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繁榮背後，是董浩雲、李嘉誠、包玉剛、霍英東不可阻擋的崛起'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體對天龍號競相報道
華商崛起
此時的香港，由於國府無能，即使抗戰勝利，也在大國的博弈中，讓英國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要接著直指香港，第4野戰軍15兵團甚至已經集結在了香港與內地的邊界，但和國民黨當年的被動放棄相反，這次解放軍卻是主動剎住了自己的腳步，沒有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所有的一切後來都被證明是英明之舉——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國際敵視和包圍，需要有香港這一個氣孔，幫助自己溝通海外關係。
這也讓香港在抗戰之後再次成為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亞洲的最佳庇護所”。當時香港著名大飯店的大廳內，一時擠滿了從上海逃難而來的富商巨賈，一到喝茶時間，上海話不絕於耳。
有文章曾提到這樣的一個數據，1946年至1950年，從上海等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少於5億美元。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黃金即達2萬兩之多；
還有這樣一個數據，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7.7億港元，比戰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億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250萬。
某種意義上，香港數次繁榮昌盛，都少不了內地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抗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因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紅利”。
一次次的輸血，再加上戰後嬰兒潮，香港不僅重新容光煥發，而且製造業也進入繁榮時期。電子、鐘錶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這時，香港與韓國、臺灣、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
數年之後，和父親包兆龍一起到香港闖蕩天下的包玉剛，圍繞著日後的生計進行了一番辯論。包兆龍相信“無地不富”是真理，認為大陸解放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經營地產業大有希望。
包玉剛卻另有主張，那就是像董浩雲那樣搞航運，因為香港有極好的港口，而且是個自由港，經營航運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觀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我爸爸說我傻，”多年後包玉剛回憶說，“他說，你對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識啊，怎麼去做？本錢很容易就會貼掉！”但是，身為寧波人，從小就生活在江邊海邊，讓包玉剛即使是個“旱鴨子”，也對大海充滿著感情。
父子兩人道不同，卻理相同。有例為證。霍英東後來去搞地產了，甚至還創造了賣樓花，也就是用買房人的“定金”來蓋房——在內地被稱為“預售”的“驚世之舉”，成名；李嘉誠也從一個店員，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時勢的把握，創辦“長江”，併成為“塑料花大王”，但最後也去搞地產，迅速輝煌……包玉剛倒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在37歲那年，專程從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排水量只有8200噸，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舊貨船，然後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 併成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從此開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後，他也棄船登岸，搞起了房地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搞航運就沒出息。
相比較董浩雲，包玉剛是半路出家，但兩者對航運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都能審時度勢、富有創新。
像董浩雲，敏銳地觀察到全球貨櫃業運輸是航運業劃時代的一個巨大轉變，為此他果斷地將旗下幾艘戰時生產的勝利輪改裝成能夠裝載300個標準貨櫃的貨櫃船……從而奠定了董氏集團日後實現全球貨櫃化運輸的深厚基礎。此外，他又預計到戰後的世界，對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認為油輪容積越大、載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輕，也就越符合經濟規則。因此他很早就開始籌劃建造大型油輪，並一直堅持不斷，1959年建成“東亞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維”字型超級油輪（20萬噸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萬餘噸的“海上巨人”，從而打破世界紀錄——果真，隨著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此舉令歐亞航線被迫伸長，對油輪的需求大增，董浩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包玉剛則在當年一改“計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據貨主的需要把貨物運到某地，然後根據這一個航次結算運費。這樣做的好處是運費收入高，而且“現得利”。這也是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雲這樣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長租”，即把船租給一個固定的客戶，而且租期是9個月，甚至可達12年，這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獲得租金收入。當香港的航運業在1957年一度出現蕭條，運價跌倒最低點，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老本，相反，包玉剛卻旱澇保收。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體對天龍號競相報道
華商崛起
此時的香港，由於國府無能，即使抗戰勝利，也在大國的博弈中，讓英國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要接著直指香港，第4野戰軍15兵團甚至已經集結在了香港與內地的邊界，但和國民黨當年的被動放棄相反，這次解放軍卻是主動剎住了自己的腳步，沒有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所有的一切後來都被證明是英明之舉——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國際敵視和包圍，需要有香港這一個氣孔，幫助自己溝通海外關係。
這也讓香港在抗戰之後再次成為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亞洲的最佳庇護所”。當時香港著名大飯店的大廳內，一時擠滿了從上海逃難而來的富商巨賈，一到喝茶時間，上海話不絕於耳。
有文章曾提到這樣的一個數據，1946年至1950年，從上海等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少於5億美元。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黃金即達2萬兩之多；
還有這樣一個數據，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7.7億港元，比戰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億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250萬。
某種意義上，香港數次繁榮昌盛，都少不了內地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抗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因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紅利”。
一次次的輸血，再加上戰後嬰兒潮，香港不僅重新容光煥發，而且製造業也進入繁榮時期。電子、鐘錶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這時，香港與韓國、臺灣、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
