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刪掉了電腦裡的17個文件夾、381條記錄。
我想來一場乾脆利落的告別。電腦裡的記錄抹掉了,自己的心卻永遠留在了那裡。
那是一個我離開5年、時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會發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為止,我在祖國版圖上抵達過的最遠地方。
阿勒泰是中國的一個角落,地圖上大公雞尾巴翹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爾泰山南麓,被216國道線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長的國境線,常年積雪,四面環山。很多人因為作家李娟寫的《阿勒泰的角落》而聽說過那裡。
阿勒泰地區太大了。它有11.7萬平方公里,是我家鄉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萬,遠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是突厥語,意為“金山”,有“阿爾泰山七十二條溝,溝溝有黃金”之說。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個角落,我在另一個角落。
1
我們一行14個人的支教團是在盛夏到達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達的遠方,滿大街都是賣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灘上挨著個兒躺滿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溝不遠處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學校操場邊的哈薩克少女
事實上,這裡年均氣溫4℃,3個月的無霜期,特產大雪。這裡城市建設完備,有溜光的柏油馬路,百貨大樓也入駐了高檔化妝品的專櫃。
我們支教的高中在當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學生是哈薩克族,他們第一次出現在我朋友圈就因顏值獲贊無數。他們會講哈薩克語、漢語和英語。
第一次英語輔導課上,大家自我介紹:藏哈爾是“高大的山峰”,朱麗德孜是“星星”,阿依達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駱駝”。
“塔裡哈爾,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訴你,他們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說”又有什麼打緊的呢?課堂上,師生也是一種平等的配合關係。我們需要給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們叫我“瑪麗”。剛到時,學生去辦公室找我,年級主任說你們馬老師去領新書了。不知道傳到班裡為啥就變成了“瑪麗老師”,已經傳開了,就沒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為此被支教團的老師笑話了一個月,堪比理髮師Tony。
後來學生們給我起了哈薩克語名字,“茉莉德爾”,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團裡的老師因為只有我有此殊榮,所以稱我“小茉莉”老師,後來大概因為我特能吃抓飯,就變形成“小米粒”。
我帶高一年級一個普通班和一個特長生班的英語課,平均每天上3節課,批改作業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繼續做課件、寫教案,通常被子還沒蓋上,人就睡著了。有時候,做夢都是在講臺上暴走。
站到講臺上是最踏實的時候,我似乎在粉筆灰裡得到了某種神祕的力量,瞬間有了天然的大嗓門和抑揚頓挫的聲調,還有偶爾“猙獰”的面目表情。“來,抬頭,看黑板”是我喚起他們注意力的咒語。
特長生班的學生很多時候都不算乖巧。
他們喜歡在課上疊紙飛機,畫太空飛船,起立的時候互相撤板凳,用課本作“掩護”,在課桌上帶蝸牛散步,將兩個透明膠帶芯窩在眼眶裡,裝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站門口迎接我。
一個學生雖然是文科生,但是個“發明狂人”,他在日記中寫道,他曾發明了一款“點痣器”,用各種電池導線魚鉤,把自己臉上的痣燒糊掉了。
還有一個學生,一整節英語課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發現時,已是隻逼真的拇指大籃球鞋。“老師,你學過《核舟記》嗎,我這個技術比它如何?”
有次,下課前,我把作業打在6張幻燈片上,每天完成幾項,背哪裡的單詞,很細緻。他們將有6天的古爾邦節假期。
“呀,老師留少一點少一點。”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沒有作業的,你們可以去拜年。”
“老師,我們6天都要去拜年!”
學生習慣和我討價還價、撒嬌。有時作業多了,他們就喊:“嗷,Mary作業太多了!覺都不夠睡!睡不好覺,怎麼長個子啊!”
抗議無效。長知識與長個子本來就不衝突。
2
很多時候,我也不溫柔。甚至想變成他們的親媽挨個兒揉圓搓扁名正言順地揍一頓。
學生在課上扮“鬼臉”
學生總結過我的暴脾氣:不認真聽講的時候,會先祭出“眼神殺”;被無視後,會擲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個粉筆頭或聽寫本;最嚴重的後果是被我帶回辦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說話嗎,下課跟我去辦公室,讓你說到不想說為止。”我點名班裡說得正熱鬧的學生。
“你看啊,我有這麼多書,都沒有時間看。既然你那麼想說話,就讀書給我聽,一直讀,讀到你不想說為止。”我從書架上隨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讀抄》,遞給他。
他也不懼,站我辦公桌邊讀起來。讀完三行,抬頭,“老師,能換一本嗎?”
