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健康
紅學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爭”，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起頭的。洋博士胡適先生祭起當年時髦的“科考”大旗，幾乎將蔡元培的“猜笨謎”式索隱方法駁得體無完膚，引得當時一批人及後世的紅學愛好者紛紛拜倒在其飾以“科學”、“可靠”彩繪的石榴裙下，至今難以自拔。俗話說：“時間是塊磨刀石，歲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難道說蔡元培先生當年的研究真的一無是處嗎？
作者：姬健康
紅學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爭”，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起頭的。洋博士胡適先生祭起當年時髦的“科考”大旗，幾乎將蔡元培的“猜笨謎”式索隱方法駁得體無完膚，引得當時一批人及後世的紅學愛好者紛紛拜倒在其飾以“科學”、“可靠”彩繪的石榴裙下，至今難以自拔。俗話說：“時間是塊磨刀石，歲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難道說蔡元培先生當年的研究真的一無是處嗎？
(蔡元培)
紅學中人皆知，說“曹雪芹”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並不是胡適的發明，是書中開首一連串化名中的一個，前人出於說話方便將最具作者可能的“曹雪芹”加以描述，從來沒有一個人、一份史料明確記載說他認識的這位“曹雪芹”親手創作了《紅樓夢》一書，只是胡適自稱用最科學、最可靠的方法“考證”認定“曹雪芹”就是《紅樓夢》作者，從此開創所謂新紅學，以他當年最權威的洋博士、北大教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紅學研究者。直至今天，主流紅學的權威學說、主張以及“紅樓夢學會”、“曹雪芹研究會”、“紅樓夢研究所”等從事紅學研究的人員和機構，都是在胡適肇始的新紅學基礎上繁衍、壘積起來的，“曹學”是他們的根和支柱，“曹雪芹”一倒，近百年來的所謂胡適派紅學研究必將全部倒塌、歸零。這對那些秉承胡適衣缽的紅學家們來說是嚴峻的現實。這麼看來，胡適的“不朽”名著《紅樓夢考證》是主流紅學的《聖經》，是紅學研究領域的入門書、必修課，我們這些初涉紅學的普通愛好者是很有必要閱讀、領會、學習一番的。讀罷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確確實實感覺上了一門專業考證課，可惜胡大師搞錯了對象，《紅樓夢》既是一本古典小說，但更是一種精神產品、文化產品，是當時人反映當時社會狀況的現實題材小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紅樓夢》根本不作思想內容、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評判和定位，而完全是將《紅樓夢》作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鑑定，就象胡適的好友俞平伯晚年所說：“總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不能過癮。”（見香港《明報月刊》1987年1月號）。
作者：姬健康
紅學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爭”，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起頭的。洋博士胡適先生祭起當年時髦的“科考”大旗，幾乎將蔡元培的“猜笨謎”式索隱方法駁得體無完膚，引得當時一批人及後世的紅學愛好者紛紛拜倒在其飾以“科學”、“可靠”彩繪的石榴裙下，至今難以自拔。俗話說：“時間是塊磨刀石，歲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難道說蔡元培先生當年的研究真的一無是處嗎？
(蔡元培)
紅學中人皆知，說“曹雪芹”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並不是胡適的發明，是書中開首一連串化名中的一個，前人出於說話方便將最具作者可能的“曹雪芹”加以描述，從來沒有一個人、一份史料明確記載說他認識的這位“曹雪芹”親手創作了《紅樓夢》一書，只是胡適自稱用最科學、最可靠的方法“考證”認定“曹雪芹”就是《紅樓夢》作者，從此開創所謂新紅學，以他當年最權威的洋博士、北大教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紅學研究者。直至今天，主流紅學的權威學說、主張以及“紅樓夢學會”、“曹雪芹研究會”、“紅樓夢研究所”等從事紅學研究的人員和機構，都是在胡適肇始的新紅學基礎上繁衍、壘積起來的，“曹學”是他們的根和支柱，“曹雪芹”一倒，近百年來的所謂胡適派紅學研究必將全部倒塌、歸零。這對那些秉承胡適衣缽的紅學家們來說是嚴峻的現實。這麼看來，胡適的“不朽”名著《紅樓夢考證》是主流紅學的《聖經》，是紅學研究領域的入門書、必修課，我們這些初涉紅學的普通愛好者是很有必要閱讀、領會、學習一番的。讀罷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確確實實感覺上了一門專業考證課，可惜胡大師搞錯了對象，《紅樓夢》既是一本古典小說，但更是一種精神產品、文化產品，是當時人反映當時社會狀況的現實題材小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紅樓夢》根本不作思想內容、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評判和定位，而完全是將《紅樓夢》作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鑑定，就象胡適的好友俞平伯晚年所說：“總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不能過癮。”（見香港《明報月刊》1987年1月號）。