數年之後，和父親包兆龍一起到香港闖蕩天下的包玉剛，圍繞著日後的生計進行了一番辯論。包兆龍相信“無地不富”是真理，認為大陸解放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經營地產業大有希望。
包玉剛卻另有主張，那就是像董浩雲那樣搞航運，因為香港有極好的港口，而且是個自由港，經營航運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觀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我爸爸說我傻，”多年後包玉剛回憶說，“他說，你對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識啊，怎麼去做？本錢很容易就會貼掉！”但是，身為寧波人，從小就生活在江邊海邊，讓包玉剛即使是個“旱鴨子”，也對大海充滿著感情。
父子兩人道不同，卻理相同。有例為證。霍英東後來去搞地產了，甚至還創造了賣樓花，也就是用買房人的“定金”來蓋房——在內地被稱為“預售”的“驚世之舉”，成名；李嘉誠也從一個店員，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時勢的把握，創辦“長江”，併成為“塑料花大王”，但最後也去搞地產，迅速輝煌……包玉剛倒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在37歲那年，專程從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排水量只有8200噸，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舊貨船，然後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 併成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從此開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後，他也棄船登岸，搞起了房地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搞航運就沒出息。
相比較董浩雲，包玉剛是半路出家，但兩者對航運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都能審時度勢、富有創新。
像董浩雲，敏銳地觀察到全球貨櫃業運輸是航運業劃時代的一個巨大轉變，為此他果斷地將旗下幾艘戰時生產的勝利輪改裝成能夠裝載300個標準貨櫃的貨櫃船……從而奠定了董氏集團日後實現全球貨櫃化運輸的深厚基礎。此外，他又預計到戰後的世界，對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認為油輪容積越大、載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輕，也就越符合經濟規則。因此他很早就開始籌劃建造大型油輪，並一直堅持不斷，1959年建成“東亞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維”字型超級油輪（20萬噸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萬餘噸的“海上巨人”，從而打破世界紀錄——果真，隨著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此舉令歐亞航線被迫伸長，對油輪的需求大增，董浩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包玉剛則在當年一改“計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據貨主的需要把貨物運到某地，然後根據這一個航次結算運費。這樣做的好處是運費收入高，而且“現得利”。這也是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雲這樣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長租”，即把船租給一個固定的客戶，而且租期是9個月，甚至可達12年，這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獲得租金收入。當香港的航運業在1957年一度出現蕭條，運價跌倒最低點，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老本，相反，包玉剛卻旱澇保收。
1976年美國《新聞週刊》以包玉剛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剛靠誠信從匯豐銀行搞定了第一筆貸款之後，匯豐銀行便將其作為扶持對象，深度參與其航運事業。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鑑於香港經濟在騰飛，邵逸夫把事業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經人介紹，年輕時曾任職上海《申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的鄒文懷加盟邵氏，擔任宣傳經理，成為邵逸夫初創時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獨立門戶創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讓“邵氏出品，必屬佳品”的口號深入人心。邵氏不僅挖來了像林黛這樣的明星，以及名導嶽楓、陶秦、嚴俊等人，而且在電影製作上奉行差異化競爭策略：拍武打片。這才有了《獨臂刀》系列……
某種意義上，邵逸夫沒有讓餘東璇的“犧牲”白費，他不僅改寫了香港電影的歷史，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餘，提供了聲色享受，而且讓餘東璇讓妻成為了美談。當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業漸有起色的同時，他在姐姐型賢妻之外，又認識了自己事業上的紅顏知己——生於上海，原名李夢蘭的歌姬之女，方逸華。
1952年，芳齡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總會駐唱，認識了老闆邵逸夫。但這位方小姐不容小覷，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職場女強人，比鄧文迪或賭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權力核心，成為香港演藝圈最有權勢的女人。1969年，她進入邵氏領導採購部，上世紀70年代做起電影監製，80年代進入董事會，全面掌控邵氏電影停產後與T V B組建的“大都會”，決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過頭去審視香港當年的商業風雲，你就會發現，華人的聰明、智慧，創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鋪墊了今天。但與此同時，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緣、通道，給了他們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在二戰中嚴重受創，落得依靠美國貸款過日子的地步，雖然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經濟壟斷地位減弱，加之日軍在侵佔期間對香港外資的沒收……
這些對港英來說都不是什麼好消息，但它卻意外地給了以前地位低下的華人填補香港經濟上空白的大好機會，華商的崛起也勢不可擋。
“大戰”怡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大仗”的硝煙在香港的商界瀰漫。輕輕吹過眼前的迷霧，你會看到參戰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為代表的英資，一方則是以李嘉誠和包玉剛為首的華資。
1992年TVB播出的經典劇集《大時代》借股市喻人生，寫盡了風雲莫測，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劇中有這樣的橋段，丁蟹的死對頭方進新不僅持有優質的航運公司，還暗中幫助韋康成的黃河實業上市融資——這種影射不免太明顯，讓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誠和他的長江實業。而且，李嘉誠的確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華資企業的香港上市潮襲來，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長江實業、新世界和新鴻基地產。這無疑折射出在英資壓迫多年之後，華資開始厚積薄發，已經發展到威脅英資的統治地位。李嘉誠上市之後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收購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龍倉。
