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平靜地說自己想要解脫。我告訴他：“我室友是化學系的，給你找瓶化學藥物。你喝下去，還沒感覺到痛苦，就死掉了。”
有種職業 第 7 個故事
一
夜晚是人情緒最脆弱的時間段。凌晨兩點到四點，是自殺干預熱線電話集中打來的時候。
如果說，前半夜的來電是來做最後的求助；那麼，後半段撥打熱線的人，多數對人生徹底失望，試圖通過死亡獲得解脫。
那天，我和拍檔坐在自殺干預熱線的值班室，凌晨兩點鐘左右還沒人打來，我以為會是一個平靜的夜晚，可快要睡著時，電話響了。
我輕輕“喂”了一聲，那頭沉默了一會，說話了：“你好……”對方說的普通話，一聽是內地學生，我和拍檔交換了眼色。內地學生來香港唸書的，多是碩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發生意外，我們可能沒法及時救援。
“你是內地的學生嗎？我也是內地來的。”我試圖跟對方拉近距離。
“我的東西，都打包好了。”他聲音哽咽。
哭說明對方還有情緒，還有救下來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語氣平靜到聽不出任何情緒的人，他們可能已經理性地思考過死亡和身後事。
“你在家嗎？我現在可以過去，一直陪著你。不要怕。”我們需要儘快對他進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來。
劏房位於香港相對貧困貧窮的街區，比如油尖旺。和我一樣從內地來的同學，多是在這裡，兩人同租一間兩平米的上下鋪，人均一千塊。
這裡的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不過兩三平方米，大多沒有窗戶，臥室擺上一張單人床或上下鋪之後，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一層樓四五戶人家共用一套衛生間和廚房，住著很容易抑鬱。
作者圖 | Andy出事的地點
“我好絕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傷的貓一樣，開始小聲地嗚咽，哭聲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紅磡嗎？”我縮小範圍，開始引導他的思路。
“ 嗯。”他條件反射般地回答。
“黃埔街？必嘉街？”我進一步試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檔男同學在電腦上找到對應街區，指著其中一條街道給我看。
“機利士南路？”我問。
他沒說話，看來是默認了。搭檔立刻通知保安處準備，等我趕往事發地點確認後，他們再報警（如果是校內情況，保安處會直接出動；如果是校外，保安處只能幫忙撥打999）。
“我住在XX大廈，我到你那兒，用不了幾秒鐘。我的手機號是xxxxxx，我給你打過去。”其實劏房那邊，我只知道這一個大廈，因為我有個同學住在那。按照來電顯示，我用自己的手機撥給對方，接通後，他的第一句話是：
“我租的房子這個月到期。你過來也好，我不敢在屋裡燒東西，怕萬一著火。你來處置吧。”他聲音平靜，我知道不妙了。
我衝出值班室，往機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路過一片殯葬區，路上堆著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也顧不上害怕，在電話裡穩住他：“我現在在機利士南路。你在天台嗎？在哪幢大廈？我上去陪你。”
話筒裡非常安靜，只聽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氣聲。隨後，他掛斷了。我慌忙撥打999，又給搭檔打電話告知情況。
二
在香港，所有大學都設置了學生髮展處，只針對本校學生開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諮詢。
我很早就做了打算，畢業後當一名心理醫療師。在香港上大三那年，我去面試了學校裡自殺熱線接線員的工作，算是職業預演。
按照慣例，值班時間通常是夜晚六點到早上九點的任意三小時。值班室約十平米，正對著門兩米遠的地方，擺放著兩對桌椅，桌上各擺著一臺電腦，一部電話。兩臺電腦的屏幕，分別被學校的地圖和香港地圖佔據著，以便隨時定位。
作者圖|值班室
通過拍檔的定位指示，我趕到機利士南路去尋找那位自殺者，看見一輛警車停在一棟樓下，我飛奔過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樓嗎？”
警員愣住，指著旁邊兩個便裝市民：“你們是一起的？”
兩人夫妻模樣，連連搖頭：“有個內地來的大學生租我們房子。剛剛發信息說，水電煤氣費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學會來取行李。我覺得好奇怪，就報警了。警員說他可能有自殺傾向，我就過來看看。”女房東說。
在我們說話的間隙，警員們早已鋪好救生墊，另一些警員開始上樓。
我跟房東核對了電話，是同一個人。我告訴警員自己就是那位同學，是趕來救他的。警員點點頭，拿起對講機跟同事說了什麼，允許我進入現場。
