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敏《懋齋詩鈔•東皋集》殘卷考論

顧斌

【內容提要】本文在詳細考察敦敏《懋齋詩鈔·東皋集》殘卷的“國圖藏本”與“哈佛藏本”流傳、抄錄關係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東皋集》的成集過程，進一步確立了其嚴格編年的版本屬性。維護了《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系敦敏乾隆癸未年的客觀事實，並據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說”有存在的依據和價值。

【關鍵詞】懋齋詩鈔·東皋集 成集 嚴格編年 曹雪芹卒年 癸未說

一

清宗室愛新覺羅·敦敏的《懋齋詩鈔•東皋集》殘卷是一部重要的曹學研究文獻，其核心價值在於支撐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說”的建立。殘卷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作於“癸未”年，結合敦誠於乾隆甲申年初挽曹雪芹，強有力地證明了曹雪芹卒於乾隆癸未年。此說甫提出，一度使胡適放棄了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批語“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提出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說”。然而這種認識，在《懋齋詩鈔•東皋集》被發現後的70年裡，並不被完全認同，部分研究者對“《懋齋詩鈔•東皋集》嚴格編年”，以及“《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作於‘癸未’”，一直持懷疑、否定態度。

然而，當我們審慎梳理、分析、論證這70年來有關《懋齋詩鈔•東皋集》的研究過程和成果時，發現支撐“癸未說”的證據鏈依然堅實。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近年出版的作為普及本的某權威校本《紅樓夢》的前言中，在作者沒有掌握能夠徹底否定《懋齋詩鈔•東皋集》嚴格編年”、“《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作於‘癸未’”證據的情況下，把曹雪芹卒年“癸未說”完全抹殺了，只是將曹雪芹卒年“壬午”一說強加給了讀者。讓讀者切實感受到了胡適在創立新紅學時提出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切跟著證據走”的學術理念被一點點吞噬。學術研究是一個追求真理的過程，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否定一種學說，這不能不說是百年紅學的倒退。因此，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對支持曹雪芹卒年“癸未說”的證據敦敏《懋齋詩鈔•東皋集》殘卷進行綜合考論，對建立嚴謹、科學的紅學研究方法、體系，樹立良好學風，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懋齋詩鈔•東皋集》的版本現已發現三種：一是1947年周汝昌於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的清末富察恩豐輯《八旗叢書》之《懋齋詩鈔•東皋集》抄本，今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下文簡稱“哈佛藏本”）。二是1954年吳恩裕從編《八旗藝文編目》的恩華氏家裡發現的《懋齋詩鈔•東皋集》的稿本，今藏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國圖藏本”）。三是2014年筆者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的《八旗叢書》中《懋齋詩鈔•東皋集》抄本之副本，經校勘核對，此本同於“哈佛藏本”。

“哈佛藏本”在1947年被周汝昌發現並撰文提出曹雪芹卒年“癸未說”後不久，就遠渡重洋被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自此，這部珍貴的曹學研究文獻就一直靜靜地躺在圖書館的古籍室裡，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海外趙岡和余英時才先後目驗，並撰文詳細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葉嘉瑩幫周汝昌複印了一份，但複印件後來也迷失了。2009年，筆者與時任哈佛燕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聯繫，向其瞭解“哈佛藏本”的情況，承沈先生厚誼，多次通過遠洋電話向我作了詳細介紹。此後不久，我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網站下載到全套《八旗叢書》彩色高清電子圖片，並將其中的《懋齋詩鈔》圖片提供給了2010年在天津召開的“周汝昌文化論壇”組委會和部分師友。而“國圖藏本”於1954年被發現，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作為“孤本珍本”影印出版（下文簡稱“影印本”），1977年臺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年上海古籍刊行社，先後四次據“影印本”翻印。2012年，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周斌參校“影印本”將“哈佛藏本”的電子本校點出版（下文簡稱“周校本”）。

自1962年3月起，因籌備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紀念展覽，圍繞著曹雪芹卒年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在研究曹雪芹問題上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討論。這次討論的焦點問題，也就是《懋齋詩鈔·東皋集》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的寫作時間。因“哈佛藏本”遠藏美國，國內學者很難看到，所以在這場“大會戰”中，所使用的《懋齋詩鈔•東皋集》系“國圖藏本”和“影印本”。而此後有關曹雪芹卒年的論爭中，使用更多的是“影印本”和“影印本”的翻印本。

簡要回顧了《懋齋詩鈔•東皋集》的存世、影印情況和研究史，我們在此有五個問題提出來著重討論。

問題一：作為曹雪芹卒年“癸未說”重要文獻的研究，逐步從原始文獻研究轉移到了現代印本研究，那麼我們能不能通過研究《懋齋詩鈔•東皋集》的現代印本，來判斷《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寫作時間，去探討曹雪芹的卒年問題？

問題二：在探討曹雪芹卒年問題時，有研究者以“哈佛藏本”立論，也有研究者以“國圖藏本”及“影印本”立論，那麼“哈佛藏本”與“國圖藏本”到底是“父子關係”，還是“兄弟關係”，或者兩個本子根本就沒有關係？

