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63年，林風眠在上海
傅雷與林風眠是知交，曾許諾說要幫他寫傳。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婦憤然雙雙自殺。
聽聞這個消息，林風眠悲痛難當，並預感到自己也無法倖免，決定親手毀掉自己的畫以絕後患。
我多麼希望這一幕未曾發生過：
林風眠關緊門窗，燒畫的煙把他的臉薰得烏黑。
他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了辦法，把畫撕碎，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
據義女馮葉回憶，林風眠的臉堅毅決絕，一反平時的和藹可親，幫他毀畫的學生捨不得撕碎其中幾幅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2000多幅畫，一個時代的巨匠，將半生心血，一幅幅毀滅在自己眼前。
不久後，他就被關押起來。雙手被反銬，手腕腫得厲害，手銬嵌進了肉裡。
吃飯時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邊吃以求生存。這樣牲口般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殺的消息傳來，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5年後，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釋放了一批藝術家，其中就有林風眠。
他出獄時，已經72歲，沒有人記得這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是名動一時的大畫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兒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行字：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63年，林風眠在上海
傅雷與林風眠是知交，曾許諾說要幫他寫傳。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婦憤然雙雙自殺。
聽聞這個消息，林風眠悲痛難當，並預感到自己也無法倖免，決定親手毀掉自己的畫以絕後患。
我多麼希望這一幕未曾發生過：
林風眠關緊門窗，燒畫的煙把他的臉薰得烏黑。
他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了辦法，把畫撕碎，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
據義女馮葉回憶，林風眠的臉堅毅決絕，一反平時的和藹可親，幫他毀畫的學生捨不得撕碎其中幾幅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2000多幅畫，一個時代的巨匠，將半生心血，一幅幅毀滅在自己眼前。
不久後，他就被關押起來。雙手被反銬，手腕腫得厲害，手銬嵌進了肉裡。
吃飯時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邊吃以求生存。這樣牲口般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殺的消息傳來，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5年後，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釋放了一批藝術家，其中就有林風眠。
他出獄時，已經72歲，沒有人記得這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是名動一時的大畫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兒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行字：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 1972年的林風眠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說有外賓要見他。匆匆趕去，外賓竟是30餘年未見面的學生趙無極。
眾目睽睽之下，林風眠正不知如何應對，趙無極已疾步來到面前，長跪不起。師生當場抱頭痛哭。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63年，林風眠在上海
傅雷與林風眠是知交，曾許諾說要幫他寫傳。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婦憤然雙雙自殺。
聽聞這個消息，林風眠悲痛難當，並預感到自己也無法倖免，決定親手毀掉自己的畫以絕後患。
我多麼希望這一幕未曾發生過：
林風眠關緊門窗，燒畫的煙把他的臉薰得烏黑。
他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了辦法，把畫撕碎，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
據義女馮葉回憶，林風眠的臉堅毅決絕，一反平時的和藹可親，幫他毀畫的學生捨不得撕碎其中幾幅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2000多幅畫，一個時代的巨匠，將半生心血，一幅幅毀滅在自己眼前。
不久後，他就被關押起來。雙手被反銬，手腕腫得厲害，手銬嵌進了肉裡。
吃飯時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邊吃以求生存。這樣牲口般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殺的消息傳來，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5年後，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釋放了一批藝術家，其中就有林風眠。
他出獄時，已經72歲，沒有人記得這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是名動一時的大畫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兒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行字：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 1972年的林風眠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說有外賓要見他。匆匆趕去，外賓竟是30餘年未見面的學生趙無極。
眾目睽睽之下，林風眠正不知如何應對，趙無極已疾步來到面前，長跪不起。師生當場抱頭痛哭。
78歲那年，他受到關照準許去香港，只准他帶走34幅畫。
帶不走的畫他都送給了親友，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蘆塘和歸雁，吳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離群，潸然淚下。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63年，林風眠在上海
傅雷與林風眠是知交，曾許諾說要幫他寫傳。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婦憤然雙雙自殺。
聽聞這個消息，林風眠悲痛難當，並預感到自己也無法倖免，決定親手毀掉自己的畫以絕後患。
我多麼希望這一幕未曾發生過：
林風眠關緊門窗，燒畫的煙把他的臉薰得烏黑。
他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了辦法，把畫撕碎，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
