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五四運動中，“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可謂其中的高潮。
不過，讓人覺得納悶的是，其實當時曹汝霖宅已經派有警察保護，但這些人在面對學生時，卻基本無所作為。
據很多參與者的看法，當時這些人放棄武力阻擋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被學生愛國情理打動，二是被學生的人多勢眾所嚇倒。
如北大學生羅章龍就說：“我們進去的人有的給警察作解釋，宣傳愛國反日，儘量地把我們的行動說得溫和些，乘其不備，其餘的人將大鐵門打開了，人像潮水一樣擁了進來。”
此外，在曹汝霖的回憶錄中也提及，隊長說“上頭交代‘文明對待’”，而這個 “文明對待”，就是要避免和學生們發生直接衝突；
甚至在章宗祥被打之後，前來做客的丁士源向警長說，現在學生已放火傷人，成了現行犯，還能文明對待嗎？警長亦不理。
事後，曹宅管家燕筱亭在回答京師地方審判庭的筆錄中也說：
“學生打了進來，丁（士源）局長對巡警說：怎麼不動手打？巡警答：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丁局長說：我說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對於警察們的表現，曹汝霖顯然是十分不滿的，其在回憶錄中說：
“一聲‘拿人’令下，首要學生聽說，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學生二十餘人，送往警察廳。我仍在小室裡，吳（炳湘）總監向我道歉，將全家送到六國飯店。”
在讀完曹汝霖回憶錄後，當年的與事者王撫洲認為，當時警察之所以文明對待學生，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警察總監吳炳湘任職多年，向來以幹練穩重著稱，為此北京治安，口碑不惡；
其次是大總統徐世昌提倡文治政府，以和平統一為號召，因此，吳炳湘對於學生“文明對待”，可能也是政策性的規定。
當然，之後的越規行動，確實是他始料未及的，而保護曹宅的隊長，對於“文明對待”命令的執行，可謂十分忠實，幾乎是從旁坐視。
事後，大總統徐世昌也發表命令責備“防範無方，有負責守”。但他大概忘記了，在接到報告說學生隊伍在天安門集會時，他給吳炳湘下的命令是“妥速解散”；
而當學生隊伍衝向趙家樓時，他又給吳炳湘下的命令是“妥為防護”。兩個命令，均有一個“妥”字，而要想穩妥處理，自然不能動武了。
對此，吳炳湘也是心領神會，其一直要求部下使用“勸說”阻攔的方式，如果阻攔不住，也只好聽之任之。
當陸軍總長段芝貴向總理錢能訓提出要出動軍隊時，吳炳湘立即表示，“如定要派兵，我即將警察撤回，以後事情，由他（指段芝貴）負責吧，我不管了”。
由於吳的態度，錢能訓只好“勸段不要派兵，地方上事，應由警察負責，不必派兵彈壓”。
當然，曹汝霖責怪警察總監吳炳湘放水、縱容學生放水當然也有苛責之嫌疑。事實上，除了“文明對待”外，其實還有一個經驗問題。
畢竟，京師警察們大概從未見識過學生運動的如此場面，倉促之間，上頭又無命令，不知如何處置也屬情有可原。
章宗祥
而在讀罷曹汝霖的回憶錄後，當年的參與者王撫洲也發表了一番奇想：如果當時曹汝霖、章宗祥立刻從東邊後門撤走，那當天的遭遇或許不會發生。其以為：
“如果換做一個有革命經驗的人，處在曹的當時地位，必然不至於吃這場眼前大虧。
曹潤田（即曹汝霖）先生自從留日歸國後，一帆風順，高官厚祿，養尊處優，從來不曾經過變亂與應付非常事態的經驗，以致坐等‘文明對待’的保護，造成了他個人和他這小集團畢生的悲劇，站在他的立場，替他檢討，不禁為之惋惜。”
當然，王撫洲也認為，當時民情激昂，即便曹汝霖應付得宜，避免了眼前虧，但他遲早還是會成為代罪的羔羊，只是其命運不至於如此戲劇化的悲劇收場罷了。
曹汝霖在回憶錄中說，“火燒趙家樓”一事對其一生名譽關係太大，但此事“系學生不明事實，處於愛國心，雖有那個，尚可原諒。”
對此，王撫洲也有一段持平之論：
“綜觀《一生之回憶》，曹潤田尚不失為一長厚有紳士風度的人，在日軍侵佔華北時期，他能拒不參加偽組織，且能營救我愛國志士，皆屬可取。
所以他能壽登耄耋，並有賢婦孝女侍奉晚年，使他能很安閒地寫出一本有史料價值的回憶錄，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