當年香港最神氣的幾家公司，當屬怡和、太古、會德豐以及和記黃埔這“四大洋行”，從事的行業包括航運、銀行、貿易、房地產等，壟斷了香港的大部分經濟。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國影響力最強的商貿機構。它很早便通過鴉片貿易進入國人的視野，而且對香港早年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維持著相當的業務，屬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在九龍倉未落到華資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購成了怡和的兩翼，也是怡和成為香港第一公司的關鍵。要知道，九龍倉擁有九龍尖沙咀、新界及港島上的大部分碼頭、倉庫，以及酒店、大廈、有軌電車和天小輪。可以說資產雄厚，當時有一句話說掌握了九龍倉，就控制了香港的貨運市場。但是，李嘉誠看中的，不是它的航運價值，而是它的地皮。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體對天龍號競相報道
華商崛起
此時的香港，由於國府無能，即使抗戰勝利，也在大國的博弈中，讓英國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要接著直指香港，第4野戰軍15兵團甚至已經集結在了香港與內地的邊界，但和國民黨當年的被動放棄相反，這次解放軍卻是主動剎住了自己的腳步，沒有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所有的一切後來都被證明是英明之舉——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國際敵視和包圍，需要有香港這一個氣孔，幫助自己溝通海外關係。
這也讓香港在抗戰之後再次成為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亞洲的最佳庇護所”。當時香港著名大飯店的大廳內，一時擠滿了從上海逃難而來的富商巨賈，一到喝茶時間，上海話不絕於耳。
有文章曾提到這樣的一個數據，1946年至1950年，從上海等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少於5億美元。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黃金即達2萬兩之多；
還有這樣一個數據，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7.7億港元，比戰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億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250萬。
某種意義上，香港數次繁榮昌盛，都少不了內地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抗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因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紅利”。
一次次的輸血，再加上戰後嬰兒潮，香港不僅重新容光煥發，而且製造業也進入繁榮時期。電子、鐘錶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這時，香港與韓國、臺灣、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
數年之後，和父親包兆龍一起到香港闖蕩天下的包玉剛，圍繞著日後的生計進行了一番辯論。包兆龍相信“無地不富”是真理，認為大陸解放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經營地產業大有希望。
包玉剛卻另有主張，那就是像董浩雲那樣搞航運，因為香港有極好的港口，而且是個自由港，經營航運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觀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我爸爸說我傻，”多年後包玉剛回憶說，“他說，你對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識啊，怎麼去做？本錢很容易就會貼掉！”但是，身為寧波人，從小就生活在江邊海邊，讓包玉剛即使是個“旱鴨子”，也對大海充滿著感情。
父子兩人道不同，卻理相同。有例為證。霍英東後來去搞地產了，甚至還創造了賣樓花，也就是用買房人的“定金”來蓋房——在內地被稱為“預售”的“驚世之舉”，成名；李嘉誠也從一個店員，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時勢的把握，創辦“長江”，併成為“塑料花大王”，但最後也去搞地產，迅速輝煌……包玉剛倒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在37歲那年，專程從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排水量只有8200噸，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舊貨船，然後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 併成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從此開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後，他也棄船登岸，搞起了房地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搞航運就沒出息。
相比較董浩雲，包玉剛是半路出家，但兩者對航運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都能審時度勢、富有創新。
像董浩雲，敏銳地觀察到全球貨櫃業運輸是航運業劃時代的一個巨大轉變，為此他果斷地將旗下幾艘戰時生產的勝利輪改裝成能夠裝載300個標準貨櫃的貨櫃船……從而奠定了董氏集團日後實現全球貨櫃化運輸的深厚基礎。此外，他又預計到戰後的世界，對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認為油輪容積越大、載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輕，也就越符合經濟規則。因此他很早就開始籌劃建造大型油輪，並一直堅持不斷，1959年建成“東亞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維”字型超級油輪（20萬噸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萬餘噸的“海上巨人”，從而打破世界紀錄——果真，隨著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此舉令歐亞航線被迫伸長，對油輪的需求大增，董浩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包玉剛則在當年一改“計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據貨主的需要把貨物運到某地，然後根據這一個航次結算運費。這樣做的好處是運費收入高，而且“現得利”。這也是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雲這樣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長租”，即把船租給一個固定的客戶，而且租期是9個月，甚至可達12年，這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獲得租金收入。當香港的航運業在1957年一度出現蕭條，運價跌倒最低點，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老本，相反，包玉剛卻旱澇保收。
1976年美國《新聞週刊》以包玉剛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剛靠誠信從匯豐銀行搞定了第一筆貸款之後，匯豐銀行便將其作為扶持對象，深度參與其航運事業。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鑑於香港經濟在騰飛，邵逸夫把事業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經人介紹，年輕時曾任職上海《申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的鄒文懷加盟邵氏，擔任宣傳經理，成為邵逸夫初創時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獨立門戶創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讓“邵氏出品，必屬佳品”的口號深入人心。邵氏不僅挖來了像林黛這樣的明星，以及名導嶽楓、陶秦、嚴俊等人，而且在電影製作上奉行差異化競爭策略：拍武打片。這才有了《獨臂刀》系列……
某種意義上，邵逸夫沒有讓餘東璇的“犧牲”白費，他不僅改寫了香港電影的歷史，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餘，提供了聲色享受，而且讓餘東璇讓妻成為了美談。當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業漸有起色的同時，他在姐姐型賢妻之外，又認識了自己事業上的紅顏知己——生於上海，原名李夢蘭的歌姬之女，方逸華。
