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
鄧力群老人百歲辭世，不僅為他堅持做完最後幾件事贏得了時間，也贏得了“歷史的沉澱”。如何評價這位世紀老人，涉及對於整個時代的解讀。作為後生晚輩，我只能寫下記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對他老人家的紀念。
一
初識鄧力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審查、批鬥期間，我和其他兩位剛剛大學畢業的同事，負責“看管”和“收繳”他及其他兩位副總編的檢查，日夜陪伴，並參加他們的批鬥會。這種零距離的接觸，使我們感受到他的威嚴和剛毅，也知道他是一條“硬漢”。
1965 年8 月，我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當時的總編輯是陳伯達，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務副總編兼祕書長是鄧力群，人稱“老鄧”。我到《紅旗》時他已經到桂林搞“四清”，範若愚繼任常務副總編。另一位副總編是胡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胡、範”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力群首當其衝，陳伯達說他是劉少奇派到《紅旗》奪權的，被視作“劉鄧司令部”在《紅旗》的代理人，重點揭批其修改並在《紅旗》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事，“幫助劉少奇篡黨奪權”。對於胡繩，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提綱”;對於範若愚，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兵變”。我依稀記得，鄧力群被批判的其他問題還有：鼓吹“白專道路”，鼓勵讀書鑽研，不能當“官”，也能當“員”(研究員);鼓吹中農有組織生產的經驗，貧下中農反而缺乏;編輯部某女同志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鄧力群不主張這位女同志因此事跟丈夫離婚;等等。這些似是而非的批判，在今天看來，幾乎“全擰”，即使在極“左”思潮氾濫時，也從反面給人們打開了思路。
在我的印象中，鄧力群有兩個“異樣”的表現，一是被批鬥時不肯低頭，把頭按下去，讓他重新交代，仍然是“這個問題哩……”，像首長做報告。二是他實事求是地“交代了”陳伯達修改併力主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代了”陳伯達要他來《紅旗》，他不願來，陳請劉少奇讓他來，惹怒了陳伯達。後來，陳伯達幾次來《紅旗》，都問鄧力群死了沒有。
使我們感動的是，對於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看管”過他的年輕人，老鄧並不計較。但凡他認為“說過錯話，辦過錯事，覺悟較早，表現較好的年輕人”，後來都得到了他的關心和愛護。
二
老鄧在幹校，身處逆境，苦讀經典，著書立說，從容淡定。
1969年夏天，《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大部分編校人員都到石家莊“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鄧力群和胡繩到幹校後繼續接受批判，幹最髒、最累的活兒，但政治上的壓力開始逐漸減少，進而有了轉機：一是他們已成“死老虎”，很少再進行批鬥;二是《紅旗》編輯部出現了一個反對陳伯達的“反革命小集團”，打擊這個“小集團”成為主要目標;三是陳伯達、林彪相繼倒臺，政治壓力大減;四是1973 年初，周總理指示中央機關高級幹部回北京檢查身體，老幹部恢復工作在望。鄧力群自己總結在幹校的“兩大收穫”，一是乾重體力勞動，身體變好，幾種疾病不治而愈;二是讀書，每天三小時，五年半堅持不懈。據老鄧回憶，他先後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和《二十四史》等中外名著320 多本。
我在幹校作了七年會計，去得最早，給大家號房子，包括給老鄧號房子;回來得最晚，幹校收攤要結賬，但其間很少與老鄧接觸。有點關係的是關於“書”的幾件事。一是向老鄧借書。我和愛人都是中文系畢業的，知道老鄧帶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便去借閱，老鄧慷慨允諾，一次一至兩冊，還後再借，延續數年。二是幫老鄧出書。老鄧在幹校完成了《學習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我到新聞出版署工作後，請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幫助出版了此書。書是小32開，在當時的情況下，老人家也還滿意。後來線裝書店又幫他出了線裝本。三是幾年後，我在他領導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期間，老鄧把在幹校讀過的加了個人批註的《魯迅全集》借給我，希望我能完成有關魯迅的研究成果。
三
老鄧恢復工作後，中央漸次委以重任。“四人幫”倒臺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老鄧幫助幹校“學員”安排工作。
1976年，我被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但因文化部部長空缺，無人辦理接收手續，後來請老鄧幫忙，通過剛剛到任的國家出版局局長石西民，我轉調到國家出版局工作。1980年初，老鄧又將我調到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這期間，老鄧又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鄧小平復出時，鄧力群被起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發起後，鄧力群又被打入低谷。在“低谷”時期，鄧力群再一次表現了他敢於擔當的“硬漢子精神”，被傳為美談。對於“四人幫”攻擊的所謂“大毒草”——《論總綱》，鄧力群說，這篇文章的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他個人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負任何政治責任。鄧小平後來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橋，一個鄧力群。
