書、一邊放水裝作洗澡。

而據曹禺說，當時鄭秀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沒有出外任職，當上了全職主婦，閒暇的日子裡，她常常和劇專的太太們一起打麻將，有時還拉著曹禺湊數，這種安逸無趣的生活，讓胸懷大志的曹禺充滿了厭倦。

戰亂中的曹禺，雖然在戲劇界名聲很大，但身份仍不過是劇專的一名窮教師，既無權勢又無財富，為此他突發奇想，想要以文章動公卿，寫了一部功利之作《蛻變》，被譽為“戰後最能表現中國偉大的脫舊變新時代精神的劇作與史詩”。

曹禺為了埋頭寫作《蛻變》，下了番苦功夫，閉門謝客一個多月，還把因擔心他身體狀況而限制他寫作的鄭秀母女送到她重慶的父親家裡，自己一個人呆在江安縣的劇專，他們倆的婚姻，因此悄然出現了裂痕。

曹禺這部對“自由中國”的歌功頌德之作，出版排演後，未能讓他搖身一變“暮登天子堂”，反而陷入了創作瓶頸。

曹禺少年得志，二十來歲就接連創作了《雷雨》、《日出》、《原野》三部經典話劇。

事實上，他這輩子藝術創作上的高峰就停留在了這個階段，後期的作品，全都無法超過這三部話劇的成就。黃永玉曾寫信給晚年的曹禺，稱對曹禺後來的作品一部都不喜歡。

也許，是與鄭秀的這場戀愛給了他激情。正是結識鄭秀之後，曹禺才接連創作了這三部經典劇作。

鄭秀也頗為懷念清華園與南京時二人朝夕相處的戀愛時光，鄭秀生病時，曹禺天天來看她，為她講述外國電影，為她大段大段地背誦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愛情臺詞。

而如今，孩子們陸續出生，他們倆陷入了日常生活的瑣事中，激情不復往日。

王蒙在紀念文章《永遠的“雷雨”》，記錄了曹禺向他發的感慨：“王蒙你知道問題在什麼地方嗎？從寫完《蛻變》，我已經枯竭了！”

1940年，一位與眾不同的美人方瑞，出現在三十歲的曹禺身邊。

方瑞是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的乾女兒，楊振聲不管是在青島大學當校長，還是在清華大學當教授，都長期把年輕二十歲的方瑞帶在身邊，引起了社會上不少譏議。

對此，梁實秋文章裡寫過，楊振聲出任青島大學校長兩年，未帶妻子，與鄧初、方瑞一家共居一宅，很是愉快，此後去清華大學，楊振聲也將乾女兒方瑞帶在身邊，梁實秋記錄稱“今甫（即楊振聲）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乾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悠哉遊哉的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朱自清日記裡也記載過：“訪今甫，見鄧小姐，學詩學畫，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

方瑞原名鄧繹生，出自江南名門世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之後，父親鄧初與陳獨秀、楊振聲等人都是故交，楊振聲曾給鄧初建議，讓他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讀書，而是留在家裡好好栽培成，讓她成為中國最後一名熟諳國學的大家閨秀。

前排中間為方瑞

後來，曹禺把楊振聲和方瑞及自己之間的三角故事寫進了《北京人》，稱楊振聲是劇中老太爺“曾皓”的原型，“剝奪年輕姑娘的感情”。

曹禺晚年在與田本相的談話中回憶說：“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說是用我的心靈塑造的。我是根據我死去的愛人方瑞來寫愫方的。”

在《北京人》劇本中，曹禺這樣描寫著“愫方”：“愫方名字是不足以表現進來這位蒼白女子的性格的，她也就有三十歲上下的模樣，出生在江南的名門世家，父親也是個名士。名士風流，身後非常蕭條，從此就遵守母親的遺囑，長住在北平曾家，再也沒有回過江南。”對於愫方的外貌，則是：“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恍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裡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她人瘦小，圓臉，大眼睛，驀一看，怯怯的十分動人矜惜，依然保持昔日閨秀的幽麗，說話聲音溫婉動聽，但多半在無言的微笑中靜聆旁人的話語。”

方瑞和妹妹住在一起，房間就在曹禺對門，據曹禺說，她房中掛著山水畫和幾幅工筆仕女圖，桌上有硯臺、竹筆筒，床上掛著白帳子和素靜色的被褥，極具紅樓夢中小姐書房的古典氣息。

甫見到這個“中國最後一個大家閨秀”，新婚不到兩年的曹禺便又墜入了愛河，而此時，鄭秀生下了第一個女兒萬黛，肚子裡又有了他們的第二個女兒萬昭。

鄭秀後來回憶說：“那時我家裡有許多學生來，鄧繹生也來。沒有想到她對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鄧繹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鄧繹生鬧了一次。有個楊嫂（方琯德家的傭人），扮演了一個傳遞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楊嫂來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見了。楊嫂呆了一會兒，曹禺就外出了。我從後邊尾隨，曹禺沒有發現。他到一個茶館裡坐下，便看鄧譯生的信，我從後邊把信奪了過去。是毛邊紙寫的，有一邊留在曹禺手裡，他便吃進肚裡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祕密。”

1942年，鄭秀與曹禺在劇專大鬧一場，曹禺只得辭職跟她來到重慶，在復旦大學兼課，而方瑞（鄧繹生）也來到了重慶，曹禺與方瑞開始同居，並向鄭秀提出離婚，鄭秀堅決不肯答應。

離不成婚的曹禺也就像他劇作《北京人》裡所寫，過上了一夫二妻的生活，鄭秀與曹禺的夫妻關係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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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不隨父前往臺灣，也要苦守一份無望的愛情