有時氣氛緩和了,熊孩子們在辦公室裡給我講被初中老師懲罰的往事。
“你知道嗎,就冬天,我們拿著塑料桶去操場上裝滿雪,然後兩腳踩著桶沿,蹲上去,直到雪全部化掉,我們才可以下來。”
儘管我時不時“修理”他們,可他們還是很愛我,說我的課很有趣。
“瑪麗,你知道嗎?”我的課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語音播報,昨天班裡要選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講臺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兩字拉得很長。
來到阿勒泰的第一個月,我頂著小雨在郵局門口寫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訴全世界,“我很愛我的學生們,我愛她們金子般的心靈,愛她們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這裡的人們很淳樸,這裡的街道只有一條,這裡的物價很資本主義,這裡的蔬菜只有土豆洋蔥西紅柿。”
明信片還在路上,我和學生髮生了支教期間的最大一次“衝突”。
3
我和Lebron之間的戰爭“爆發”在一次英語自習課,因為他“在英語課上寫物理作業”。
我生氣地將他的物理書和作業本扔上講臺。他也不示弱,從座位上站起來,像個發怒的小獅子,衝上講臺搶回自己的書。
他站起來高我一頭半,性格大大咧咧、作業字跡潦草,但成績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學生。
課堂上,我每講一個知識點,都會向講臺下問一句,“可以聽懂嗎?”“老師,可以——”他老大聲地把音拉得很長。他也喜歡偶爾出個難題,當堂考考我。
我把從母校南開大學帶來的三枚青花瓷書籤獎勵給班上的學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這次,他不僅頂撞我,也讓我建立起來的做老師的信心瞬間崩塌。我帶著眼淚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裡41名學生的短信。 “老師,你可不要再難過了吧,我們都很愛你啊,希望你明天回來上課” “老師,你要是還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頓”……這些信息裡,唯獨沒有Lebron的。
他的行為被學校的老師們判定為“惡劣”,但他依然拒絕認錯。
不知道別的老師對他說了什麼,第二天下午,他帶著一束鮮花來辦公室。卡片上,他只寫了兩個詞,“瑪麗,對不起。”
這張卡片的背面被我寫上了冬季學校作息時間,貼在牆上整整一年。
此後的課堂還像往常一樣。我依然上課提問Lebron,依然偶爾開他的玩笑,他也還會和班上同學在我上課的路上攔住我叨叨兩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語書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筆寫了一行大字,“不許惹老師生氣”,被反覆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尷尬地衝我笑笑,我卻笑不出來了。
我沒有生Lebron的氣,卻對自己很失望。我很內疚,為什麼在學生成長的路上,自己沒有保持足夠的理智和寬容。Lebron的代價是一個處分,而我的代價卻是很長一段時間裡和自己的鬥爭。
很久之後,我開口和Lebron聊這個問題,那時候我已經在和他們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對不起,為由於我的不成熟而給你帶來的處分而道歉。”我終於在手機裡敲下了這行字。
“說啥呢,本來錯就在我。就像你說的,我應該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處分沒事,我後來又背了一個,害得我們班主任連年終獎都沒有了。”
Lebron說的第二個處分,是他因為搶宿舍樓下的乒乓球檯子,對一個學生大打出手。為此,老師們都快被氣暈了。
再後來,聽說他很乖,很安靜,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4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資”奶疙瘩的“醜聞”。
課間總有不同班級的學生在辦公室門口探出個腦袋,小聲喊著“老師,出來一下”,然後迅速塞到我手上幾塊奶疙瘩。就這樣,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塊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製成。據說,世上幾乎找不到兩塊風味完全一樣的奶疙瘩。它是遊牧時的乾糧。以前在冬牧場,酸奶疙瘩還是牧民麵條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品,是醋的替身。
李娟在《春牧場》裡寫道,“哈薩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鄭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帶有禮物上門。禮物通常是一塊舊軟綢裡包裹的風乾羊肉和幾塊奶疙瘩。”