在這期間，我和愛人也處境險惡。我愛人在空軍副司令員王定烈家串門時說過江青不好，被當時在座的一個外地青年記住。這個青年人在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中被拘留，供出了我愛人罵江青，但沒記住我愛人的名字，只說是一個女記者。這是張春橋親自抓的一個案子，張將王副司令員的夫人拘留在一個醫院裡，追查這個“女記者”歸案。禍不單行，我因在我愛人所在單位——北京航空學院等待分配，該院宣傳部某領導聽說我反對“批鄧”，便組織人到姚文元控制的《紅旗》雜誌社調查。恰在此時，“四人幫”落網，王副司令員最先得到消息，他女兒最先跑到我家報信，我們立即騎車趕到老鄧家通報這個“天大新聞”。趕到鄧家時，我們隔窗見室內有人，老鄧在流淚，便知道他已知曉了，我們便騎車返回。後來談起，老鄧說知道我們去過他家。
黨的事業的艱鉅複雜，造就了一批幾起幾落而不改初衷的共產黨人。人無完人，正像老鄧自己所說，他有他的錯誤和侷限，但他在被批鬥時，不肯低頭;在逆境中，堅信馬列主義;在順境中，對於諸多編輯學子，施以援手;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敢於擔當，這些品質實為常人難及。
老人家在性格上的特點，也連著他的成就和侷限。一次拜訪時，老人家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做人要“內方外圓”，恰中我性格要害。坐在一旁的羅立韻老人調侃說，你自己都不“內方外圓”，還要謝宏“內方外圓”，老鄧淡然一笑。
四
老鄧堅信共產主義，以社會主義理想的堅定“守門人”而知名，但我對於有關宣傳很不滿足。我去《人民日報》工作後，一次去探訪他時說，我們的一些文章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過於空泛，新話不多。老鄧很是警覺，“噢?你自己寫寫看”，又說“不要著急”。
正好有一個機會，1997 年我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三個月，在那裡完成了《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這篇長文。文章圍繞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再定義”提出，現實社會主義不是經典理論所透視的未來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有承繼關係，又有異有同。現實社會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兩相對峙，相互借鑑和交流，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動力(2015 年我在《黨的文獻》上發表《我觀“理論斷層”》，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
這次學習對我個人是一次理論梳理，以後幾年比較順手的在《人民日報》撰寫署名任仲平的政論，多是得益於這次理論梳理。遺憾的是，我未能及時送交老鄧，當面聆聽老人家的教誨。聊以自慰的是，幾年後，聽人轉述他對我的評價是，“謝宏這樣的人，1965 年大學畢業到《紅旗》雜誌社，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學習成績不錯，但工作上無從下手，經過研究室幾年的鍛鍊，分到出版署後就出類拔萃了，後來到了《人民日報》當副總編。據我瞭解，在同時的幾位副總編中，他的能力是比較強的”。這裡我想說的是，對於老人家的評價，我“自感弗如”。他的評價大概主要是根據那七八篇署名任仲平的政論而得出的，那幾篇文章的寫作，多是得益於與老人家談話後寫成的《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得益於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多年的薰陶和訓練。
大概五六年前吧，老鄧的聽力、視力都已下降，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越來越少，但他希望幾位師友(當年的中青年，現已成為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每人選擇十幾萬字的東西給他，請祕書讀給他聽，每天讀幾段。我送給他的十幾萬字，包括《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以及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長文《論民主自由和人權》、《評改革開放二十年》、《五十年探索，五十年輝煌》、《滄海橫流，人間正道》、《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精神》、《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等。老人年邁，不便交流，我已無從探知老人家看過之後做何感想。我有一種感覺，即使在耄耋之年，老人家依然沉浸在他無限眷戀的世界裡。
鄧力群老人已經作古，經中共中央審定的《鄧力群同志生平》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審視歷史，臧否人物，這是一個範例。
作者：謝宏，曾在《紅旗》雜誌社、國家出版局、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新聞出版署、人民日報社工作，歷任新聞出版署副祕書長、錄音錄像管理司司長、政策法規司司長、《新聞出版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副總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