1952年，芳齡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總會駐唱，認識了老闆邵逸夫。但這位方小姐不容小覷，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職場女強人，比鄧文迪或賭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權力核心，成為香港演藝圈最有權勢的女人。1969年，她進入邵氏領導採購部，上世紀70年代做起電影監製，80年代進入董事會，全面掌控邵氏電影停產後與T V B組建的“大都會”，決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過頭去審視香港當年的商業風雲，你就會發現，華人的聰明、智慧，創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鋪墊了今天。但與此同時，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緣、通道，給了他們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在二戰中嚴重受創，落得依靠美國貸款過日子的地步，雖然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經濟壟斷地位減弱，加之日軍在侵佔期間對香港外資的沒收……
這些對港英來說都不是什麼好消息，但它卻意外地給了以前地位低下的華人填補香港經濟上空白的大好機會，華商的崛起也勢不可擋。
“大戰”怡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大仗”的硝煙在香港的商界瀰漫。輕輕吹過眼前的迷霧，你會看到參戰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為代表的英資，一方則是以李嘉誠和包玉剛為首的華資。
1992年TVB播出的經典劇集《大時代》借股市喻人生，寫盡了風雲莫測，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劇中有這樣的橋段，丁蟹的死對頭方進新不僅持有優質的航運公司，還暗中幫助韋康成的黃河實業上市融資——這種影射不免太明顯，讓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誠和他的長江實業。而且，李嘉誠的確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華資企業的香港上市潮襲來，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長江實業、新世界和新鴻基地產。這無疑折射出在英資壓迫多年之後，華資開始厚積薄發，已經發展到威脅英資的統治地位。李嘉誠上市之後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收購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龍倉。
當年香港最神氣的幾家公司，當屬怡和、太古、會德豐以及和記黃埔這“四大洋行”，從事的行業包括航運、銀行、貿易、房地產等，壟斷了香港的大部分經濟。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國影響力最強的商貿機構。它很早便通過鴉片貿易進入國人的視野，而且對香港早年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維持著相當的業務，屬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在九龍倉未落到華資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購成了怡和的兩翼，也是怡和成為香港第一公司的關鍵。要知道，九龍倉擁有九龍尖沙咀、新界及港島上的大部分碼頭、倉庫，以及酒店、大廈、有軌電車和天小輪。可以說資產雄厚，當時有一句話說掌握了九龍倉，就控制了香港的貨運市場。但是，李嘉誠看中的，不是它的航運價值，而是它的地皮。
1895年畢打街附近的外商洋行物業，右為怡和大樓
恰恰好，此時的九龍倉正捧著金飯碗在討飯——由於大多的英國公司喜歡在香港賺錢，然後將錢拿到海外投資，結果因為戰線過長，加上經營不善，九龍倉不僅沒有發揮資產應有的價值，甚至因發行了大量的債券導致債臺高築。1978年，九龍倉股價一直徘徊在13至14港元之間，總市值不到14億港元。但它的地皮至少價值50億元以上，即使以兩三倍的股價買入九龍倉，也只賺不賠。
只是，當時的各大地產商儘管垂涎不已，但還是顧忌到吃相——懾於怡和洋行的威名，一時無人下手。
這正好給了地產新貴李嘉誠下手的大好機會。他不動聲色地在二級市場買入九龍倉的股份，一路潛伏增持至20%。儘管做足了保密措施，但如此大的動作還是引起了市場的關注，導致股價飆漲，從13元一路升到46元，接近九龍倉的實際價格。怡和再後知後覺，也醒悟過來，立馬開始反擊，並尋求匯豐的支持。不願同時得罪兩家英資巨頭的李嘉誠，再三權衡下，決定退出這場收購戰。
“但超人畢竟是超人，退出比進場更經典，好戲才剛剛開始。”一篇文章寫道，“李嘉誠沒有把股份賣還給怡和，而是找到了船王包玉剛接手。日後，船王則幫助他入主和記黃埔。和記黃埔同樣手握大量優質土地，是超人夢寐以求的戰略資產。”
到今天，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還記得1978年某天的一個下午，“李嘉誠先生與包玉剛爵士會面，商討購入香港九龍碼頭及倉庫有限公司（現稱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10%股權的事宜。”當時的他，實時細閱了九龍倉1977年年報及李先生提供的一頁簡介，當晚擬定購入與否的建議。“情景仿如回到我在紐約任職銀行的歲月。翌日下午，我見證了兩位商界高人超快握手達成協議。”
協議的內容，那就是李嘉誠以30多元一股的價格，把手裡的九龍倉股票轉讓給包玉剛，當時九龍倉的股票已經飆升到40多元。李嘉誠這麼做顯然誠意滿滿，當然李嘉誠也不吃虧，因為這些股票都是他以20元左右的價格買入的，最終獲利3億多。
這無疑是一招妙棋。破解同盟的辦法，一個是尋找得力戰友，一個就是各個擊破。匯豐是金主，不敢得罪，但是包玉剛跟它關係匪淺，將股票賣給包玉剛，不僅不會得罪匯豐，而且還會改善雙方之間的關係。這也為他在日後收購和記黃埔鋪平道路。也正是通過包玉剛的牽線搭橋，李嘉誠收購了匯豐手裡的9000萬股和記黃埔的股票。
對包玉剛來說，收購李嘉誠手裡的股票，也是事業的一大利好。1974年，蘇伊士運河重開，加上石油危機爆發，導致香港航運在1970年中後期就開始顯現衰落苗頭，他需要及時“減船上岸”。九龍倉無疑是打瞌睡的時候，有人遞上了枕頭。
而對匯豐來說，由於它也是包玉剛的旗艦公司——環球航運的第二大股東，並且有大量的貸款放於環球航運，兩者榮辱與共，船王順利登陸，它也可大獲其利——所以，儘管和怡和同在一個陣營，但是它還是默許了包玉剛和李嘉誠之間的協議。
“接手李嘉誠所持股份，再加上二級市場增持，手上擁有近30%九龍倉股份的船王，帶著自家女婿吳光正進入了九龍倉的董事會，這讓怡和始終如鯁在喉。”幾個月後，它趁著包玉剛遠行英國之際發動突襲，用高價回購股票，但得知消息的包玉剛即刻回到香港，在不到48小時內，借得匯豐銀行15億現金。現金收購，加上價格永遠都比對方多一些，讓股民們立馬轉換“立場”，在交易櫃檯前都快擠破了腦袋。
經過一役，怡和自知回頭無力，只好“當機立斷”，不跟船王鬥了，而且還把自己的股份一股腦賣給船王，換得現金離場，“自此，九龍倉正式從老牌英資企業成為華資企業。這也奠定了包玉剛家族在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地位。”與此同時，李氏家族也受益匪淺。“李嘉誠在將和記黃埔收入旗下之後，形成了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的雙旗艦格局。一直到2015年長和系重組，和記黃埔變身長實地產，這一旗號才退出歷史舞臺。”可以說，這一場收購戰，奠定了兩打家族未來商業帝國的根基。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體對天龍號競相報道
華商崛起
此時的香港，由於國府無能，即使抗戰勝利，也在大國的博弈中，讓英國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要接著直指香港，第4野戰軍15兵團甚至已經集結在了香港與內地的邊界，但和國民黨當年的被動放棄相反，這次解放軍卻是主動剎住了自己的腳步，沒有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所有的一切後來都被證明是英明之舉——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國際敵視和包圍，需要有香港這一個氣孔，幫助自己溝通海外關係。
這也讓香港在抗戰之後再次成為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亞洲的最佳庇護所”。當時香港著名大飯店的大廳內，一時擠滿了從上海逃難而來的富商巨賈，一到喝茶時間，上海話不絕於耳。
有文章曾提到這樣的一個數據，1946年至1950年，從上海等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少於5億美元。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黃金即達2萬兩之多；
還有這樣一個數據，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7.7億港元，比戰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億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250萬。
某種意義上，香港數次繁榮昌盛，都少不了內地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抗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因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紅利”。