我養成了每天一塊奶疙瘩的習慣。早晨到辦公室,拿出一塊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後小心地用紙包好,放到書架邊,奔去班裡上課。批作業累了,再從書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裡。
一塊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這在學生眼中,也成了辦公室一景:南開大學來的英語老師每時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積一樣大,可我卻覺得它很小,一條南北主幹道。打車很便宜,起步價3元,基本可到達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這裡沒有新光天地,沒有百盛銀泰新世界,也沒有中影萬達大悅城。
我們最多的娛樂就是散步,就像當地人說的,“阿勒泰就是‘一個饢餅從北滾到南’。”
“華麗”是一家商場。每次散步到這裡,我都會想起帕孜來提的話。
有次上課,我講詞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專有的)”,帕孜來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華麗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驚異於她們的思維,靈活而可愛。
偶爾,我們會奢侈地去看電影。
老謀子的《歸來》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場。剛來的時候,我立志不能降低偽文藝青年的生活品質,7個人去看的《速度與激情6》。多好看的電影啊,有一段卻只能聽見聲音看不到賽車。坐前排的大姐說,哎,屏幕太小,估計衝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時,“海陸空”就搞定了。海陸空,就是一個長約一米半,寬約40釐米的鐵板上,把土豆、紅薯片鋪在最底層,上面有烤魚、烤雞翅、烤羊肉等,天上飛的、地上長的、水裡遊的都在裡面。端上來的時候還滋滋直響,“好吃到流眼淚”。
我們還喜歡在樺林公園一個“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並決定照全四季,這個心願終究是實現了。
秋天的樺林特別美,跟油畫一樣。只可惜鏡頭太渣,糊了一片。
5
李娟在文章裡寫道,幾乎這裡的年輕人們都向往著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輕人天遠地遠地跑到阿勒泰這個邊地小城,來之前,無人不心懷浪漫想法。但是,世上還有一個詞叫“現實”。差不多所有人最後都會對這裡失望,頂多兩年就紛紛離去。就算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來,也一個個牢騷滿腹,百般不順。
學生們的籃球賽
鬆哥姓什麼我們都記不清了,支教團的老師都這麼稱呼他。他是四川人,畢業於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學校安排年輕老師互相聽課,我曾在他的課上聽他給學生講,“像我們國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連大漠,東接大海,這才是大國。”
冬天的時候,他經常在學校教職工健身房和我爭奪唯一的一臺跑步機,那臺跑步機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覺到它的劇烈抖動,後來乾脆壞掉了。支教團的袁老師每天繞著室內的羽毛球場地跑100圈,經過他“精確”測量,場地一週是40米。
“我那時拉了一個行李箱,48小時的火車從成都到烏魯木齊。然後坐12個小時大巴到阿勒泰,4月還是挺冷的,還記得我試講的時候穿一件黑棉衣。”鬆哥試講的內容是《固體廢棄物的處理》,因為試講要求是學生學到哪裡,教師就要從哪裡接著講下去。
平凡的熱情能催促人去遠方,強大的熱情則會讓人在遠方停留。留下來的鬆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當離開新疆時,我才意識到他這句話的普適性。自己早就不說“你們新疆了”,而是“咱們新疆”。
6
在這座小城裡藏著很多夢想。
阿勒泰的牧區
阿勒泰是一個“特產”將軍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著將軍山,城裡幹道旁有一棵將軍樹,一個古舊的大門為“將軍門”。
將軍山在克蘭河東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駱駝峰。兩山對峙,是阿勒泰的象徵與驕傲。
學生臧哈爾告訴我,他們樂隊的排練室就在將軍山後。
這個看上去瘦弱的哈薩克少年總喜歡用“燥”這個字。他喜歡聽“重金屬”。平時自己翻譯外文歌詞,那些歌 “阿勒泰聽過的人也不一定超過5個”。
在將軍山上,他們有一間簡陋的排練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攝氏度,他們便自己拖煤上去,長長的斜坡,是4個孩子的堅持。
樂隊磨合得差不多了,他們在一家KTV租了場地,開過一個專場演出,收門票。去的人比他們預想的多很多,場面很火爆。他們掙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樂隊解散了,怎麼辦?”