問題三：關於“哈佛藏本”與“國圖藏本”的流傳，由於證據材料的不足，以往研究中存在太多主觀臆測的成分，以致觀點層出不窮，莫衷一是。這兩個本子的流傳經過，會對《詩抄》編年研究起到哪些輔助作用？

問題四：“國圖藏本”上有10餘頁的空頁，部分詩被裁剪、粘貼達40餘處，這些情形是怎麼形成的？這又能為“國圖藏本”的成集、編年研究提供什麼樣的思考？

問題五：“國圖藏本”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稿本？燕野頑民題記言《詩抄》曾被其“略為粘補”。那麼，粘補後《懋齋詩鈔•東皋集》的詩序有沒有被打亂？“詩是按年編的，有條不紊”的說法能不能成立？

三

1955年9月，文學古籍刊行社將“國圖藏本”作為“珍本孤本”影印出版，但由於受當時影印技術的限制，以及主持影印工作人員的主觀因素，導致影印失真極為嚴重。底本中的粘接、留空和缺頁、貼改、文字殘缺、錯裝等特徵，在影印本中都看不出來了。1957年，王佩璋撰文對影印本進行了批評，但也有不盡之處，筆者在複核影印底本膠片和原件後，發現影印本失真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文字漏印 王佩璋指出詩文正頁“東皋集”三字下被挖去約當六七個字一塊，末尚殘存“年”字之半，此殘半之字在影印本中則不見了。筆者複核膠片和原本，此殘半之字如今只剩下一點墨跡，已分辨不出原系何字了。另，《東皋集》自序第一句“自山海歸”上原本旁跨“戊寅夏”三字，“夏”本作“歲”，系貼改。此“戊寅夏”三字影印本漏印。

左：國圖藏本 右：影印本

（二）詩文移位 相當於“影印本”第94頁末行處有一詩題《題朱大川畫菊花枝上一雀》原本在《題畫四首》前，被移位到第96頁末行處，與第97頁的“此花稱逸士，此鳥亦朋友，……”，構成詩題與詩文相接，接續在原本錯裝的《題畫四首》之後。此一移位，使影印本變成無縫天衣，一點問題也看不出來了。後來，研究者討論《懋齋詩鈔》的編年問題，涉及到這兩題詩的系年，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國圖藏本

影印本

（三）抽取空頁 原本還有許多地方留有半葉白紙，而影印本竟都抽取了，把下面半葉上推半葉來印，抽取達12頁之多。被抽取的12張白紙分別在相當於“影印本”如下頁碼之間：22—23、42—43、51—52、59—60、61—62、64—65、78—79、83—84、86—87、92—93、108—109、113—114。在影印時，這樣處理可能是為了節省印刷成本，但導致第51頁、52頁不相關聯的文字內容連接在了一起，因此失去原本的原狀。

國圖藏本

影印本

（四）修改板心 影印時抽取了12張空白紙頁，致使文中部分版心不銜接，在影印時又修改了26個書頁的版心，使版心能銜接起來，分別是23、24、25、26、27、28 、29、30、31、 32、33、34、35、36、37、38、39、40、41、42、52、53、54、55、56、92。版心的修改，使“影印本”變得“天衣無縫”了，但背離了影印底本的原貌。

（左：國圖藏本 右：影印本）

（五）印刷模糊 原稿本中，詩的剪接處有27處之多，不但有剪成一首一首地粘接的，也有剪成一行一行粘接的。無論序文詩文都有許多貼改之處，如燕野頑民之題識是藍絲八行箋，粘貼在封面內頁；敦敏《東皋集》自序的“癸未夏”、“數年間”之“癸未”、“數”就是貼改的，與原抄字跡顯然不同，原字為 “庚辰”與“兩”；《古剎小憩》詩題下注之“癸未”是一個貼籤；《贈芹圃》(影印本第五七頁)之末句“一醉酕醄白眼斜”之“白眼斜”系後貼 改，原為“讀楚些”，而第一句“碧水青山曲徑遐”之“遐”也系後貼改，原為 “斜”。《春憶雜詩次漁洋先生上巳闢疆招同邵潛夫陳其年修禊水繪園八首原韻》中，《榆關道上》一首有小字注“兔耳，山名”，“耳”在影印本中猶如“且”；同詩《水南莊》一首“得魚不須上城市”句，“上”在影印本中形同“工”。在影印本上之空行原本上並非空行，是粘接留出的白紙。這些在影印本中都無痕跡可見，古籍刊行社也沒有說明。

以上這些情形的存在，足以說明“影印本”嚴重失真，用此“影印本”的編年來研究曹雪芹的卒年問題，是不嚴謹的，不科學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學術研究引用文獻出現錯誤，那麼所得出的結論又怎麼能是正確的呢？所以，探討曹雪芹卒年“癸未說”，必須拋棄“影印本”，回到原始文獻上來。