一次次的輸血，再加上戰後嬰兒潮，香港不僅重新容光煥發，而且製造業也進入繁榮時期。電子、鐘錶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這時，香港與韓國、臺灣、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
數年之後，和父親包兆龍一起到香港闖蕩天下的包玉剛，圍繞著日後的生計進行了一番辯論。包兆龍相信“無地不富”是真理，認為大陸解放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經營地產業大有希望。
包玉剛卻另有主張，那就是像董浩雲那樣搞航運，因為香港有極好的港口，而且是個自由港，經營航運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觀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我爸爸說我傻，”多年後包玉剛回憶說，“他說，你對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識啊，怎麼去做？本錢很容易就會貼掉！”但是，身為寧波人，從小就生活在江邊海邊，讓包玉剛即使是個“旱鴨子”，也對大海充滿著感情。
父子兩人道不同，卻理相同。有例為證。霍英東後來去搞地產了，甚至還創造了賣樓花，也就是用買房人的“定金”來蓋房——在內地被稱為“預售”的“驚世之舉”，成名；李嘉誠也從一個店員，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時勢的把握，創辦“長江”，併成為“塑料花大王”，但最後也去搞地產，迅速輝煌……包玉剛倒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在37歲那年，專程從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排水量只有8200噸，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舊貨船，然後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 併成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從此開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後，他也棄船登岸，搞起了房地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搞航運就沒出息。
相比較董浩雲，包玉剛是半路出家，但兩者對航運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都能審時度勢、富有創新。
像董浩雲，敏銳地觀察到全球貨櫃業運輸是航運業劃時代的一個巨大轉變，為此他果斷地將旗下幾艘戰時生產的勝利輪改裝成能夠裝載300個標準貨櫃的貨櫃船……從而奠定了董氏集團日後實現全球貨櫃化運輸的深厚基礎。此外，他又預計到戰後的世界，對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認為油輪容積越大、載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輕，也就越符合經濟規則。因此他很早就開始籌劃建造大型油輪，並一直堅持不斷，1959年建成“東亞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維”字型超級油輪（20萬噸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萬餘噸的“海上巨人”，從而打破世界紀錄——果真，隨著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此舉令歐亞航線被迫伸長，對油輪的需求大增，董浩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包玉剛則在當年一改“計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據貨主的需要把貨物運到某地，然後根據這一個航次結算運費。這樣做的好處是運費收入高，而且“現得利”。這也是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雲這樣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長租”，即把船租給一個固定的客戶，而且租期是9個月，甚至可達12年，這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獲得租金收入。當香港的航運業在1957年一度出現蕭條，運價跌倒最低點，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老本，相反，包玉剛卻旱澇保收。
1976年美國《新聞週刊》以包玉剛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剛靠誠信從匯豐銀行搞定了第一筆貸款之後，匯豐銀行便將其作為扶持對象，深度參與其航運事業。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鑑於香港經濟在騰飛，邵逸夫把事業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經人介紹，年輕時曾任職上海《申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的鄒文懷加盟邵氏，擔任宣傳經理，成為邵逸夫初創時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獨立門戶創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讓“邵氏出品，必屬佳品”的口號深入人心。邵氏不僅挖來了像林黛這樣的明星，以及名導嶽楓、陶秦、嚴俊等人，而且在電影製作上奉行差異化競爭策略：拍武打片。這才有了《獨臂刀》系列……
某種意義上，邵逸夫沒有讓餘東璇的“犧牲”白費，他不僅改寫了香港電影的歷史，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餘，提供了聲色享受，而且讓餘東璇讓妻成為了美談。當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業漸有起色的同時，他在姐姐型賢妻之外，又認識了自己事業上的紅顏知己——生於上海，原名李夢蘭的歌姬之女，方逸華。
1952年，芳齡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總會駐唱，認識了老闆邵逸夫。但這位方小姐不容小覷，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職場女強人，比鄧文迪或賭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權力核心，成為香港演藝圈最有權勢的女人。1969年，她進入邵氏領導採購部，上世紀70年代做起電影監製，80年代進入董事會，全面掌控邵氏電影停產後與T V B組建的“大都會”，決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過頭去審視香港當年的商業風雲，你就會發現，華人的聰明、智慧，創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鋪墊了今天。但與此同時，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緣、通道，給了他們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在二戰中嚴重受創，落得依靠美國貸款過日子的地步，雖然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經濟壟斷地位減弱，加之日軍在侵佔期間對香港外資的沒收……
這些對港英來說都不是什麼好消息，但它卻意外地給了以前地位低下的華人填補香港經濟上空白的大好機會，華商的崛起也勢不可擋。
“大戰”怡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大仗”的硝煙在香港的商界瀰漫。輕輕吹過眼前的迷霧，你會看到參戰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為代表的英資，一方則是以李嘉誠和包玉剛為首的華資。
1992年TVB播出的經典劇集《大時代》借股市喻人生，寫盡了風雲莫測，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劇中有這樣的橋段，丁蟹的死對頭方進新不僅持有優質的航運公司，還暗中幫助韋康成的黃河實業上市融資——這種影射不免太明顯，讓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誠和他的長江實業。而且，李嘉誠的確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華資企業的香港上市潮襲來，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長江實業、新世界和新鴻基地產。這無疑折射出在英資壓迫多年之後，華資開始厚積薄發，已經發展到威脅英資的統治地位。李嘉誠上市之後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收購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龍倉。
