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來源於網絡）
蔡英文執政初期，宣稱依據“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主張維持現狀；並提出“新四不政策”等不挑釁的兩岸路線，呼籲建立兩岸互動新模式及兩岸新論述。2019年1月1日以來，蔡英文公開表示從未接受“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並對大陸當局展開嚴厲批判，其兩岸論述從溫和偏離走向強硬路線。
首先，蔡英文的兩岸論述流於抽象、模糊及原則性，並無清晰指涉兩岸關係定位，既未是 “特殊國與國關係”，也非“一邊一國論”。蔡英文曾宣稱依據“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從“憲政法理”來說，“憲法”默認國家統一目標，“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載 “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蔡英文宣稱“憲政”改革並不會涉及統獨問題，“兩國論”不會融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公民投票法”中。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蔡英文曾透過外事部門負責人及陸委會主委宣稱 “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及“兩岸協議不是外交協議”；同時蒙藏委員會業務併入陸委會、文化主管部門，而非是外事部門。從法理來說，兩岸關係性質至少是屬於“非國與國關係”。
無用置疑，蔡英文的兩岸論述較為抽象與流於原則性，例如提出“新四不政策”，表明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對抗、不會屈服。曾提出其兩岸政策具有可預測性、持續性及不具挑釁性；宣稱民進黨應提出兩岸政策新論述，及建立兩岸新互動模式。相對於“九二共識”，另提出“九二歷史事實”、“九二會談精神”作為替代性共識。這些政策概念語詞欠缺實質內涵，無法成為操作型的政策工具。
其次，為爭取黨內候選人提名，與賴清德競逐鞏固“臺獨”基本盤，極化兩岸路線強硬性。自2019年元旦後，蔡英文對大陸採取更為強硬路線，提出“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等。同時，首次公開表示從未接受“九二共識”，標籤化“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原則”、“一國兩制”，提出“臺灣共識”就是反對“一國兩制”。尤其為與“獨派”建立政治聯盟關係，親自參與其會議，一改以往指派陳建仁與會的型態。
最後，對陸政策流於反制較欠缺主動創新。針對大陸作為或國民黨倡議政策，民進黨亦提出諸多反制作為，例如對兩岸和平協議等政治協議，提出“國會雙審議、人民雙公投”的高門坎限制；針對大陸軍機首次越過海峽中線，下令強勢驅離；大動作反制大陸對臺融合發展、惠臺政策措施，批評為“名為惠臺、實為利中”；對申領居住證者限制其被選舉權、服公職等公民權，尤其是終身不得擔任機敏性職務；對擔任小區主任助理員從事與大陸有關黨務、行政及政治性職務者進行開罰；禁止大學與著重黨教育、政治培訓為任務“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學校合作交流，避免被統戰。這些反制措施，旨在產生嚇阻性“寒蟬效應”。
蔡英文的兩岸路線從溫和走向強硬，主要因素有外因與內因：外因部份是，特朗普政府視臺灣為美國“印太戰略”的聯盟成員及馬前卒，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友臺方案，包括《臺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臺灣保證法》，意在“聯臺製中”，此提高蔡英文“聯美抗中”的籌碼與力道。尤其是中美貿易戰逆轉直下，美方持續向中方施壓增加關稅稅率，兩國交鋒較勁，蔡英文當局選擇“親美”、“拉美”、“聯美”的傾斜路線。內因則是，在民進黨“大選”後選人初選過程，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政治聲望及民意支持度皆高於蔡英文，蔡賴之爭無論是權力競逐或路線分歧，雙方紛紛轉向尋求“獨派”人士支持。這導致其對陸政策趨於強硬而非柔軟溫和，藉此穩固基本盤，以取得選舉入門卷。
從民進黨贏得“大選”經驗來看，兩岸路線必然要走向中間路線，始能獲得選票極大化目標。為2000“大選”，民進黨在1999年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為2016年“大選”，2015年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主張，這兩次選舉皆由民進黨取得勝利。然2008年“大選”前，民進黨在2007年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宣稱“公投制新憲”、“臺灣正名”及以臺灣名義參與聯合國，結果卻慘敗。展望2020年“大選”，民進黨有必要提出更為開放、創新、和平及具有統合願景的兩岸政策，始有利於爭取中間選民支持。
作者 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