四

當我們拋棄“影印本”，回到“哈佛藏本”和“國圖藏本”上來，擺在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哈佛藏本”和“國圖藏本”的關係，即“哈佛藏本”與“國圖藏本”到底是“父子”關係，還是“兄弟”關係。如果“哈佛藏本”另有底本，與“國圖藏本”系兄弟關係，則可根據此本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寫於“癸未”直接推論曹雪芹死於乾隆癸未年。如果“國圖藏本”與“哈佛藏本”系“父子關係”，那麼“回到原始文獻上來”就要以“國圖藏本”為重點研究對象，就要科學、嚴謹地考察“國圖藏本”的編年嚴不嚴格了。

關於“國圖本”和哈佛本的關係，目前學界有兩種主要觀點。一是趙岡先生在詳細對校了“過錄本”（哈佛藏本）和“影印本”後，認為“毫無疑問哈佛本是根據國圖本過錄的”。二是余英時先生在對校了後發現兩個本子中有諸多異文，認為“現存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抄本《八旗叢書》（哈佛藏本）中的《懋齋詩鈔》跟一般影印本的底本（國圖藏本）是兩個系統，並不是依據影印本照抄，而是依據‘影印本’塗改之前的一種改本抄錄的”。

通過兩個本子的比對，可發現“哈佛藏本”收錄的詩作並無一首超出“國圖藏本”之外，且還少一首《敬亭招飲鬆軒》。同時發現“國圖藏本”中有詩題而詩句不完整的詩、有詩題而無詩句的詩、無詩題而殘存部分詩句的詩，“哈佛藏本”全缺。如“國圖藏本”中《八里莊望山》一詩，一二聯及第三聯的上聯完整，而第三聯的下聯僅存前三字“碧嶂晴”，此下全缺，“哈佛藏本”缺；《同敬亭、貽謀、大川載酒遊潞水，時三月五日也。分韻得東字》一首，“國圖藏本”只存詩題，而無詩句，“哈佛藏本”缺；“國圖藏本”中《村宿》與《題敬亭<琵琶行>填詞後二首》二詩之間存無詩題殘詩末二十二字，據《熙朝雅頌集》收錄敦敏詩作可知該詩詩題為《雨，慶豐閘觀水》，“國圖藏本”缺前六十二字，此殘詩“哈佛藏本”缺。比對發現，“國圖藏本”“入春已十日”一詩無題，但“哈佛藏本”此詩被加上一個題目——入春。然而細讀此詩，是郊遊豐臺道上某處所賦。“入春”兩字太廣泛，絕非原題。當系恩豐抄錄時所加，以求形式完整，故採用這樣一個空泛的題目。更為重要的是，“國圖藏本”中的錯字，“哈佛藏本”跟著錯。如《行舟四詠》之《櫓》中“欸乃下前川”，同誤作“疑乃下前川”；《寄松溪》中“泉石君憐顧愷之”，同誤作“泉石君憐顧凱之”。

以上比對結果基本可以證實“哈佛藏本”是根據“國圖藏本”抄錄的，余英時先生提出的“兩個系統”說，是不成立的。但餘先生通過校勘發現兩個本子存在諸多異文，這也是其“兩個系統”說的主要根據，那麼這些異文是怎麼形成的呢？周斌先生通過兩本校勘，基本考察清楚了這些異文形成的原因。

一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豐對“國圖藏本”中明顯的錯誤作了改正。例如：《題敬亭弟鬆崖披卷圖四首》“更向林泉深逸趣”，恩豐改“深”為“探”；《吊宅三卜孝廉二首》“昨歲遇燕市”，恩豐改“遇”為“過”；《豐慶閘酒樓和壁間韻》，恩豐乙正“豐慶閘”為“慶豐閘”；《春憶雜詩次漁洋先生〈上巳闢疆招同邵潛夫陳其年修褉水繪園八首〉原韻》“竹林蒼翠涼如雨，肆野村醪白於乳”，恩豐乙正“肆野”為“野肆”；同詩“上房仙梵發清音”，恩豐改“上房”為“上方”；《十月二十日謁先慈墓感賦》“此日悲依楓木深”，恩豐改“楓木”為“風木”；類似例子達20餘例，茲不贅述。

二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豐對“國圖藏本”中的失韻、失對等作了修訂。如《清明東郊》：“青帘遙隔岸，野肆綠陽煙。把酒問漁艇，臨風試馬蹄。孤篷春水闊，古寺夕陽低。薄暮未歸去，人家煙樹迷。”很明顯，首聯末字“煙”與全詩的音韻不相協調，以《平水韻》而論，“煙”屬“下平一先”之字，而“蹄”、“低”、“迷”則屬“上平八齊”之字，恩豐遂改“煙”為同屬“上平八齊”的“溪”字作了補救。又如《虛花十詠》之《鏡花》“明月寒夜侵桂影，澄潭秋靜印霞痕”一聯，上聯的“寒夜”與下聯的“秋靜”不對仗，恩豐乙正“寒夜”為“夜寒”作了補救。再如《二弟病足詩以慰之》中“贈君一言還自憐”句，敦敏改“還自憐”為“應怡然”，但無論是“還自憐”、“應怡然”都與該詩前“君今同病應相憐”重，恩豐將此句改為“贈君一言君勉旃”。