1948年冬天，解放戰爭勝利在即，身為國民黨高官的鄭烈隨著敗軍退往臺灣，他四次動員女兒鄭秀帶著兩個外孫女跟著自己一起赴臺，鄭秀都沒有答應。

此時，曹禺與方瑞已經同居六載、毫無迴歸家庭的意思，當中共地下黨組織動員曹禺祕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時，他也帶著方瑞同往，並未將去向告訴鄭秀。

對曹禺的下落，鄭秀毫不知情，但她幻想著，曹禺與她有兩個共同的女兒，二人也沒有辦理離婚手續，說不定有一天曹禺又回到自己身邊。

十年前的戀愛時光和初婚歲月是那麼美好，讓她不眠夜裡一遍遍地回顧著，渴望有一天能昔日重來。

最後，鄭烈派人把鄭秀母女接到上海龍華機場，勸她們和自己一起離開，可鄭秀卻在登機之際改變了主意，她要留下來，等候曹禺回心轉意。

鄭秀帶著兩個女兒跟父親告別，望著年過六十、雙目幾近失明的父親，鄭秀心中痛楚，她不忍心拋下老父獨自留在大陸，可又割不斷心中對曹禺的牽掛。

鄭秀與老父從此訣別，海天相分，生死永隔，她寧願冒著不孝之名，也要堅守著一份早已褪色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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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等候復婚，曹禺卻與京劇名演員三婚

1950年，曹禺任剛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為了與方瑞正式結婚，他派出大量親友遊說鄭秀，鄭秀迫不得已，與曹禺簽字離婚。

這次離婚儀式很是隆重，由鄭秀的工作單位中國人行經濟研究處和曹禺的單位中戲派了工會、人事幹部會同法院代表到場，以及兩家報社的記者見證。

法院裁決兩個女兒歸鄭秀撫養，曹禺每月負責撫養費。聽完裁決書後，鄭秀放聲痛哭。

曹禺與方瑞很快結婚，生下兩個女兒。

曹禺與方瑞一家

文革開始後，曹禺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農場，少經世事的方瑞精神上陷入了崩潰，1974年，長期服用安眠藥的方瑞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

曹禺身邊乏人照顧，鄭秀把學醫的大女兒萬黛派去照顧父親，瞭解曹禺飲食起居習慣的鄭秀還常常加以指點，女兒們盼望父母能夠複合，鄭秀也多次表達了這種嚮往。可1979年，曹禺卻宣佈與一位著名京劇演員李玉茹結婚。

李玉茹

而據《李玉茹自述》，李玉茹說，早在1947年，曹禺就開始對她熱烈追求，兩人互相愛慕，只是曹禺身為窮讀書人，並不受她母親的待見，1948年底，曹禺離開上海時，還帶著方瑞一同到她家告別。

方瑞去世後，1978年，曹禺剛剛平反不久，在上海與出任京劇院三團團長的李玉茹重逢，很快領取了結婚證。

曹禺與李玉茹

但第三次經歷愛情的曹禺，卻仍然沒寫出像樣的作品，李玉茹說此時的曹禺已瀕於精神崩潰，一方面，到處出席社會活動、寫作應景之作；另一方面，又為自己寫不出好的作品而痛苦。

曹禺靠戀愛來創作優秀戲劇的老法子，不靈了。

對此，他的諍友黃永玉在信中認真地批評道：“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於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

三十歲之後，曹禺的多部作品都是應景隨時之作，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卻試圖要通過新的戀愛來找回當年的自己。

在和李玉茹結婚之前，他就曾寫信給李玉茹的女兒：“我現在不知寫什麼！甚至於怕寫不出什麼來了！也許你媽媽會治我這種恐慌症、空虛病，……有了她，我可以說出許多話，許多感情，而她又是多麼能勸解、分析、解釋。”

是和鄭秀戀愛結婚那幾年中才思泉湧、傑出頻出的成功經驗，讓曹禺誤以為藝術創作要靠愛情、靠燃燒著激情的新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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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情不是你的錯，不成長才是

1989年，鄭秀病重入院，她多方提出要求，想見到曹禺最後一面，但並未如願，對此，曹禺解釋說當時他也已經體弱多病、長期住院。

鄭秀臨終之際，猶然呼喚著曹禺的小名“家寶”，最終她滿懷遺憾地離開了人世，此生再也無法見到那份熄滅的愛情重燃。

在她的葬禮上，曹禺派人送來了一隻巨大的花籃，“是整個靈堂中最引人注目的，這不單單是因為他的名字，更是因為那是一個足以使整個靈堂內所有的鮮花、輓聯、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一生痴愛、一生追隨，所得的回報不過是一個葬禮上的花籃，這不僅是可嘆，甚至有幾分可悲。

鄭秀出身世家，在就讀貝滿女中已經是引人注目的才女，英文、成績、活動能力都十分出色，後來又考進了清華大學法律系，可剛上大學就陷入了戀愛，一畢業就生兒育女，在學問追求上止步不前，最終，她除了在中國人民銀行經濟處從事過幾年資料工作外，無所作為，沒有做出一番事業。

正因為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婚姻家庭之中，當愛情離開之後，她顯得是那麼脆弱、那麼卑微、那麼無助，竟把人生意義全都寄託於曹禺在家庭中的去就上。

她辜負了自己的才華和青春，哪怕痴情守候再久，哪怕心中再苦痛，也沒能挽回曹禺那早就消逝了的情意。

還是用舒婷的《致橡樹》來嘆息鄭秀的一生吧：“我如果愛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如果愛你，絕不學痴情的鳥兒……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好的愛情應該是，就算你轉身離開，我還是可以成為優秀的我自己，原本，優秀才是你愛我的理由，你走不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