劏房沒有電梯，我跟隨警員走樓道，黴味、公用廁所裡排洩物的味道瞬間包圍了我，手電筒的光亮路過角落，我看到幾隻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視線挪開。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來的幾條晾衣服的線。香港的大樓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頭種花、晾衣服、彈吉他，有流浪漢在上頭居住，有人準備飛昇。
三
男生站在邊緣處，警員幾乎貼在地面上前進，我渾身抖得厲害，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緊張，我哭出聲來，行進中的警員停下，拍拍我的後背，“這裡只有五樓，我們救生墊已經鋪好了，他要是正常腳著地跳上去，頂多骨折。不用擔心。”
男人背對我們站著。他個子不高，聳肩勾背，他垂著頭，頭髮凌亂。我挪到他身後，安全區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覺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覺得萬劫不復，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詛咒。現在我覺得，永世不再為人才是解脫。”他很平靜。
我脫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學系的。給你找瓶化學藥物。你喝下去，還沒感覺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輕輕搖頭：“都一樣。”
其實，在危機干預時，對於抱有必死決心的人，通過阻攔造成的自殺未遂，會導致他們下次進行更決絕的自殺。我們有時會允許他們在可控範圍內進行嘗試，比如不阻止自殺者在五層樓內、有救生墊和救護車的情況下跳下，在能及時搶救的情況下，服下安眠藥（正常包裝、但裡面是替換了的、低濃度的安眠藥）。
對他們來說，生硬地勸阻，是不理解他們的痛苦。而允許他們嘗試，是尊重對方選擇的同時，也守好自己的職責。
警員悄悄遞給我一瓶藥，瓶子上寫著：安眠藥。我問他：“我這有一瓶安眠藥。你吃嗎？”他似乎動搖了，慢慢後退了兩步，轉過身，在原地，木木地盯著我手中的藥瓶。
我索性直接擰開藥瓶。他本能地走過來，一把抓過藥瓶對準嘴巴，後面的警員遞上一瓶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緊緊抱住他，說著：“沒事，沒事”。
不知是藥物還是擁抱起了作用，他平靜了一些，癱坐在地上。警員們將男生連扶帶抱地帶下樓，送上救護車。
現場醫生對他進行救治時，我聽到房東夫婦向警員道謝：“哎，可算沒事了，謝謝你們啦。不然啊，我這房子就變凶宅了。沒人會住的啦。不過被他這麼一搞啊，街坊鄰居肯定也知道了，我這房子也也不好租了。”
我後背一陣發涼。
四
夜晚四點，我上了救護車，給值班的搭檔發了短信，告訴他我救下了那個男孩。男生被推進急救室後，警員告訴我，瓶裡裝的是鎮靜藥物，他吃下後會暫時安靜，並讓我趕快通知學校。
天亮時分，學校的老師趕到了。因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師決定讓我先跟進。我瞭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學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結業考試，七月份畢業。他的成績不算好，初步認為他是因找工作不順利而自殺。
作者圖|香港救護車
醫院在病床前四周拉上簾子，算是隔開的個人空間。在這裡，談論隱私沒有安全感。我向醫生諮詢後，帶Andy出院。我們坐著老師的車，來到學生宿舍樓。老師已經準備好了專門的房間。
在安靜明亮的獨立宿舍裡，他躺在床上，放鬆下來，似乎有了傾訴的慾望。我打開錄音筆。我們會對來電者的所有信息進行記錄、存檔，將資料編號存入資料室，以便追蹤他們後續的情況。
“五月份考完試，我一直在找工作。可能因為成績太差，一直沒找到。房子到期了，我也沒錢交房租。”
Andy告訴我們，小學時，他父母都下崗了，父親開始酗酒。冬天喝醉了倒在路邊，要不是被路人救下，或母親出去尋他，可能早就死在路邊。父親還變得暴力，平時稍有不順心，就對妻兒又打又罵。
後來，Andy的阿婆（奶奶）生了大病。家裡把房子賣了，錢依舊不夠用。“爸爸當時整個人都廢了，連阿婆也不管。阿公身體還能支持，他跟我媽商量，讓我媽去香港打工，他在家照顧阿婆。”最後，一家人託一位偷渡到香港的遠房親戚，設法幫母親偷渡過去。
他雙手抓住頭髮，死死拉扯著，臉色變得痛苦。我抱住他。情緒宣洩出來，就好了。
“我媽開始往家裡寄錢，寄錢的時候給我寫幾張信，信裡說自己在做保潔，做保姆，做服務員。要我好好學習，照顧公婆（爺爺奶奶）。她偷渡來的，也沒法回家。”他抱住頭。
Andy聽母親的話，學習刻苦，成績也挺好。可是母親長年不回家，鄰居們難免會說些閒言碎語。高二那年，阿婆的病好了。老人想讓兒媳回家，Andy母親說要先攢夠兒子上學的錢。後來，Andy父親收到錢後，就去賭博。還告訴Andy：你媽媽在香港做婊子。Andy苦笑著說：“賭博跟吸毒一樣，最後都得家破人亡。”