三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豐對“國圖藏本”中的不規範字替換為規範字。如將原稿中的“燈”替換為“燈”，“淚”替換為“淚”等。此外，還有一些字，兩人採用了不同的異體，雖有正體俗體之分，但無正確錯誤之別，如敦敏作“煙”而恩豐作“煙”，敦敏作“舊遊”而恩豐作“舊遊”，敦敏作“嘆”而恩豐作“嘆”等等。

確定了“國圖藏本”與“哈佛藏本”的“夫子關係”，則研究曹雪芹卒年“癸未說”就要回到“國圖藏本”上來。那麼“哈佛藏本”是不是就沒有價值了呢？是不是也需要像拋棄“影印本”一樣被拋棄呢？這種認識顯然是不對的。“哈佛藏本”將在探考“國圖藏本”的流傳、成集和編年問題中發揮重要的參考作用。

五

“國圖藏本”卷首有署名“燕野頑民”寫於“壬戌仲春二十九日”的一段題識，言及他從蘊輝閣得到的這個本子系“割裂不完之篇”的殘本，因惜之而“略為粘補成卷”。 題識內容並不長，但是“粘補”二字至為重要，成為了否定《懋齋詩鈔·東皋集》嚴格編年的主要證據。趙岡先生更是撰文說：“《懋齋詩鈔》中所有有關年月的記載是一份亂得無可再亂的亂帳。所謂‘按年編的，有條不紊’之話，說的好聽點是周汝昌個人的想象，說的難聽點則是周汝昌造的謠。”這段題識說明“國圖藏本”曾經被藏家燕野頑民“略為粘補”過，但燕野頑民並沒有交代“粘補”的具體情形，從而導致了研究者對“略為”做出了多重想象。無論是支持“癸未”論者，還是否定“癸未”論者，在這個問題上實則都陷入了各說各話的漩渦。

學術研究是一個追究真理的過程，需要研究者理性、客觀地運用證據，做出科學、嚴謹的邏輯論證。那麼我們該如何在這種學術規範和學術精神的導引下，走出“漩渦”還原出燕野頑民“粘補”的含義呢？燕野頑民的“粘補”有沒有改變“國圖藏本”中詩的排序？如果說燕野頑民的“粘補”沒有改變詩的排序，則我們的研究者人為地設置的“障礙”，就應當 剔除掉。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查“國圖藏本”和“哈佛藏本”的流傳，因為在前文中我們詳細論述了“哈佛藏本”抄自“國圖藏本”，比對發現“哈佛藏本”與“國圖藏本”中詩的排序完全一致（“國圖藏本”中《題畫四首》的排序，後文詳考），如果“哈佛藏本”的抄寫時間早於燕野頑民的“粘補”時間，則可證明燕野頑民的“略為粘補”並沒有改變“國圖藏本”中詩的排序。下面我們先回顧一下吳恩裕先生和趙岡先生對“國圖藏本”流傳的考論。

1954年盛暑之際，吳恩裕先生在參加了北京市的普選工作之後，全力奔走訪求有關曹雪芹的資料，在寫《八旗藝文編目》的恩華氏（已故）家裡發現大批乾、嘉之際的滿洲人著作，其中還有許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詩稿》、《懋齋詩鈔》等等都在裡面。全部書籍二千八百餘冊，當時都由鄭振鐸先生囑其代洽售與文化部，現歸國家圖書館收藏。據吳先生介紹：《懋齋詩鈔》竹紙抄本一冊。從紙色覘之，當是乾隆抄本。第一頁有燕野頑民的題識。題識署“壬戌仲春二十九日”。“壬戌”大約是同治元年。據題識，《詩鈔》原為蘊輝閣藏。最後的私人收藏者是蒙古巴嚕特恩華（字詠春）氏。《詩鈔》第一頁三個圖章中，“詠春”即恩華；“礪堂”姓蔣名攸銛，字穎芳，礪堂是號，遼陽人。生於乾隆三十一年，卒於道光十年；“臣本布衣”一章，王利器同志據印泥顏色謂為敦敏自己的圖章，但吳先生在蔣礪堂所藏的《退思齋詩鈔》中也發現了聯用的“臣本布衣”及“礪堂”兩個圖章，推論 “臣本布衣”一章也是蔣礪堂的。“燕野頑民”，不知為何許人。

據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閱此本所知，吳恩裕先生的介紹是比較客觀的，但將此本定名為《懋齋詩鈔》是不準確的，應該是《懋齋詩鈔·東皋集》，是敦敏詩集的一部分，且系殘本。同時，吳先生對“礪堂”、“臣本布衣”印章主人的考證，是有問題的，認為“壬戌”大約是同治元年，這更值得商榷。容後文詳考。

繼吳恩裕之先生後，趙岡先生又在吳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懋齋詩抄》的流傳做了詳細地考論和推斷，現摘其要點如下：

（1）敦敏以後，第一個收藏這個原抄本的人大概是蔣攸銛，字穎芳，號礪堂，固安縣人〔一說遼陽人)，漢軍鑲藍旗，清史及奉天道志均有傳。他生於乾隆三十一年，卒於道光十年(1766-1830)。