（胡適）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圍繞著“著者”和“版本”展開考證。我們知道，《紅樓夢》早期都是鈔本，根本無法準確判定它的原始版本，書上出現的批語日期記載都以干支為紀年，到了下一輪又會重複出現，所以以考證版本來判定《紅樓夢》的成書時代是無法做到精準和無懈可擊的。那麼考證“著者”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有一個前提，這個人必須是真有其名、實有其人。“曹雪芹”是書上與“空空道人”、“孔梅溪”、“吳玉峰”同時出現的一個化名，而且書中明確說“曹雪芹”只是增刪者，胡適卻將他作為原創者，且將其實名化，認定為確有其姓、確有其名、確有其人，結果是立意（命題）有錯，一錯百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人方面：一、胡適找來了許多史料，以此證明“曹雪芹”就是曹頫的兒子，但在史料的引用上採取“對我有利者用之，不利者棄之”的態度。比如他引用最早的袁枚記載曹寅事蹟的“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他批評說老袁是誤記，“曹雪芹”不是兒子，是孫子；再比如，敦誠《四鬆堂集》刊刻底本貼條記載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也是錯的，曹寅死時“曹雪芹”還沒出生，如何“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可胡適忘了文前說的話：敦氏兄弟是“曹雪芹”最鐵的哥們，如何不知他最起碼的家庭狀況以及爺孫倆是否同時在世？更何況曹寅那麼有名，能隨便亂記嗎？這些記載算得上“可靠的材料”嗎？
二、認定“曹雪芹”是曹頫的兒子，所有“可靠的材料”上沒有任何記載，是胡適主觀臆測出來的（直到今天也無定論，只能曹顒、曹頫兩說並存），這不是與蔡元培先生一樣在“猜笨謎”嗎？何來“考證”一說？五十步笑百步的翻版而已。
三、胡適用了很多文字來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即紅學史上有名的“自敘說”，可“自敘說”早已被現今的主流紅學家們否定了，也無須筆者來加以駁斥了。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考證確認“曹雪芹”的《紅樓夢》著作權，從而成為紅學權威範本的，是在完全撇開全書的思想傾向、文化潮流、時代特徵和背景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由於先天偏離文學作品作為精神產品的特殊性質，而用考古方法加以認證，是缺乏科學性和完整性的，再加上並無確鑿、可靠的史料證據（與胡適自我標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相差甚遠），“曹雪芹”著作權人的確立並不能一錘定音，不可動搖。
作者：姬健康
紅學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爭”，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起頭的。洋博士胡適先生祭起當年時髦的“科考”大旗，幾乎將蔡元培的“猜笨謎”式索隱方法駁得體無完膚，引得當時一批人及後世的紅學愛好者紛紛拜倒在其飾以“科學”、“可靠”彩繪的石榴裙下，至今難以自拔。俗話說：“時間是塊磨刀石，歲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難道說蔡元培先生當年的研究真的一無是處嗎？
(蔡元培)
紅學中人皆知，說“曹雪芹”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並不是胡適的發明，是書中開首一連串化名中的一個，前人出於說話方便將最具作者可能的“曹雪芹”加以描述，從來沒有一個人、一份史料明確記載說他認識的這位“曹雪芹”親手創作了《紅樓夢》一書，只是胡適自稱用最科學、最可靠的方法“考證”認定“曹雪芹”就是《紅樓夢》作者，從此開創所謂新紅學，以他當年最權威的洋博士、北大教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紅學研究者。直至今天，主流紅學的權威學說、主張以及“紅樓夢學會”、“曹雪芹研究會”、“紅樓夢研究所”等從事紅學研究的人員和機構，都是在胡適肇始的新紅學基礎上繁衍、壘積起來的，“曹學”是他們的根和支柱，“曹雪芹”一倒，近百年來的所謂胡適派紅學研究必將全部倒塌、歸零。這對那些秉承胡適衣缽的紅學家們來說是嚴峻的現實。這麼看來，胡適的“不朽”名著《紅樓夢考證》是主流紅學的《聖經》，是紅學研究領域的入門書、必修課，我們這些初涉紅學的普通愛好者是很有必要閱讀、領會、學習一番的。