他自然不信父親的話，上大學後開始打零工存錢，那時候去香港，辦好通行證，到口岸買個簽註就行。十幾年後，Andy在香港見到母親。母親化好了妝，但遮不住臉上的傷痕。
五
Andy那時才知道，母親這十幾年來在香港的生活。初來時無處可去，她只得出賣身體給那位遠房親戚。後來，為了快點掙錢救婆婆，做起了皮肉生意。親戚抽到七成佣金，作為他母親的房費、保護費、生活費等。等她廣東話說利索了，對香港也算熟悉，親戚給他母親找了份保姆的差。Andy母親白天去做鐘點工，晚上回來接客。
她一直希望能住在僱主家，這樣就能逃脫親戚的魔爪。一年後，Andy母親和一位僱主同居了，她睡在床邊不到五十公分的空地上，要照單全收男人隨時的慾望，還要幫忙料理家務。雖然算是在香港落了腳，但依舊沒有身份，身體也日漸虧空。
婆婆病好後，丈夫又開始賭博，威脅她如果回家，就讓兒子輟學打工賺錢。Andy母親忍耐著，心想等Andy上了大學就好了。她一邊攢錢，一邊往家裡寄錢。僱主卻認為腳邊的女人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想把Andy母親的錢全部佔為己有，還開始家暴她。
作者圖|Andy母親居住在旺角
“地球就是個地獄，這裡只有魔鬼。我當時想把他們都殺了，可我發現，殺不過來……”Andy重複著這幾句話。
講述完這十幾年的遭遇，Andy母親把偷藏起來的錢給了兒子，告訴他自己不日會偷渡回去。Andy惴惴不安地回去，卻等來了母親墜樓身亡的消息。
偷渡回去並不容易，她需要藉助別人。她去央求那個親戚。親戚也同意了，不過要求她用身體做交換。好巧不巧（Andy懷疑是僱主或是認識的人報的警），警察趕來了。Andy母親在羞憤和恐懼中，也許是一個不小心，從窗戶跌落了下去……
母親在香港的困境在Andy身上留下了心結。大學畢業後，他一邊工作存錢一邊申請來香港讀書。他立志要在這裡像人一樣體面的活下去。他的粵語不流利，成績也不好，和西裝革履的同齡人比起來，他穿著土氣，樣貌頹唐，三個多月來，一份工都沒找到。他不想離開香港，為了母親，他也要征服這裡。
六
他靠著我的肩膀，我輕輕拍著他的背，告訴他熟識的學長學姐找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我主動去就業網站幫他海投簡歷，又拜託朋友，讓他先賒著租金，在家裡打個地鋪。
之後，我和Andy一直保持著聯繫。新學期開學後，他告訴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試邀請，在工地工作，工資不高，但他已經很滿意了。
上班之後，他似乎慢慢迴歸了正軌。而我繼續在接線室裡，通過一根電話線努力接住那些懸崖邊的生命。在學校做自殺干預那一年，這是我唯一一次出外勤。大多數時間，我們都是通過電話進行干預。我大概接到了200個電話，打來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鬱，且認真思考過自殺。
每次通話即將結束，我們都會告訴對方：想要傾訴時，隨時打來，我們一直在。有些人會反覆來電。自殺干預是即時性的，我和對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危險的念頭會再侵襲他們。但只要電話打來，我就要用力將他從懸崖邊上拽回來。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學告訴我，白天一位來做心理諮詢的同學告訴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個住在上面的流浪漢對我說：‘你（要跳）去旁邊屋頂吧。’”
我回想自己的高中生時代，我是班上的“差生”，一直活在老師的“你腦子不正常”的質疑中，同學們也會刻意疏遠我。上大學時我選了心理學專業，就是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他們所說的“正常人”。
那時，從沒有同學替我說過一句話，就像曾經的我一樣。初一時，班主任在課堂上說，不要跟班上成績最差的女孩講話。我們聽話照做，孤立她。
課間我們去天台吹風，那女孩經常獨自站在邊緣，掉眼淚。傳言說她自殺了好幾回。初二時，她退學了。快畢業我才知道，學校不許“差生”參加中考，怕拉低升學率。
時隔很久，我在夜裡突然夢見初一時的那個女孩，她像記憶裡一樣，站在天台上哭泣。我問過一些同學，他們已經不記得她了。但我卻忘不了自己作為旁觀者的冷漠。
再後來，我大學畢業，離開了接線室。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的看向樓頂的天際線。生活中和別人講話，我都儘量小聲，多傾聽，碰到有人情緒萎靡，也會上前聊聊天。
我意識到因為抑鬱而自殺的人越來越多，似乎每一個孤零零的身影，都可能是潛在的自殺者。如果上前給予一些溫暖，或許可以挽回一條性命。
作者唐木雨，研究員
編輯 | 崔玉敏
本文由樹木計劃支持，真實故事計劃獨立出品，首發在今日頭條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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