（2）第二位收藏此原抄本之人是蘊輝閣主人，此人目前未查考出，……蔣礪堂卒於道光十年（1830）……想來礪堂藏書不會死後立即散失。抄本落入蘊輝閣應是1840年以後的事。到了1862年又轉到燕野頑民手中。

（3）第三位收藏人就是燕野頑民。他在題識中說此書得自蘊輝閣，時間是在壬戌年。

（4）這部抄本，若干年後又轉到富察恩豐的手中，他據以抄成《八旗叢書》中的《懋齋詩鈔》過錄本。

（5）恩豐死後，其所藏八旗作品便轉入恩華手中，時間大約是1931年左右。……恩華何時去世，尚未查出。1954年他所藏的2800多冊書，經由吳恩裕介紹賣了出來，《懋齋詩鈔》原稿本就夾在這一批中。

綜合吳恩裕先生和趙岡先生的考論結果，我們可以簡要勾勒出“國圖藏本”的流傳經過：敦敏——礪堂、臣本布衣（蔣攸銛）——蘊輝閣主人——燕野頑民——富察恩豐——恩華（詠春）——國家圖書館。這個遞藏關係，目前是被學界所默認的。如果這個關係成立，則“哈佛藏本”是根據燕野頑民“粘補”後的本子抄的，詩的排序有沒有被打亂則不可考了。但是我們結合新近發現的材料來分析，這個遞藏關係的主體是不成立的。

（1）“國圖藏本”內有“臣本布衣”和“礪堂藏書”兩方連珠藏書章，吳恩裕和趙岡先生考證此兩方章的主人系生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於道光十年（1830），做過兩廣總督的蔣攸銛。但是承曹震先生告知他自藏一部宣統年間印本《綠棠吟館詩稿》，書中也鈐有“礪堂藏書”“臣本布衣”二印，形制與《懋齋詩鈔》鈐印同。而筆者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的光緒十六年刻本《金繩引證戒賭篇》的首頁也發現了“礪堂藏書”“臣本布衣”兩方藏印，形制與“國圖藏本”鈐印亦同，此時蔣攸銛早已亡故了。這說明“臣本布衣”和“礪堂藏書”兩方印章的印主或可不是蔣攸銛，但這不影響我們對燕野頑民的“粘補”有沒有打亂詩序的討論，留此存疑，容日後詳考。

“臣本布衣”、“礪堂藏書”連珠章

（2）趙岡先生之所以認定恩豐的抄錄在燕野頑民“粘補”之後，主要是他考察了恩豐的生平之後，認為“《八旗叢書》之抄成裝訂，應在1910年左右”，對燕野頑民“粘補”題識落款時間“壬戌仲春二十九日”的“壬午”，認為“可能是同治元年，（1862）” 。問題的關鍵是，趙岡先生認定“壬午”為1862年，只是一個推論，並沒有給出堅實的證據來證明。也就是說，幾十年來我們對“國圖藏本”的流傳認識，是建立在一個沒有證據支撐的推論基礎之上的。

燕野頑民的題識說到《懋齋詩鈔·東皋集》殘本得自“蘊輝閣”，而據蘭良永先生查證的材料可知“蘊輝閣”開設於民國十年、或十一年。

近讀孫殿起《琉璃廠小志》，欣見書中有“蘊輝閣”條，條下注：“朱玉群，字仲超，棗強縣人；嶽金貴，字博文，冀縣人；於民國十□年開設。” 而這一節所列琉璃廠寶號，是大致按開設時間順次排列的，蘊輝閣的上一條是開設於民國九年的振雅齋，下一條是開設於民國十二年的證古精舍。

既然“蘊輝閣”開設於民國十年、或十一年，那麼燕野頑民題識落款“壬午”只可能是1922年。考明瞭這一點，也就明瞭燕野頑民的“略為粘補”行為發生在恩豐據“國圖藏本”抄成“哈佛藏本”之後，“哈佛藏本”的詩序印證“國圖藏本”詩序並沒有被打亂。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還原一下“國圖藏本”的流傳經過：敦敏……礪堂、臣本布衣（存疑）——富察恩豐——蘊輝閣主人——燕野頑民——恩華（詠春）——國家圖書館。

六

通過考察“哈佛藏本”的流傳經過，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國圖藏本”雖然被燕野頑民粘補過，但詩的排序並沒有被打亂，這就為下一步深入研究詩的編年奠定了基礎。在探討“國圖藏本”的編年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國圖藏本”的成集做詳細考證，為編年研究做鋪墊。下面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本子的基本形態。