“不會的。”藏哈爾說,“如果有一天樂隊解散了,我會說,這是我的第一支樂隊。”
為了讓新來的老師保持對高考要點的“題感”,學校要求我們參與高三年級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題卡讓我有種穿越感。
英語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觀題。但這裡使用的“答題卡”,並不是機讀卡,而是教師“人讀”——點一支薰香,在正確的選項上燙出洞,覆在學生的答題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鉛筆塗痕的便是對的。
阿勒泰的冬天來得很快。
考試進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飄下來。我在草稿紙上寫,“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餅乾。”
每年有6個月的雪期是這裡值得炫耀的資本。
隨便一場雪,就能沒過膝蓋。連著幾天飄雪,雪都能堆成腰那麼高。聽老支教人說,冬天,你覺得整個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築物、指示牌什麼的,都只高出地面一點點。
7
在玩雪這件事上,我的學生們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稱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團個雪球,扔過去。阿勒泰最傳統打雪仗的方式是,一個人過去,咔一下撂倒一個人,然後出現一堆人,搓搓手,立刻剷雪,把這個人埋掉。大雪到來前,學生衝我壞笑一下,“所以說,雪後不要落單。”
我就被“活埋”過幾次。下課鈴一響,便有學生跑到上講臺,“哎,老師,我幫您拿書,給您拿電腦”“手機、鑰匙也先放我這唄”這真是一個“不良”信號。
後來,年輕老師們得到的經驗便是,在大雪堆積的日子裡,佈置兩分鐘自習,提前“逃”回辦公室。
他們也會在回辦公室的路上設下“埋伏”,將辦公室門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師們踩著冰碴極易滑倒。
等操場上的雪足夠厚了,“雪地杯”足球賽也要開幕了。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皚皚雪山的景觀。滑雪行家說,這裡的雪質是全國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歐洲的阿爾卑斯山。
阿勒泰有著古老的滑雪傳統。在圖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遊牧的時間很短,大概只有3個月。冬季裡,零下三十幾攝氏度,積雪達1米深。牲畜寸步難行,滑雪成了他們在山谷中疾走、遷徙、運輸、狩獵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5年發佈的《阿勒泰宣言》認為阿勒泰是世界滑雪起源地,至今已有1萬年的滑雪歷史,超過之前考證的挪威滑雪史4500年,俄羅斯滑雪史8000年。
對於這裡的學生來說,滑雪就像走路吃飯一樣,不屬於特殊技能。我有學生曾在13歲時獲得全國滑雪比賽第二名。她的身體素質看上去並不出眾,平時話少又低調。提起獲獎,她無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這麼回事,上初中的時候了”,興奮程度似乎還比不上考個班級第一名。
8
阿勒泰的冬天漫長,天上時不時飄下“鍋蓋”大的雪片,日落的時間從晚上10點挪到了約7點。
我們出門前都會精心裝扮一番,頭上戴著帽子耳包,腳上有三層襪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儼然把自己裹成了一隻“會講英語的狗熊”。
團裡的人相繼病倒。
我的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二十幾歲的姑娘,整張臉沒有一平方釐米的好皮膚。因為水土不服,臉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還有的正在醞釀生長,馬上破皮而出。嚴重的時候,幾乎一個星期沒有照鏡子。塗抹藥膏時,都是對著手機屏幕。還有學生給我找祕方,送酸奶抹臉。
“馬老師,你的臉?”問得人多了,我反問:“我臉怎麼啦,臉上長鬍子了嗎?”
臉還是要的,我不會放棄治療。
“哈薩克醫醫院”的漢字和哈語寫在一塊鐵牌上,白底紅字。醫院的建築有著濃郁的民族特色,牆體是淺藍色,屋簷用紅色勾邊。
我是支教團裡唯一一個去哈薩克醫醫院看病的人。在醫院就診時遇見隔壁班學生米克的媽媽,她是這裡的醫生。知道學校不方便熬草藥時,她便貼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學時會帶到學校。
我躺平了,床邊的機器開始噴蒸氣,整張臉被“澆灌”透了,蒸氣停止,醫生開始下針。把痘痘擠出來。
前前後後,我的臉上至少留下了上百個針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盡頭的水房洗淨殘留的藥物。樓道里的待診病人或坐或站,對我行“注目禮”。直到我在牆上的鏡子裡,看見被蒸汽噴溼又壓變形了頭髮,那張紅腫,充滿針孔的臉醜到極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晝也變短了,天色暗了下來。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著護士好心塞給我的藍色口罩,心情很複雜。
電商300億元的成交額,恆大奪冠帶來的新討論……信息爆炸的時代,這些與我有何干系呢?我只關心我的臉,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樓,聽見身後有兩個女同學小聲說,“呀,那個支教老師的臉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哦。”我不敢回頭,我的臉確實很爛了,還不許別人說嗎?可就在這時,突然聽見我們班長的吼聲,“說啥呢,我們老師的臉怎麼了?”