讀罷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確確實實感覺上了一門專業考證課，可惜胡大師搞錯了對象，《紅樓夢》既是一本古典小說，但更是一種精神產品、文化產品，是當時人反映當時社會狀況的現實題材小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紅樓夢》根本不作思想內容、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評判和定位，而完全是將《紅樓夢》作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鑑定，就象胡適的好友俞平伯晚年所說：“總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不能過癮。”（見香港《明報月刊》1987年1月號）。
（胡適）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圍繞著“著者”和“版本”展開考證。我們知道，《紅樓夢》早期都是鈔本，根本無法準確判定它的原始版本，書上出現的批語日期記載都以干支為紀年，到了下一輪又會重複出現，所以以考證版本來判定《紅樓夢》的成書時代是無法做到精準和無懈可擊的。那麼考證“著者”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有一個前提，這個人必須是真有其名、實有其人。“曹雪芹”是書上與“空空道人”、“孔梅溪”、“吳玉峰”同時出現的一個化名，而且書中明確說“曹雪芹”只是增刪者，胡適卻將他作為原創者，且將其實名化，認定為確有其姓、確有其名、確有其人，結果是立意（命題）有錯，一錯百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人方面：一、胡適找來了許多史料，以此證明“曹雪芹”就是曹頫的兒子，但在史料的引用上採取“對我有利者用之，不利者棄之”的態度。比如他引用最早的袁枚記載曹寅事蹟的“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他批評說老袁是誤記，“曹雪芹”不是兒子，是孫子；再比如，敦誠《四鬆堂集》刊刻底本貼條記載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也是錯的，曹寅死時“曹雪芹”還沒出生，如何“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可胡適忘了文前說的話：敦氏兄弟是“曹雪芹”最鐵的哥們，如何不知他最起碼的家庭狀況以及爺孫倆是否同時在世？更何況曹寅那麼有名，能隨便亂記嗎？這些記載算得上“可靠的材料”嗎？
二、認定“曹雪芹”是曹頫的兒子，所有“可靠的材料”上沒有任何記載，是胡適主觀臆測出來的（直到今天也無定論，只能曹顒、曹頫兩說並存），這不是與蔡元培先生一樣在“猜笨謎”嗎？何來“考證”一說？五十步笑百步的翻版而已。
三、胡適用了很多文字來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即紅學史上有名的“自敘說”，可“自敘說”早已被現今的主流紅學家們否定了，也無須筆者來加以駁斥了。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考證確認“曹雪芹”的《紅樓夢》著作權，從而成為紅學權威範本的，是在完全撇開全書的思想傾向、文化潮流、時代特徵和背景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由於先天偏離文學作品作為精神產品的特殊性質，而用考古方法加以認證，是缺乏科學性和完整性的，再加上並無確鑿、可靠的史料證據（與胡適自我標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相差甚遠），“曹雪芹”著作權人的確立並不能一錘定音，不可動搖。
反觀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它劈頭就寫下這樣的文字：“《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我們千萬別小看和忽略了這短短几個字，它一下子點出了《紅樓夢》故事的時代背景。這裡有兩種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可以說《紅樓夢》行世後最初的人大多數都將其背景定位於順康時期，無論是王夢阮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陳康祺的“納蘭成德家事”、周春的“金陵張侯家事”、袁枚的“其（指曹寅）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還是蔡元培（清末）的“康熙朝政治小說”，無不如此。很少有人認為《紅樓夢》故事是發生在乾隆朝的。這充分說明當時人讀了這本小說以後一致感覺這不是近期或眼前發生的故事，而是五、六十年以前甚至更遠發生的事情。其他一些《紅樓夢》作者說，例如，嚴繩孫說、冒闢疆說、吳梅村說、方以智說、顧景星說、李漁說等等，再加上主流紅學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發明的“聽奶奶講故事”說 ，無一不將《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上推至清初，難道這不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嗎？學界有句流行語，叫作“越接近事件發生年代的記載越可靠”，這也常常被主流紅學家們拿來作為反擊質疑曹學的武器，可是以上這些記載為什麼在當今紅學界就變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尷尬史料了呢？