據義女馮葉回憶，林風眠的臉堅毅決絕，一反平時的和藹可親，幫他毀畫的學生捨不得撕碎其中幾幅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2000多幅畫，一個時代的巨匠，將半生心血，一幅幅毀滅在自己眼前。
不久後，他就被關押起來。雙手被反銬，手腕腫得厲害，手銬嵌進了肉裡。
吃飯時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邊吃以求生存。這樣牲口般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殺的消息傳來，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5年後，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釋放了一批藝術家，其中就有林風眠。
他出獄時，已經72歲，沒有人記得這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是名動一時的大畫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兒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行字：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 1972年的林風眠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說有外賓要見他。匆匆趕去，外賓竟是30餘年未見面的學生趙無極。
眾目睽睽之下，林風眠正不知如何應對，趙無極已疾步來到面前，長跪不起。師生當場抱頭痛哭。
78歲那年，他受到關照準許去香港，只准他帶走34幅畫。
帶不走的畫他都送給了親友，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蘆塘和歸雁，吳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離群，潸然淚下。
生命中最後十幾年，林風眠是在香港度過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暫探望過兩次。
孤獨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盤接受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覺地與世隔絕，憑著記憶重畫在浩劫中毀掉的作品，幾乎一直畫到生命的終點。
他活到92歲才去世，最終依風長眠於香江。臨終前留下絕筆：
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林風眠的一生，總讓我想起蘇軾筆下的那隻縹緲孤鴻。
生前離群索居，死後聲名也被遮蔽。在清寂的天地裡，宛若一隻驚鴻，翩然飛過。
奇怪的是，越是這樣一個生性冷清享盡孤獨的人，越喜歡濃郁、明快、通透的色彩。
我喜歡他畫中的秋天，大團大團的金黃色，那麼明亮，那麼絢爛，滿是生命的熱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畫，你根本不知道他經歷過那麼多磨難。
1991年8月12日，92歲的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這是林風眠去世後，黃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寫到的一幕。我總覺得，所有寫林風眠的文字，都沒有黃永玉這短短几句話這麼有力。
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是一個註定為畫畫而生的靈魂，命運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緊握著手中的畫筆。
林風眠這輩子，當過校長，坐過牢；風光過，也落魄過，他所有的光榮和苦難都因畫畫而起，大半生都過著離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畫中反覆出現的孤雁。
孤獨是他的宿命，他這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離別，幼時與母親訣別，動亂時與妻女分別，暮年索性去國留鄉。
他一生孤獨，也被孤獨造就。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親的下落不明。
林風眠出生在廣東梅江邊一個小山村裡，原名叫作林鳳鳴，村子前流過一彎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邊蘆葦搖曳。
他6歲那年，溪邊新開了間染坊，那五彩的顏色，給單調的鄉村生活添加了斑斕。
林風眠從小就對色彩感興趣，總是纏著母親帶他去染坊玩。
母親是個單純美麗的瑤家女子，在家裡地位很低，那一陣，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樂，經常穿著染成青綠顏色的衣裳在鎮上飄來飄去。
然後，就發生了那件令林風眠不堪回首的事：母親被族人五花大綁在村口，被樹枝抽打，被螞蟻咬，被族人唾罵，他們都說母親和染坊老闆做出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小小的林風眠被家人關在屋裡，聽到母親一聲聲慘叫，他奮不顧身地拿著把刀從屋裡衝了出來，說要殺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抱回家裡的，只記得從那以後，就沒有見到過母親。有人說她被“浸豬籠”了，也有人說她被賣到山裡去了。
失去了母親，林風眠的童年便變得孤獨了，他不願和村裡人接近，總是對著一本《芥子園畫譜》描摹。
或者跟著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個石匠，長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還告訴他長大了要老老實實做石匠，不要想什麼讀書做官。
祖父讓他少穿鞋子，並說：“腳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
祖父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回憶說：
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卻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
林風眠最終沒有聽祖父的話，他18歲從梅州中學畢業後，立志不想和祖父一樣，上山打石頭刻石碑，而是選擇去了上海，後又輾轉去到法國留學。
他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可故鄉的山水一直在他心裡，母親的樣子也一直在他心裡。
他愛畫秋騖葦墉，正是嶺南秋天常見的風景。
他筆下的仕女畫，就像母親一樣有著向上微翹的丹鳳眼，浮現著迷人而憂鬱的微笑。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羅拉的驟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剛剛嚐到一點人生的甜頭。
林風眠生來就是個做畫家的料，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美術老師樑伯聰十分賞識他，常給他的作業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畫比我還好”。
1921年，林風眠在報紙上看到招收勤工儉學的學生赴法留學的廣告，就和好友一起報了名。
和同伴們坐四等艙來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藝術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從“鳳鳴”改成了“風眠”。
臨風而眠，我從未見過如此詩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國第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不到半年，院長楊西斯驚異於他的才華，勸他說：