當年香港最神氣的幾家公司，當屬怡和、太古、會德豐以及和記黃埔這“四大洋行”，從事的行業包括航運、銀行、貿易、房地產等，壟斷了香港的大部分經濟。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國影響力最強的商貿機構。它很早便通過鴉片貿易進入國人的視野，而且對香港早年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維持著相當的業務，屬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在九龍倉未落到華資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購成了怡和的兩翼，也是怡和成為香港第一公司的關鍵。要知道，九龍倉擁有九龍尖沙咀、新界及港島上的大部分碼頭、倉庫，以及酒店、大廈、有軌電車和天小輪。可以說資產雄厚，當時有一句話說掌握了九龍倉，就控制了香港的貨運市場。但是，李嘉誠看中的，不是它的航運價值，而是它的地皮。
1895年畢打街附近的外商洋行物業，右為怡和大樓
恰恰好，此時的九龍倉正捧著金飯碗在討飯——由於大多的英國公司喜歡在香港賺錢，然後將錢拿到海外投資，結果因為戰線過長，加上經營不善，九龍倉不僅沒有發揮資產應有的價值，甚至因發行了大量的債券導致債臺高築。1978年，九龍倉股價一直徘徊在13至14港元之間，總市值不到14億港元。但它的地皮至少價值50億元以上，即使以兩三倍的股價買入九龍倉，也只賺不賠。
只是，當時的各大地產商儘管垂涎不已，但還是顧忌到吃相——懾於怡和洋行的威名，一時無人下手。
這正好給了地產新貴李嘉誠下手的大好機會。他不動聲色地在二級市場買入九龍倉的股份，一路潛伏增持至20%。儘管做足了保密措施，但如此大的動作還是引起了市場的關注，導致股價飆漲，從13元一路升到46元，接近九龍倉的實際價格。怡和再後知後覺，也醒悟過來，立馬開始反擊，並尋求匯豐的支持。不願同時得罪兩家英資巨頭的李嘉誠，再三權衡下，決定退出這場收購戰。
“但超人畢竟是超人，退出比進場更經典，好戲才剛剛開始。”一篇文章寫道，“李嘉誠沒有把股份賣還給怡和，而是找到了船王包玉剛接手。日後，船王則幫助他入主和記黃埔。和記黃埔同樣手握大量優質土地，是超人夢寐以求的戰略資產。”
到今天，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還記得1978年某天的一個下午，“李嘉誠先生與包玉剛爵士會面，商討購入香港九龍碼頭及倉庫有限公司（現稱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10%股權的事宜。”當時的他，實時細閱了九龍倉1977年年報及李先生提供的一頁簡介，當晚擬定購入與否的建議。“情景仿如回到我在紐約任職銀行的歲月。翌日下午，我見證了兩位商界高人超快握手達成協議。”
協議的內容，那就是李嘉誠以30多元一股的價格，把手裡的九龍倉股票轉讓給包玉剛，當時九龍倉的股票已經飆升到40多元。李嘉誠這麼做顯然誠意滿滿，當然李嘉誠也不吃虧，因為這些股票都是他以20元左右的價格買入的，最終獲利3億多。
這無疑是一招妙棋。破解同盟的辦法，一個是尋找得力戰友，一個就是各個擊破。匯豐是金主，不敢得罪，但是包玉剛跟它關係匪淺，將股票賣給包玉剛，不僅不會得罪匯豐，而且還會改善雙方之間的關係。這也為他在日後收購和記黃埔鋪平道路。也正是通過包玉剛的牽線搭橋，李嘉誠收購了匯豐手裡的9000萬股和記黃埔的股票。
對包玉剛來說，收購李嘉誠手裡的股票，也是事業的一大利好。1974年，蘇伊士運河重開，加上石油危機爆發，導致香港航運在1970年中後期就開始顯現衰落苗頭，他需要及時“減船上岸”。九龍倉無疑是打瞌睡的時候，有人遞上了枕頭。
而對匯豐來說，由於它也是包玉剛的旗艦公司——環球航運的第二大股東，並且有大量的貸款放於環球航運，兩者榮辱與共，船王順利登陸，它也可大獲其利——所以，儘管和怡和同在一個陣營，但是它還是默許了包玉剛和李嘉誠之間的協議。
“接手李嘉誠所持股份，再加上二級市場增持，手上擁有近30%九龍倉股份的船王，帶著自家女婿吳光正進入了九龍倉的董事會，這讓怡和始終如鯁在喉。”幾個月後，它趁著包玉剛遠行英國之際發動突襲，用高價回購股票，但得知消息的包玉剛即刻回到香港，在不到48小時內，借得匯豐銀行15億現金。現金收購，加上價格永遠都比對方多一些，讓股民們立馬轉換“立場”，在交易櫃檯前都快擠破了腦袋。
經過一役，怡和自知回頭無力，只好“當機立斷”，不跟船王鬥了，而且還把自己的股份一股腦賣給船王，換得現金離場，“自此，九龍倉正式從老牌英資企業成為華資企業。這也奠定了包玉剛家族在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地位。”與此同時，李氏家族也受益匪淺。“李嘉誠在將和記黃埔收入旗下之後，形成了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的雙旗艦格局。一直到2015年長和系重組，和記黃埔變身長實地產，這一旗號才退出歷史舞臺。”可以說，這一場收購戰，奠定了兩打家族未來商業帝國的根基。
九龍倉收購案中的兩位大贏家
此後的包玉剛還打了另一場讓人刮目相看的戰役，那就是擊退由新加坡商人邱德拔（Tan Sri Khoo Teck Puat）提出的敵意收購，將會德豐收入帳下。這是九龍倉首個重要收購投資。
和包玉剛、李嘉誠等人相似，李兆基也趁著英資的控制力逐漸衰弱，於1975年入主中華煤氣，接著又於在1983年正式成為董事局主席，並在隨後不斷增持強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過三家公司累計持有41.53%的股份。
香港的繁榮，以及華人的崛起，讓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學者陳冠中曾說，雖然這裡有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內地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認為是內地人……沒選擇，他們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但不容忽視的事實上，儘管香港的本土認同開始興起，但中國卻是這種認同自始至終不變的底色。
所有的經歷都將證明，不管是在國運不濟之時，還是在日後重新崛起之際，“向北望”才是香港最正確的方向。
此文為吾球商業地理《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背後站著祖國》第二章，欲知香港故事，請繼續關注本號《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背後站著祖國》第三章：《只有緊靠祖國，香港才不是孤島》（或標題為《過去數十年，香港為什麼繁榮》）。
1948年，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此時的香港，百廢待興。甚至因為在二戰期間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後期大致上已成為綠樹難尋的不毛之地。但董浩雲認定這個自由港，一定會有未來。
此時的他，隨著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在抗戰勝利後均已收回，已經不需要再依賴“英國旗”才能幹事業了。而且，他還將眼光放得更遠，那就是開拓國外航運，進入世界性海運市場。
為此，他將自己手下的“天龍”號投入到國際航運當中，試航大西洋，並於1947年8月4日由上海發航至南庫頁島，承運新聞紙經新加坡、亞丁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而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法國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復於1948年2月，由法國哈佛港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諾福克，承運煤炭至比利時安特衛普……完成了國輪穿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的壯舉。
成功的消息傳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雲精神為之一振，一氣吟成七絕四首。“國航史上空前筆，書生志高意氣揚。”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內戰的爆發，卻制約了他的夢想。為了不斷擴大自身的航運事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他只能將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體對天龍號競相報道
華商崛起
此時的香港，由於國府無能，即使抗戰勝利，也在大國的博弈中，讓英國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要接著直指香港，第4野戰軍15兵團甚至已經集結在了香港與內地的邊界，但和國民黨當年的被動放棄相反，這次解放軍卻是主動剎住了自己的腳步，沒有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所有的一切後來都被證明是英明之舉——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國際敵視和包圍，需要有香港這一個氣孔，幫助自己溝通海外關係。
這也讓香港在抗戰之後再次成為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亞洲的最佳庇護所”。當時香港著名大飯店的大廳內，一時擠滿了從上海逃難而來的富商巨賈，一到喝茶時間，上海話不絕於耳。
有文章曾提到這樣的一個數據，1946年至1950年，從上海等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少於5億美元。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黃金即達2萬兩之多；
