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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宋曉英 採寫\/方舟\n \n 年少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歌唱演員,最後卻陰差陽錯地拍起了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電影,並且一拍就拍到了現在。我們這個時期的很多演員都改行的改行,出國的出國。我從來沒有動過這些念頭。我覺得我太愛電影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提電影,我都會燃起百倍的熱情。因為,電影是我一生的事業,是我的生命。\n ——宋曉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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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第一次讓導演起急\n \n 《丫丫》是長影廠當年的重點影片,也是我第一次領銜主演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反映的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時候,農奴丫丫和莊園主鬥智鬥勇,幫助解放軍,最終和自己的親生父親團聚的故事。我扮演丫丫的母親和丫丫兩個角色。\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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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反映的是西藏的故事,所以整部片子都是在拉薩拍攝的。30年前的拉薩幾乎全是土路,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鄉鎮。但是西藏美麗的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蔚藍蔚藍的天空看起來都有一點不真實了,潔白的雲彩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一朵下來,還有藏族特有的那種黑白相間的窗框,以及大多數用泥土壘起的房子……我們就住在拉薩的一個招待所裡,條件很艱苦,有時候連水都沒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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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扮演的丫丫,是一個動作戲非常多的角色,經常地要跳、要動、要跑,還要背東西、幹活,加上高原反應的折磨,最後能熬下來全憑身體好了。我記得當時劇組的一個作曲,大概五六十歲吧,到了拉薩不久就出現了肺水腫現象。在高原,這是非常危險的。幾天下來他整個人就已經非常虛弱了,站都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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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進出西藏非常不方便,航班幾天才有一趟。正好因為我要臨時去北京開會,劇組便讓我照顧他一起出藏。當時我還挺擔心他的身體,結果飛機升空以後,隨著氧氣濃度的加大,他整個人都恢復過來了,竟然能自己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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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有一場戲,我揹著水桶,赤腳走在山谷間冰涼的青石板上。當地有藏族群眾看見了,並不知道我是在演戲,只是覺得我非常辛苦,就特別熱心地從藏袍裡面抓出一團糌粑,遞給我。因為石板太涼,我當天晚上就發燒了。\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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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羽導演對我的表演要求非常嚴格。我演戲這麼多年,他是唯一一個對我曾經起急的導演。記得有一場戲是演丫丫在屋頂上和反面人物對峙。第一遍演完,導演就急了,吼道:曉英,怎麼回事?你怎麼不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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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站在那兒就跟棍兒似的?我那時候還很年輕,有點逆反心理,導演一吼,臉上就有點掛不住,我心想:像根棍兒,你還讓我演?不過,我還是拗不過導演,最後按照他的方式把這場戲演完。演完以後,導演就說:你看,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可是我自己的心裡還是有一點不服氣。\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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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整個電影界還停留在過去的模式當中:一扭頭,脖子不打彎就過來;一瞪眼,恨不得眼睛能夠放光。我雖然沒有經過專門的表演課訓練,但本能地覺得這種表演模式太過僵硬,所以很多時候就有意識地將表演生活化、自然化。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和導演在表演方式上產生了差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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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拍攝一個鏡頭和所用的膠片的比例大概是1比3.5,也就是一個鏡頭,演員也就頂多有三四遍的機會來重複,這對演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們當時的壓力也很大。因為膠片的珍貴,所以拍攝過程的樣片都要隨時送回廠裡洗印,廠領導審查後,再把意見反饋回來。雖然每次反饋回來的意見都是表揚,但說心裡話,我覺得我在《丫丫》裡的表演並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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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是因為我扮演的丫丫是一個藏族姑娘。藏族在很多方面和漢族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藏族人看人的眼光,他們敬酒、他們落座的方式,他們因為衣服所帶來的形體習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和漢族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加上我當時還太年輕,對人物的塑造能力不強,所以要真正達到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還是挺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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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裡面的藏族演員都是西藏話劇院的,很多人都參加過電影《奴隸》的拍攝,表演得非常到位,我心裡就有點起急。