通觀“國圖藏本”，有幾個顯著的現象需要特別注意：（1）詩稿中的詩有被剪接、粘貼的痕跡。詩的剪接處有五十幾處之多，有的是幾首詩抄在一張紙上，也有一首詩抄在一張紙上，彼此粘接在一起。（2）詩被粘接的情況也有不同，有的是在中間補上了一塊白紙，紙上什麼也沒有寫，只用墨筆描出了上下欄，有的是直接把兩張詩稿粘接在一起，中間留下一道接縫，整部詩稿中還留有12頁的空白紙。（3）《詩鈔》序言中涉及紀年的文字有被貼改的痕跡。“戊寅夏”三字系旁添，“夏”本作“歲”，系貼改；“庚辰夏，長日如年”句中的“庚辰”被貼改“癸未”；“兩年間得詩若干首”中的“兩”被貼改為“數”。（4）詩稿正文中，《古剎小憩》詩題下有一個署“癸未”的貼條，研究者多認為“癸未”系挖改，原年月之字已挖去不可見。（5）詩稿中，抄寫詩的字體極為工整、秀麗，且筆跡一致。大量詩句被圈改，圈改的筆跡也一致，且不同於抄詩筆跡。為什麼稿本會呈現這樣一副面目呢？這些客觀存在的因素是怎麼形成的？下面我們先回顧一下陳毓羆先生的分析和判斷。

我估計很可能是這些詩原來零散抄在同一式樣的單篇稿紙上，後來才剪貼粘連在一起。是誰剪貼的，雖不可考，大概不是作者隨作隨抄、隨剪隨貼的，那他何必不直接抄在一個稿本上更為乾脆，而要花費如此大的氣力?可能是作者晚年剪貼的，不過這一可能性也不大。第一，既然是作者後來剪貼上去的，為什麼他不另外寫一個序，而把東皋集的序貼在前面? 第二，有的詩只有題而無詩，他在剪貼時完全可以刪去或者補抄，而並沒有作。第三，為什麼最後的三首詩(《水閣山莊》等)他要把自己的手跡一行一行地剪貼在這個稿本上?他完全可以直接補抄這幾首。從這些看來，都好象是別人為了保存敦敏的手跡的緣故才發生的情況。因此，很有可能是在作者死後由他的親屬或朋友加以剪貼。我們不能不估計到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可能，就是後來的人得到了敦敏的零頁詩稿或原稿本的殘本，加以剪貼裱修，才成現在的稿本這個樣子。這並非憑空設想。現在保存下來的這個稿本的一位收藏者燕野頑民(真實姓名不可考)在壬戌年間(吳先生認為大約是同治元年)寫的題識上說：“今又得此殘本，故略為粘補成卷。”他粘補的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反正粘補過，這決不成間題。“略為”二字也不能看得過於死板，任何一個收藏家總不會承認自己大加修補以引起別人疑心的。

陳毓羆先生提出的疑問、分析和判斷，比較有代表性，涉及到詩稿成集的具體思考，但所得結論強調“別人為了保存敦敏的手跡的緣故”、“作者死後由他的親屬或朋友加以剪貼”，“後來的人得到了敦敏的零頁詩稿或原稿本的殘本，加以剪貼裱修”，顯然是不客觀的。陳先生的思路是有價值的，但思路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特別是用燕野頑民對詩稿的“粘補”來佐證自己的觀點，現在被證實是行不通的。因此，“國圖藏本”的成集問題要作新的思考。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在上古時期就已經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用富有聲韻格律之美和音樂性極強的詩詞歌賦來寄託自己的理想與希望，陶冶性情，讚美生活，反映現實。當然，詩也是古人生活的實錄，用詩這種體裁記錄自己一生的事蹟，或展現自己的詩藝才華。詩是情感的結晶和載體，但是記錄詩的形式或載體並不是單一的，可以是一個完整的詩本，也可以是一張素箋、一條日記，或題寫在朋友的書畫之上，等等。這些零散的詩箋被存於“篋衍”中，作者在閒暇之時再抄錄整理成冊，以布流傳。結合到《懋齋詩鈔·東皋集》上原詩抄寫極為工整，文字秀麗、統一來分析，“國圖藏本”不是敦敏詩集的原始稿本，而是一個抄寫整理本，抄錄者不一定就是敦敏自己，但是對詩作進行修改、潤色，只可能是作者自己。嚴格意義上說，“國圖藏本”屬於稿本中的清稿本，或者說是刊刻前作者的編輯本。詩是詩者心跡的載體，寄託了作者寫作時的情感與志趣，當整理時發現以往的詩作有違自己現今的情趣、志向，或者有涉政治“礙語”時，這樣的詩是不宜原本留存的，只有改寫或者刪除，“國圖藏本”中就有多首詩作被圈改。也就是說，作者在整理、修改詩作時，一定會有一個主導思想在支配修改。那麼，敦敏整理《懋齋詩鈔·東皋集》要表達什麼思想呢？我們或許可以從《東皋集》前的序言中找到答案。

戊寅夏自山海歸，謝客閉門，唯時時來往東皋間。蓋東皋前臨潞河，潞河南去數裡許，先塋在也。漁罾釣渚，時繪目前。時或乘輕舠，一槁蘆花深處，遇酒帘輒喜，喜或三五杯，隨風所之，得柳陰，則維舟吟嘯，往往睡去，至月上乃歸。偶或有所得，輒寫數語，以適情，率以為常，然未嘗示人也。癸未夏，長日如年，偶檢篋衍，數年得詩若干首，大約煙波漁艇之作居多，遂以東皋名之。夫煙波漁艇，素所志也。他年小築先塋之側，一棹滄浪，想笠屐歸村，應不至驚犬吠也。書此以代異日卜居左券。