蔡元培的索隱方法是可取的，他索隱的結論很多是值得商榷的。蔡先生有一雙慧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紅樓夢》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世界上當然沒有純社會世情小說，它必然地與政治聯繫在一起），這種觀點不可能是一時性起，無理由無目的地隨意發揮，而是閱讀《紅樓夢》後對其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一種“下意識”的認識，而這種“下意識”的認識並不是蔡元培先生一人獨有，在清代，可以說是大多數閱讀《紅樓夢》人的共同感受。胡適考證的並被後世認定的“曹雪芹”無疑是乾隆年間人，寫現實社會小說卻取材於五、六十年前的康熙朝，這與書上不斷強調的“親歷親聞”、“不敢稍加穿鑿”等表述相符嗎？與現實題材小說取材的規律和方法相符嗎？比如我們現在的作家描寫六十年前的故事，這絕不能屬於現實題材範疇，五、六十年前人的思想行為與今天已經有天差地別，無法劃上等號。我們的主流紅學界卻還在堅持著一個生活在乾隆時期的“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試問：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作家能寫出《家春秋》或者《龍鬚溝》那樣的作品嗎？能有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語言和韻味嗎？只有當時人寫當時事，才符合創作現實題材小說的客觀規律。
第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採用的索隱和影射的方法，被胡適嘲笑為“猜笨謎”。秉承胡適紅學的當今主流紅學，也人云亦云地把蔡元培的索隱和影射方法當成笑談，說什麼與“科學”和“可靠材料”粘不上邊。但我們如果仔細探究，蔡元培根據小說人物“索隱”的歷史影射人物，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的相同特徵的，不是人生跡遇的相同，就是性格特徵的相同，與純粹的文字遊戲有所區別。比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垞（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江村（高士奇）、探春影射徐健庵（徐乾學）、王熙鳳影射餘國柱、史湘雲影射陳其年（陳維崧）、妙玉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等，這些真實人物的史蹟與性格總有一點與書中對應的人物相象，在蔡元培的著作中都有具體的描述。當然，這種影射法從胡適始一直受到批評，說這種方法缺乏科學性和嚴謹性，但作為文學作品的人物構思方法和人物立意來說，我們不能全然否定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影射的創作手法完全可以成為作家的人物立意手段。比如，魯迅就認為《孽海花》存在大量影射。
作者：姬健康
紅學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爭”，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起頭的。洋博士胡適先生祭起當年時髦的“科考”大旗，幾乎將蔡元培的“猜笨謎”式索隱方法駁得體無完膚，引得當時一批人及後世的紅學愛好者紛紛拜倒在其飾以“科學”、“可靠”彩繪的石榴裙下，至今難以自拔。俗話說：“時間是塊磨刀石，歲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難道說蔡元培先生當年的研究真的一無是處嗎？
(蔡元培)
紅學中人皆知，說“曹雪芹”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並不是胡適的發明，是書中開首一連串化名中的一個，前人出於說話方便將最具作者可能的“曹雪芹”加以描述，從來沒有一個人、一份史料明確記載說他認識的這位“曹雪芹”親手創作了《紅樓夢》一書，只是胡適自稱用最科學、最可靠的方法“考證”認定“曹雪芹”就是《紅樓夢》作者，從此開創所謂新紅學，以他當年最權威的洋博士、北大教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紅學研究者。直至今天，主流紅學的權威學說、主張以及“紅樓夢學會”、“曹雪芹研究會”、“紅樓夢研究所”等從事紅學研究的人員和機構，都是在胡適肇始的新紅學基礎上繁衍、壘積起來的，“曹學”是他們的根和支柱，“曹雪芹”一倒，近百年來的所謂胡適派紅學研究必將全部倒塌、歸零。這對那些秉承胡適衣缽的紅學家們來說是嚴峻的現實。這麼看來，胡適的“不朽”名著《紅樓夢考證》是主流紅學的《聖經》，是紅學研究領域的入門書、必修課，我們這些初涉紅學的普通愛好者是很有必要閱讀、領會、學習一番的。讀罷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確確實實感覺上了一門專業考證課，可惜胡大師搞錯了對象，《紅樓夢》既是一本古典小說，但更是一種精神產品、文化產品，是當時人反映當時社會狀況的現實題材小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紅樓夢》根本不作思想內容、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評判和定位，而完全是將《紅樓夢》作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鑑定，就象胡適的好友俞平伯晚年所說：“總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不能過癮。”（見香港《明報月刊》1987年1月號）。