還有這樣一個數據，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7.7億港元，比戰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億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250萬。
某種意義上，香港數次繁榮昌盛，都少不了內地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抗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因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紅利”。
一次次的輸血，再加上戰後嬰兒潮，香港不僅重新容光煥發，而且製造業也進入繁榮時期。電子、鐘錶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這時，香港與韓國、臺灣、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
數年之後，和父親包兆龍一起到香港闖蕩天下的包玉剛，圍繞著日後的生計進行了一番辯論。包兆龍相信“無地不富”是真理，認為大陸解放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經營地產業大有希望。
包玉剛卻另有主張，那就是像董浩雲那樣搞航運，因為香港有極好的港口，而且是個自由港，經營航運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觀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我爸爸說我傻，”多年後包玉剛回憶說，“他說，你對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識啊，怎麼去做？本錢很容易就會貼掉！”但是，身為寧波人，從小就生活在江邊海邊，讓包玉剛即使是個“旱鴨子”，也對大海充滿著感情。
父子兩人道不同，卻理相同。有例為證。霍英東後來去搞地產了，甚至還創造了賣樓花，也就是用買房人的“定金”來蓋房——在內地被稱為“預售”的“驚世之舉”，成名；李嘉誠也從一個店員，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時勢的把握，創辦“長江”，併成為“塑料花大王”，但最後也去搞地產，迅速輝煌……包玉剛倒是堅持自己的理念，在37歲那年，專程從英國買回了一艘以燒煤為動力，排水量只有8200噸，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舊貨船，然後請人將它整修油漆一新，並取名叫“金安”， 併成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從此開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後，他也棄船登岸，搞起了房地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搞航運就沒出息。
相比較董浩雲，包玉剛是半路出家，但兩者對航運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都能審時度勢、富有創新。
像董浩雲，敏銳地觀察到全球貨櫃業運輸是航運業劃時代的一個巨大轉變，為此他果斷地將旗下幾艘戰時生產的勝利輪改裝成能夠裝載300個標準貨櫃的貨櫃船……從而奠定了董氏集團日後實現全球貨櫃化運輸的深厚基礎。此外，他又預計到戰後的世界，對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認為油輪容積越大、載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輕，也就越符合經濟規則。因此他很早就開始籌劃建造大型油輪，並一直堅持不斷，1959年建成“東亞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維”字型超級油輪（20萬噸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萬餘噸的“海上巨人”，從而打破世界紀錄——果真，隨著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封鎖蘇伊士運河，此舉令歐亞航線被迫伸長，對油輪的需求大增，董浩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包玉剛則在當年一改“計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據貨主的需要把貨物運到某地，然後根據這一個航次結算運費。這樣做的好處是運費收入高，而且“現得利”。這也是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雲這樣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長租”，即把船租給一個固定的客戶，而且租期是9個月，甚至可達12年，這樣可以持續、穩定地獲得租金收入。當香港的航運業在1957年一度出現蕭條，運價跌倒最低點，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老本，相反，包玉剛卻旱澇保收。
1976年美國《新聞週刊》以包玉剛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剛靠誠信從匯豐銀行搞定了第一筆貸款之後，匯豐銀行便將其作為扶持對象，深度參與其航運事業。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鑑於香港經濟在騰飛，邵逸夫把事業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經人介紹，年輕時曾任職上海《申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的鄒文懷加盟邵氏，擔任宣傳經理，成為邵逸夫初創時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獨立門戶創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讓“邵氏出品，必屬佳品”的口號深入人心。邵氏不僅挖來了像林黛這樣的明星，以及名導嶽楓、陶秦、嚴俊等人，而且在電影製作上奉行差異化競爭策略：拍武打片。這才有了《獨臂刀》系列……
某種意義上，邵逸夫沒有讓餘東璇的“犧牲”白費，他不僅改寫了香港電影的歷史，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餘，提供了聲色享受，而且讓餘東璇讓妻成為了美談。當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業漸有起色的同時，他在姐姐型賢妻之外，又認識了自己事業上的紅顏知己——生於上海，原名李夢蘭的歌姬之女，方逸華。
1952年，芳齡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總會駐唱，認識了老闆邵逸夫。但這位方小姐不容小覷，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職場女強人，比鄧文迪或賭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權力核心，成為香港演藝圈最有權勢的女人。1969年，她進入邵氏領導採購部，上世紀70年代做起電影監製，80年代進入董事會，全面掌控邵氏電影停產後與T V B組建的“大都會”，決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過頭去審視香港當年的商業風雲，你就會發現，華人的聰明、智慧，創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鋪墊了今天。但與此同時，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緣、通道，給了他們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在二戰中嚴重受創，落得依靠美國貸款過日子的地步，雖然接管香港，但對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經濟壟斷地位減弱，加之日軍在侵佔期間對香港外資的沒收……
這些對港英來說都不是什麼好消息，但它卻意外地給了以前地位低下的華人填補香港經濟上空白的大好機會，華商的崛起也勢不可擋。
“大戰”怡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大仗”的硝煙在香港的商界瀰漫。輕輕吹過眼前的迷霧，你會看到參戰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為代表的英資，一方則是以李嘉誠和包玉剛為首的華資。
1992年TVB播出的經典劇集《大時代》借股市喻人生，寫盡了風雲莫測，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劇中有這樣的橋段，丁蟹的死對頭方進新不僅持有優質的航運公司，還暗中幫助韋康成的黃河實業上市融資——這種影射不免太明顯，讓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誠和他的長江實業。而且，李嘉誠的確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華資企業的香港上市潮襲來，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長江實業、新世界和新鴻基地產。這無疑折射出在英資壓迫多年之後，華資開始厚積薄發，已經發展到威脅英資的統治地位。李嘉誠上市之後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收購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龍倉。