這篇序言中 “戊寅夏”三字系旁添，“夏”本作“歲”；“庚辰夏，長日如年”句中的“庚辰”被貼改“癸未”；“兩年間得詩若干首”中的“兩”被貼改為“數”。據此可知現存的《東皋集》是敦敏分別於“庚辰”和“癸未”兩次整理完成的。第一次是將“戊寅夏”至“庚辰”的詩作編訂為《東皋集》，第二次又將“庚辰”至“癸未”的詩作增補進了《東皋集》。這篇序言限定了《東皋集》收詩的時間範圍和相對的空間範圍，以及編集的主要目的。敦敏是要藉此表明“煙波漁艇，素所志也”的生活志向，這種恬淡、閒適的生活正是他現在所經歷的。當然，隔絕塵氛，一棹滄浪，洗盡浮心，歸隱田園，寄情山水，也是他年之後的人生理想與追求。

當我們明瞭《東皋集》的主旨，那些與主旨無關，或者有礙時政，與當時社會政治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詩作是不宜留存的，必然會被敦敏刪除。刪除的具體方式有多種，可以墨筆塗抹、用紙籤粘貼，但這兩種方式有很大的侷限。墨筆塗抹，對於刪除詩作中的一句或少數幾句是可行的，如果要刪除連續的好幾首或者好幾頁詩，用這種方式就不實際了。而用紙籤粘貼也是有弊端的，紙籤晒乾後有脫落的風險。所以，最佳的刪詩方式就是剪切。一首也可以剪，連續幾首都可以剪。但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談到《東皋集》是一個完整的詩本，敦敏只有把本子拆開，根據需要進行修改、剪切。剪切後，詩本的原始形態被破壞了，此時只有加上襯紙進行粘貼，再重裝，一個能體現敦敏編輯思想的新本就形成。重裝後的本子，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國圖藏本”。而這個新本將會被重抄一次，作為下一次編輯的工作底本。

綜合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為“國圖藏本”的成集勾勒出一個清晰的輪廓：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敦敏（或抄手）先後兩次抄錄“來往東皋間”的詩作成《東皋集》，並以“煙波漁艇，素所志也”為主旨對詩集進行潤色、修改。在這個過程中，敦敏拆開了詩本，對不宜留存的詩作進行剪切刪改，此後又將剪切整理後的詩稿加襯紙粘貼，裝訂成冊。於此，我們或許可以想見敦敏當時在書齋專注、精心整理自己詩稿的情與景。

七

“國圖藏本”是一個經過作者剪切、粘貼的稿本，但是詩的粘貼並不是一首一首接續粘貼，而是剪切的詩與詩之間留有大量的空白，甚至還有多達12頁的空白紙。這種40餘處的空白能說明什麼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對此現象的唯一解釋只有一種，即敦敏在剪切整理的時候，有意識不改變詩的排序，而保留詩的原始位置，核心是為了保證《東皋集》的編年不被破壞。如果我們再結合《東皋集》中《清明東郊》詩題注“已下己卯”、《古剎小憩》詩題注“癸未”，則基本可以確定《懋齋詩鈔·東皋集》是一部編年體詩集。

《懋齋詩鈔·東皋集》是一部編年體詩集，這是學界基本認可的，只是研究者對《詩鈔》是否嚴格編年存在不同看法，對《小詩代簡寄曹雪芹》是否作於乾隆癸未年有不同意見。而持否定意見者，實則是因為對“國圖藏本”存在兩個認識誤區。

（1）“癸未”貼條與“挖改”、“貼改”

在“國圖藏本”的《古剎小憩》詩題下貼有一個紀年“癸未”的籤條，王佩璋先生查閱後說：“《古剎小憩》詩題下注被挖改成‘癸未’”。鄧允建著文說是“粘改”，甚至推測被挖改的兩個字可能是“庚辰”。陳毓羆“細看原稿”後說：“《古剎小憩》詩題下所著的‘癸未’二字並非是敦敏原注，那是後人寫在一塊小紙上貼補上去的。原來題的年月已挖去不可見。”此後不久，陳先生更是明確表示“《古剎小憩》題下原注是‘庚辰’二字，乃被後人挖改為‘癸未’”。研究者於是就認定《古剎小憩》原本不是癸未年的詩，而與該詩連紙的《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也不是癸未年詩作。

無論是“挖改”，還是“貼改”，以上三君俱認為“癸未”是後改的紀年，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三君都沒有拿出證據來證明《古剎小憩》的紀年被改過。而馮其庸先生用照光法目檢，發現“癸未”二字是粘貼在《古剎小憩》詩題下的空白處，其下“果然是空無一字”。筆者曾與樊志斌、於鵬學友共同查閱了“國圖藏本”紙質善本，隱約發現在“癸未”籤條下有一個不規則的洞。如果以此認定貼條下一定有紀年，客觀地說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有這個結果。這個洞是怎麼形成的已不可考，原紙上本來就有一個洞，也是有可能的。