（胡適）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圍繞著“著者”和“版本”展開考證。我們知道，《紅樓夢》早期都是鈔本，根本無法準確判定它的原始版本，書上出現的批語日期記載都以干支為紀年，到了下一輪又會重複出現，所以以考證版本來判定《紅樓夢》的成書時代是無法做到精準和無懈可擊的。那麼考證“著者”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有一個前提，這個人必須是真有其名、實有其人。“曹雪芹”是書上與“空空道人”、“孔梅溪”、“吳玉峰”同時出現的一個化名，而且書中明確說“曹雪芹”只是增刪者，胡適卻將他作為原創者，且將其實名化，認定為確有其姓、確有其名、確有其人，結果是立意（命題）有錯，一錯百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人方面：一、胡適找來了許多史料，以此證明“曹雪芹”就是曹頫的兒子，但在史料的引用上採取“對我有利者用之，不利者棄之”的態度。比如他引用最早的袁枚記載曹寅事蹟的“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他批評說老袁是誤記，“曹雪芹”不是兒子，是孫子；再比如，敦誠《四鬆堂集》刊刻底本貼條記載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也是錯的，曹寅死時“曹雪芹”還沒出生，如何“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可胡適忘了文前說的話：敦氏兄弟是“曹雪芹”最鐵的哥們，如何不知他最起碼的家庭狀況以及爺孫倆是否同時在世？更何況曹寅那麼有名，能隨便亂記嗎？這些記載算得上“可靠的材料”嗎？
二、認定“曹雪芹”是曹頫的兒子，所有“可靠的材料”上沒有任何記載，是胡適主觀臆測出來的（直到今天也無定論，只能曹顒、曹頫兩說並存），這不是與蔡元培先生一樣在“猜笨謎”嗎？何來“考證”一說？五十步笑百步的翻版而已。
三、胡適用了很多文字來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即紅學史上有名的“自敘說”，可“自敘說”早已被現今的主流紅學家們否定了，也無須筆者來加以駁斥了。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以考證確認“曹雪芹”的《紅樓夢》著作權，從而成為紅學權威範本的，是在完全撇開全書的思想傾向、文化潮流、時代特徵和背景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由於先天偏離文學作品作為精神產品的特殊性質，而用考古方法加以認證，是缺乏科學性和完整性的，再加上並無確鑿、可靠的史料證據（與胡適自我標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相差甚遠），“曹雪芹”著作權人的確立並不能一錘定音，不可動搖。
反觀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它劈頭就寫下這樣的文字：“《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我們千萬別小看和忽略了這短短几個字，它一下子點出了《紅樓夢》故事的時代背景。這裡有兩種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可以說《紅樓夢》行世後最初的人大多數都將其背景定位於順康時期，無論是王夢阮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陳康祺的“納蘭成德家事”、周春的“金陵張侯家事”、袁枚的“其（指曹寅）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還是蔡元培（清末）的“康熙朝政治小說”，無不如此。很少有人認為《紅樓夢》故事是發生在乾隆朝的。這充分說明當時人讀了這本小說以後一致感覺這不是近期或眼前發生的故事，而是五、六十年以前甚至更遠發生的事情。其他一些《紅樓夢》作者說，例如，嚴繩孫說、冒闢疆說、吳梅村說、方以智說、顧景星說、李漁說等等，再加上主流紅學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發明的“聽奶奶講故事”說 ，無一不將《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上推至清初，難道這不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嗎？學界有句流行語，叫作“越接近事件發生年代的記載越可靠”，這也常常被主流紅學家們拿來作為反擊質疑曹學的武器，可是以上這些記載為什麼在當今紅學界就變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尷尬史料了呢？