當年香港最神氣的幾家公司，當屬怡和、太古、會德豐以及和記黃埔這“四大洋行”，從事的行業包括航運、銀行、貿易、房地產等，壟斷了香港的大部分經濟。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國影響力最強的商貿機構。它很早便通過鴉片貿易進入國人的視野，而且對香港早年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維持著相當的業務，屬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在九龍倉未落到華資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購成了怡和的兩翼，也是怡和成為香港第一公司的關鍵。要知道，九龍倉擁有九龍尖沙咀、新界及港島上的大部分碼頭、倉庫，以及酒店、大廈、有軌電車和天小輪。可以說資產雄厚，當時有一句話說掌握了九龍倉，就控制了香港的貨運市場。但是，李嘉誠看中的，不是它的航運價值，而是它的地皮。
1895年畢打街附近的外商洋行物業，右為怡和大樓
恰恰好，此時的九龍倉正捧著金飯碗在討飯——由於大多的英國公司喜歡在香港賺錢，然後將錢拿到海外投資，結果因為戰線過長，加上經營不善，九龍倉不僅沒有發揮資產應有的價值，甚至因發行了大量的債券導致債臺高築。1978年，九龍倉股價一直徘徊在13至14港元之間，總市值不到14億港元。但它的地皮至少價值50億元以上，即使以兩三倍的股價買入九龍倉，也只賺不賠。
只是，當時的各大地產商儘管垂涎不已，但還是顧忌到吃相——懾於怡和洋行的威名，一時無人下手。
這正好給了地產新貴李嘉誠下手的大好機會。他不動聲色地在二級市場買入九龍倉的股份，一路潛伏增持至20%。儘管做足了保密措施，但如此大的動作還是引起了市場的關注，導致股價飆漲，從13元一路升到46元，接近九龍倉的實際價格。怡和再後知後覺，也醒悟過來，立馬開始反擊，並尋求匯豐的支持。不願同時得罪兩家英資巨頭的李嘉誠，再三權衡下，決定退出這場收購戰。
“但超人畢竟是超人，退出比進場更經典，好戲才剛剛開始。”一篇文章寫道，“李嘉誠沒有把股份賣還給怡和，而是找到了船王包玉剛接手。日後，船王則幫助他入主和記黃埔。和記黃埔同樣手握大量優質土地，是超人夢寐以求的戰略資產。”
到今天，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還記得1978年某天的一個下午，“李嘉誠先生與包玉剛爵士會面，商討購入香港九龍碼頭及倉庫有限公司（現稱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10%股權的事宜。”當時的他，實時細閱了九龍倉1977年年報及李先生提供的一頁簡介，當晚擬定購入與否的建議。“情景仿如回到我在紐約任職銀行的歲月。翌日下午，我見證了兩位商界高人超快握手達成協議。”
協議的內容，那就是李嘉誠以30多元一股的價格，把手裡的九龍倉股票轉讓給包玉剛，當時九龍倉的股票已經飆升到40多元。李嘉誠這麼做顯然誠意滿滿，當然李嘉誠也不吃虧，因為這些股票都是他以20元左右的價格買入的，最終獲利3億多。
這無疑是一招妙棋。破解同盟的辦法，一個是尋找得力戰友，一個就是各個擊破。匯豐是金主，不敢得罪，但是包玉剛跟它關係匪淺，將股票賣給包玉剛，不僅不會得罪匯豐，而且還會改善雙方之間的關係。這也為他在日後收購和記黃埔鋪平道路。也正是通過包玉剛的牽線搭橋，李嘉誠收購了匯豐手裡的9000萬股和記黃埔的股票。
對包玉剛來說，收購李嘉誠手裡的股票，也是事業的一大利好。1974年，蘇伊士運河重開，加上石油危機爆發，導致香港航運在1970年中後期就開始顯現衰落苗頭，他需要及時“減船上岸”。九龍倉無疑是打瞌睡的時候，有人遞上了枕頭。
而對匯豐來說，由於它也是包玉剛的旗艦公司——環球航運的第二大股東，並且有大量的貸款放於環球航運，兩者榮辱與共，船王順利登陸，它也可大獲其利——所以，儘管和怡和同在一個陣營，但是它還是默許了包玉剛和李嘉誠之間的協議。
“接手李嘉誠所持股份，再加上二級市場增持，手上擁有近30%九龍倉股份的船王，帶著自家女婿吳光正進入了九龍倉的董事會，這讓怡和始終如鯁在喉。”幾個月後，它趁著包玉剛遠行英國之際發動突襲，用高價回購股票，但得知消息的包玉剛即刻回到香港，在不到48小時內，借得匯豐銀行15億現金。現金收購，加上價格永遠都比對方多一些，讓股民們立馬轉換“立場”，在交易櫃檯前都快擠破了腦袋。
經過一役，怡和自知回頭無力，只好“當機立斷”，不跟船王鬥了，而且還把自己的股份一股腦賣給船王，換得現金離場，“自此，九龍倉正式從老牌英資企業成為華資企業。這也奠定了包玉剛家族在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地位。”與此同時，李氏家族也受益匪淺。“李嘉誠在將和記黃埔收入旗下之後，形成了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的雙旗艦格局。一直到2015年長和系重組，和記黃埔變身長實地產，這一旗號才退出歷史舞臺。”可以說，這一場收購戰，奠定了兩打家族未來商業帝國的根基。
九龍倉收購案中的兩位大贏家
此後的包玉剛還打了另一場讓人刮目相看的戰役，那就是擊退由新加坡商人邱德拔（Tan Sri Khoo Teck Puat）提出的敵意收購，將會德豐收入帳下。這是九龍倉首個重要收購投資。
和包玉剛、李嘉誠等人相似，李兆基也趁著英資的控制力逐漸衰弱，於1975年入主中華煤氣，接著又於在1983年正式成為董事局主席，並在隨後不斷增持強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過三家公司累計持有41.53%的股份。
香港的繁榮，以及華人的崛起，讓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學者陳冠中曾說，雖然這裡有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內地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認為是內地人……沒選擇，他們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但不容忽視的事實上，儘管香港的本土認同開始興起，但中國卻是這種認同自始至終不變的底色。
所有的經歷都將證明，不管是在國運不濟之時，還是在日後重新崛起之際，“向北望”才是香港最正確的方向。
此文為吾球商業地理《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背後站著祖國》第二章，欲知香港故事，請繼續關注本號《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背後站著祖國》第三章：《只有緊靠祖國，香港才不是孤島》（或標題為《過去數十年，香港為什麼繁榮》）。
採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說《媒體這個圈》、《無所適從的荷爾蒙》，主編有《無法獨活：致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近年來相繼推出《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爭》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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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大腰精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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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背後站著祖國》一文參考了：本文在創作過程中參考了：《餘東璇傳》；《在這個新加坡第一高帥富面前，王思聰弱爆了……》；《予鄗漫談聊港史: 1940年代香港天星碼頭起伏車轍!》；《邵逸夫創業往事鉤沉 從邵跑跑到電影大亨》（《外灘畫報》）；《海外華人老字號企業的傳承和跨國發展——以馬來西亞餘仁生為例》（祝家豐）；《董浩雲：一個真正的世界航運鉅子》；《從香港揚帆|董浩雲》；《包玉剛：航運家中的銀行家》（《人物》）；《大公報：港人遭日軍蹂躪的三年八月，苦海不可忘》（朱晉科，中新網）；《香港的發展歷程之崛起與墮落》；《香港為何繁榮，深扒176年曆史》（付今責，《觀察者》）；《5000億資產大騰挪：李嘉誠之後 又一個香港大佬開始世紀重組》（麵包財經）；《李嘉誠一生最大成就，聯手包玉剛打破英國對香港經濟的殖民統治》；《68歲吳光正交班前撰文：我見證了李嘉誠和包玉剛的世紀交易》（王齊，澎湃新聞）；《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霍英東 》（ 陳光、夏喬，《華商韜略》）；《商人眼中內地與香港20年融合之路》（張國鋒，《證券時報》）；《香港三大中心地位鞏固得益內地沃土——國際人士談香港迴歸後發展經驗 》（新華社）;《破除西方謬論！英國學者對香港困境的分析太透徹，全程高能……》；《中美貿易戰中的“香港支點”》（白格爾，量子學派）等文獻/文章，及圖片。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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