而需要注意的是，《古剎小憩》這個詩題也是一個粘貼的籤條，這首詩的前面也有詩被剪切，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癸未年的第一首詩被敦敏整理時剪切掉。為了使紀年不錯亂，敦敏寫了一個“癸未”的籤條貼在現存癸未第一首詩《古剎小憩》詩題下，作為紀年標識。

國圖藏本之《古剎小憩》和“癸未”貼條

（2）《題畫四首》的錯裝與排序

插在“國圖藏本”《題朱大川畫菊花枝上一雀》後有一組四首詩——《題畫四首》，分別是敦敏題寫張可山梅溪小艇、沈石田青山宿雨、謝時臣溪山歲晚、張璞山萬竿煙雨的題畫詩。而敦敏之弟敦誠的《四鬆堂集》裡也有其題寫這四幅畫的詩作，創作時間為乾隆壬午年，有研究者據此認為敦敏的《題畫四首》也必然創作於壬午年。吳恩裕先生也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即“弟弟可以在壬午而哥哥也可以在癸未寫這四首同題詩”。

“題畫四首”在敦誠《四鬆堂集》付刻底本中的詩題是《東軒雅集主人出所藏舊畫數十軸同人分題》，敦誠筆記中對這個事件有詳細說明。

貽謀家藏古畫數十軸，皆宋元明人名跡。一日在東軒焚沉香，瀹佳茗，命餘一一品題，各為小詩。內有謝時臣“溪山歲晚”一軸，潑墨蒼古，洵非時筆所擬。餘以晴谷老人“松風亭子”易之。又有仇實父“東山攜妓圖”，人物飄逸，上有王文肅公題句，筆墨遒勁可愛。餘又安得以東坡仇池石易之耶!

在敦誠的另一部詩集《鷦鷯庵雜詩》中，這四首詩的詩題作《東軒雅集主人出所藏古畫數十軸，同子明兄分題，得四首》。根據這個詩題可知，在乾隆壬午年，敦氏兄弟於貽謀的東軒分別題寫了這四幅畫作。於此，則敦敏的《題畫四首》的寫作時間也必然是“壬午”年。

既然敦敏《題畫四首》寫於壬午，且排在《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之後，那豈不證明《懋齋詩鈔·東皋集》的編年的確不嚴格？其實不然。這四首題畫詩抄寫在一葉紙的上下兩面，而這一葉正好裝訂在《題朱大川畫菊花枝上一雀》的詩題與正文之間，很顯然這是敦敏整理裝訂的錯誤，不是詩的排序有誤。也就是說，用一葉的錯裝來否定整本詩集的嚴格編年是不客觀的。

（配圖）

在排除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認識誤區之後，我們理性審視周汝昌、黃一農等先生通過考察《詩鈔》中特定事件的時間，認定《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作於乾隆癸未年，是經得起現有證據檢驗的。至於有研究者從其他角度對《詩鈔》的編年提出質疑，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篇幅所限，茲不再贅述，如果實有答疑的必要，當再撰文請教。

八

行文至此，應該說《懋齋詩鈔》的成集與編年問題是比較清晰的了，但有三點是需要強調的：一是宏觀上考察《懋齋詩鈔·東皋集》是一部編年體的詩集，是敦敏在特定時間的一段人生經歷，具有日記記事的性質。二是整理者敦敏、抄錄者富察恩豐，以及後來的收藏者燕野頑民等都在有意識地維護詩集的編年。三是以往研究者對《詩鈔》編年的認識存在誤區。

綜合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作出幾條結論：（1）涉及到曹雪芹卒年“癸未說”的研究，《懋齋詩鈔·東皋集》殘本的現有影印本、翻印本都必須拋棄，應該以國家圖書館現存紙質善本為研究對象。（2）《懋齋詩鈔·東皋集》殘本的“國圖藏本”與“哈佛藏本”系父子關係，“哈佛藏本”抄錄於“國圖藏本”。抄錄整理時，富察恩豐對個別字、詞作了擅改。（3）富察恩豐的抄錄時間早於燕野頑民的“粘補”時間，燕野頑民的“略為粘補”行為並沒有改變《詩鈔》原始排序。（4）《懋齋詩鈔·東皋集》殘本是一部編年體詩集；敦敏在剪切整理時，也在有意識地保留詩作的原始排序，整部《詩鈔》的編年是嚴格的。（5）前輩學者通過考察《詩鈔》中特定事件的時間，認定《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寫作於乾隆癸未年，是經得起現有證據檢驗的。（6）《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作於乾隆癸未，結合敦誠在甲申年所作第一首詩《挽曹雪芹》，則曹雪芹卒年“癸未說”自有其存在的依據和價值。

曹雪芹卒年研究，屬於史學研究範疇，需要的是“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的科學研究方法，而沒有證據的臆測都是對學術求真理念的褻瀆。在沒有新的證據的前提下，直接將曹雪芹卒年“癸未說”抹殺掉，這是需要我們思考和警醒的。

附記：本文在收集資料和寫作過程中，得到沈津、高樹偉、周斌等師友無私的幫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