蔡元培的索隱方法是可取的，他索隱的結論很多是值得商榷的。蔡先生有一雙慧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紅樓夢》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世界上當然沒有純社會世情小說，它必然地與政治聯繫在一起），這種觀點不可能是一時性起，無理由無目的地隨意發揮，而是閱讀《紅樓夢》後對其文化特徵、時代背景的一種“下意識”的認識，而這種“下意識”的認識並不是蔡元培先生一人獨有，在清代，可以說是大多數閱讀《紅樓夢》人的共同感受。胡適考證的並被後世認定的“曹雪芹”無疑是乾隆年間人，寫現實社會小說卻取材於五、六十年前的康熙朝，這與書上不斷強調的“親歷親聞”、“不敢稍加穿鑿”等表述相符嗎？與現實題材小說取材的規律和方法相符嗎？比如我們現在的作家描寫六十年前的故事，這絕不能屬於現實題材範疇，五、六十年前人的思想行為與今天已經有天差地別，無法劃上等號。我們的主流紅學界卻還在堅持著一個生活在乾隆時期的“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試問：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作家能寫出《家春秋》或者《龍鬚溝》那樣的作品嗎？能有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語言和韻味嗎？只有當時人寫當時事，才符合創作現實題材小說的客觀規律。
第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採用的索隱和影射的方法，被胡適嘲笑為“猜笨謎”。秉承胡適紅學的當今主流紅學，也人云亦云地把蔡元培的索隱和影射方法當成笑談，說什麼與“科學”和“可靠材料”粘不上邊。但我們如果仔細探究，蔡元培根據小說人物“索隱”的歷史影射人物，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的相同特徵的，不是人生跡遇的相同，就是性格特徵的相同，與純粹的文字遊戲有所區別。比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垞（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江村（高士奇）、探春影射徐健庵（徐乾學）、王熙鳳影射餘國柱、史湘雲影射陳其年（陳維崧）、妙玉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等，這些真實人物的史蹟與性格總有一點與書中對應的人物相象，在蔡元培的著作中都有具體的描述。當然，這種影射法從胡適始一直受到批評，說這種方法缺乏科學性和嚴謹性，但作為文學作品的人物構思方法和人物立意來說，我們不能全然否定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影射的創作手法完全可以成為作家的人物立意手段。比如，魯迅就認為《孽海花》存在大量影射。
對一部文學鉅著一些主要人物的解讀，是研究文學作品的首要課題。而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書和其他有關文章中，我們完全看不到胡適對一些主要人物的解讀。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胡適是文學研究的門外漢。我們甚至懷疑胡適根本就沒認真細緻地閱讀《紅樓夢》，更談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想想看，一個熱衷於在官場周旋的人，怎麼可能塌下心來做學術研究？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囫圇吞棗、浮皮潦草的研究者，卻被當今的主流紅學奉為大師。
紅學史上的蔡胡之爭即將百年，那次學術之爭看似胡適以科學的名義佔了上風，但卻導致了將紅學引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主流紅學至今無法解開的眾多死結已經證明了這點，例如，曹雪芹生平、乾隆文化、北方文化、旗人文化等，都經不起事實的批駁。蔡元培的索隱結論固然有種種問題，但他對《紅樓夢》故事的時間定位和“下意識”的感悟，卻是符合對文化產品（精神產品）的考察規律的，事實也證明他斷言《紅樓夢》是“康熙朝政治小說”是正確的，沿著他指出的研究方向探索下去才會有光明的前景。說蔡元培先生是最接近揭開《紅樓夢》真相的第一人並不為過。胡適定錯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和作者，導致這部書的思想內涵被遮蔽，書中眾多人物的立意無解。而當今的主流紅學依然頑固地堅持胡適的錯誤道路，排斥民間豐碩的研究成果，這實在是紅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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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王華東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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