再回頭,他的拳頭已經舉起來了。他嘴裡嘟囔著,“滾一邊去,看你們是女生就不揍你了,以後把嘴刷乾淨再出門。”
我們班班長快1米9了,我經常仰著“月球”臉罵他,他也一副沒睡醒或無所謂的樣子,從來沒有私下和我開過玩笑,關係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動得想哭。
新年快到了,學生們放寒假時,我們有一個月的返鄉探親假。
我的學生達吾列跑來辦公室交作業時,給我科普阿勒泰的魚,“細鱗蛙、哲羅鮭、白斑狗魚、河鱸、鯉魚、高體雅羅、貝爾加雅羅、江鱈……”他的重點是:“要是你們寒假的時候不走就好了,可以來我們福海縣看看‘冬捕節’。”
團裡的人對回家似乎也沒那麼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師還有高二年級的5節數學課要上。他站在講臺上,沒完沒了地講著橢圓和雙曲線。
因為時間衝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節課,就沒法上14班的了。他給學生們道歉,課程實在倒不開,沒有機會給他們上本學期的最後一節。
“第四節課,我一推門進教室,就傻眼了,另一個班的搬著凳子擠在過道里、講臺旁,原本容納60個學生的教室,坐了120個學生。”袁老師說,“我覺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個深刻在他腦海裡的場景是元旦演出,體育館裡黑壓壓坐滿了人,袁老師帶的100多個學生站到板凳上,扯著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愛你”,他差點掉眼淚,“那種感覺這輩子不會有第二次了。”
9
阿勒泰緯度高,10月飄雪,轉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開。
阿勒泰的春風“如母親的手”,再過一個月開車進山,你會驚奇的發現,山上的景觀以陽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鮮花遍野,一面白雪皚皚。
山上攢足了6個月的凍雪化冰成河,攜著泥來勢洶洶,清澈的河水變得像黃河一樣渾濁。阿勒泰的自來水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會帶有泥沙。白襯衫被我悄悄收進了衣櫥。
經歷了一次文理分班後,我和一些學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離開的時間也進入了倒計時。
沒課的時候,“前任”們頻繁地從教學樓的一端跑到辦公室所在的另一端,從一樓再爬上三樓,湊在我的辦公桌邊。
可我每個課間都忙著給“現任”講解閱讀,只能一臉歉意地朝她們笑笑。她們不走,也不說話,就安靜地站在一旁看著。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後一次課。沒有正式的告別儀式,卻第一次淚灑講臺,這個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諾他們,兩年後,我研究生畢業,他們參加高考前,我會回來給他們助威、打氣。
我聽見第一排的學生小聲說,機票錢多少?到時候我們湊錢,你要回來看看。
然而我沒能兌現這個承諾。他們高考的日期與我研究生畢業答辯日期相撞,那成了我過去生命裡撒的彌天大謊,也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
鬆哥說,“來這裡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人生本來就沒有最好的選擇。”
離開時,學生們送了我一個10分鐘的視頻光盤。全班學生在操場上大聲喊著“Mary,Mary我們愛你,你永遠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屜裡塞滿了她們留給我的東西,照片、信紙、巧克力、新疆風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張小紙條上,有學生歪歪扭扭的字跡:老師,你知道嗎,每個哈薩克人都是啃著奶疙瘩長大的。牧民家的孩子遠遊前,母親都會在行囊裡塞一包親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親的手藝,那是故鄉的味道。
7月2日,我揹著這些奶疙瘩上了飛機。自此,我再沒去過阿勒泰。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