《丫丫》整部電影,我都是在一種很著急的狀態下努著勁完成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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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場上的婚禮》:我最鍾愛的\n \n 《刑場上的婚禮》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影片之一,不僅僅是因為這是一部我在表演上的得意之作,更因為這部片子曾經教育了幾代人。這是一部以烈士周文雍、陳鐵軍就義之前,在敵人刑場上宣佈他們的婚禮這一故事創作而成的電影,我扮演陳鐵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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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軍的角色原來並不是由我來演的。我是中途進組,換下了當時已經拍了好長時間的女演員。其實最早的時候,我同時接到廠裡的兩個劇本,一個是《苦難的心》,一個是《刑場上的婚禮》。我自己更喜歡《刑場上的婚禮》。可是《苦難的心》的導演常甄華卻非我不可,一定要讓我去演,我推託不過,只好跟她去了外地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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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蒙古族導演廣佈道爾基執導的《刑場上的婚禮》也在廣州開機了,扮演陳鐵軍的是廣東一個文藝團體的演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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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拍攝《苦難的心》時,冥冥中總覺得陳鐵軍的角色肯定還是會由我來演的。巧的是不出半個月,廠裡果然來了一封電報要我緊急回廠,馬上去《刑場上的婚禮》劇組報到。等到了廠裡才知道,影片裡原定的女演員被臨時撤掉,由我來接替她出演。\n 我還記得當時蘇雲廠長親自找我談的話。大意是讓我辛苦一下,馬上去劇組報到;並且強調這是廠裡的決定,與我個人無關。\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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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和蘇雲廠長談完以後,我的一個朋友特意找到我,勸我還是不要去了。她告訴我說,之所以會臨時換角,是因為廣佈道爾基在拍攝現場是一個火氣非常大、脾氣非常急的導演。因為對原來女演員的表演不滿意,就對著她大光其火。結果越是吼,女演員就越害怕,演得越是糟糕。最後導演一吼,她就直哆嗦,乾脆就演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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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勸我說:你拍完《苦難的心》,然後踏踏實實地拍別的去。我一想也是,如果導演天天急的話,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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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回過頭又去找蘇雲廠長。我說:廠長,我不去了。我還是老老實實把《苦難的心》拍完了,咱們再說下部戲吧。蘇雲廠長跟我說:你要服從組織分配,廠裡還準備調你來呢。當時我的關係還在吉劇團,在長影拍戲屬於借調。一聽說組織分配,再加上自己調動有望,我只好放棄了個人的想法,到廣州去報到了。\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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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一下飛機,溼乎乎的熱氣撲面而來,我當時就感覺有點窒息。在廣州的一個多月,我這個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可是吃夠了桑拿天的苦。白天穿著嚴嚴實實的戲服忙個不停地拍戲;晚上天氣熱得我根本就睡不著覺,我又吹不得電風扇,一吹風扇,鼻子就堵住了;每天早晨起來我都是渾身大汗,涼蓆上留下一個完整的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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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晚上睡不著覺,白天又沒有休息,我就此落下了腦神經衰弱的毛病。而炎熱的天氣加上高強度的拍戲也讓我最終中暑。當時我正在拍一場陳鐵軍繡花的戲,攝影師讓看著樹上的兩株木棉花,我盯著盯著就覺得木棉花下面的一片葉子怎麼變成兩片葉子,一會又變成了一大片綠色,然後就“壯烈”倒下了。我這一中暑不要緊,全組人雀躍得要命,因為總算有一天可以休息了。\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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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因為我的表演得到了導演的認可,還是因為廠裡做了導演的工作,總之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廣佈道爾基導演沒有對我吼過一次,而且我們的合作特別的好。這和原來我設想的他的形象完全是兩回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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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場上的婚禮》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部主旋律的影片。但是我在表演陳鐵軍這個人物時,我並沒有把她當成一個英雄人物來演。我覺得她首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然後才是女英雄,而即使是英雄也會有害怕,有退卻,但最終她能夠戰勝這些害怕和退卻,這就是英雄的魅力。所以我的表演首先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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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我還是特別喜歡陳鐵軍這個角色,我覺得她代表了我鼎盛時期的表演風格,人物大氣,自然而且有一種成熟的厚度。\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