“你在我校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介紹你去巴黎最高美術學府吧。”
就這樣，林風眠轉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柯羅蒙學素描和油畫。
▲ 巴黎高等國立美術學院
他一度沉迷於自然主義，楊西斯看了他的畫後批評說：
“你不要在這裡學得太久，否則你就變成學院派了。你是一箇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藝術有多少寶貴、優秀的傳統啊，怎麼不去好好學習？”
一語驚醒夢中人，從此後，林風眠就從全盤西化走向了融合中西，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藝術理想。
求學之餘，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館，不光看畫，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藝。
他非常喜歡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每次靜立在她面前時，感覺就像母親在對著他微笑，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來。
他評價說：“那是感情與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畫，別的畫掛在它旁邊都會掉下來。”
在巴黎待了一陣後，他去德國遊學了，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摯愛羅拉。
羅拉和他一樣酷愛藝術，經常為他彈奏德國古典和現代鋼琴曲，那些美妙的音樂，融入了林風眠的生命中，他從未遇到過如此投契的姑娘。
就在林風眠的畫入選了法國秋季沙龍展覽，藝術上嶄露頭角時，羅拉卻在分娩時不幸染疾，母子同亡於巴黎一家醫院。
這是林風眠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藝，沒日沒夜地刻了一塊石碑，安置在羅拉的墓前。
許多年以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回巴黎開畫展，又來到羅拉的墓前久久佇立。
命運對他就是這樣無情，每當他初嚐到一點人世的溫馨，又會驟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第二任妻子叫阿麗絲，是個法國姑娘，曾送過他一朵野薔薇花。和她生了女兒蒂娜，可他再也不能像愛羅拉那樣熾熱地愛上任何人。
▲林風眠和妻子阿麗絲，女兒蒂娜。
命運留在林風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導的“藝術運動”的失敗。
1926年，林風眠坐船回國。
下船後，碼頭上有幾個人扯起紅布橫幅，上面寫著“歡迎林校長回國”，有人向船上大聲喊道：“我們接林風眠校長，哪位是林校長？”
“我是林風眠，但我不是校長。”林風眠還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薦他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林風眠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當了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那一年，他才26歲。
二十到三十多歲那個階段，是林風眠一生中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有感於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決定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的林風眠完全像一個鬥士，他當校長，辦畫展，向傳統的中國繪畫“宣戰”，試圖“調和中西”。
他請來了齊白石任教，當時的齊白石，只是個畫民間畫的木匠，不敢到全國最高藝術學府執教。
林風眠多次登門，誠懇邀請，終於說服了他。每次齊白石上課時，他都會叫人預備一把藤椅，下課後還親自送他到校門。
林風眠在北京做過最轟動的事是開辦藝術大會，他大力主張“藝術救國”，認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麵包，麵包不如藝術。
他在大會的宣傳畫上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人生需要麵包，人生還需要比麵包更重要的東西——藝術呢！”
他堅信藝術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間的一個最深情的淑女，給人以溫情和安慰。
他深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
藝術大會一開就是一個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試圖將藝術的種子播撒到民眾心中。
可惜民眾大多並不理解，有人甚至寫信批評說，多少可憐的百姓啼飢呼寒，你們卻充耳不聞，還要開什麼藝術大會！
林風眠大力推行藝術大眾化，僱請人體模特，引起了教育總長劉哲的反感，他認為林是“赤化校長”，向張作霖報告要逮捕他。
幸好張學良在旁邊說：“我看林風眠就是一個畫畫的，能有什麼問題。”林風眠才得以脫險。
重壓之下，他只得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到杭州籌辦藝術院並任校長。
藝術院坐落於美麗的西子湖畔，這成了中國美術家的搖籃，走出了眾多後來蜚聲畫壇的大家，也流傳著許多有關“林校長”的故事。
林風眠從不束縛學生，而是鼓勵他們“放鬆一些，隨便些，亂畫嘛”，還對學生說“畫不出來，就不要畫，出去玩玩”。
學生趙無極平時只喜歡西畫，國畫考試不到十分鐘，在紙上塗了一個大大的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就收起畫具揚長而去。
老師潘天壽憤怒至極，認為是“目無師長，戲弄國畫”，向校方提出開除趙無極，是林風眠極力說情，才讓他免於開除。
學生洪毅然畫畫太理智、太冷靜，他就勸洪在作畫之前少量喝一點酒，這樣就會狂熱起來。
可惜的是，林風眠的性格並不適合做校長，他拙於事務，不擅應酬，在學生鬧事時無法處理自如。
他領導的藝術運動最終壽終正寢，本人也不得不辭去藝專校長之職。
他一度愛畫現實題材，試圖以藝術為利器改造國民性。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見到了他畫的《痛苦》，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
▲《痛苦》 重現了早期油畫作品中探求的人道主義色彩
這是促使林風眠畫風轉折的一個關鍵事件，此後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調轉向明朗色調，寫實轉向寫意。
離開藝專的林風眠，徹底從鬥士變成了隱士。
他先是遷居上海，躲到一個倉庫裡去畫畫，沒有任何職務，只靠賣畫為生。
後來索性獨自跑到重慶嘉陵江邊的一間茅草屋裡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據拜訪過他的人形容，茅屋裡僅有一張舊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塊砧板，以及油瓶。
就是在這樣的陋室裡，他不知疲倦地畫，一種全新的畫風誕生了，因為個人風格太過強烈，被稱為“風眠體”。
所謂“風眠體”，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詩意中蘊含著淡淡的哀傷。
他筆下的風景不是現實中的景色，而是記憶中的景色，是藝術家主觀表現的景色，是林風眠自我心靈的呈現，清逸縹緲但又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就像杜甫詩句“渚清沙白鳥飛回”中的意境，孤獨地美著。
“風眠體”是在孤獨寂寞、痛苦貧困中誕生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命運的鞭子如雨般落到他身上。
在徐悲鴻式寫實風格主宰的年代，沒有人再欣賞他的寫意畫，甚至有人稱他的畫作不為社會主義服務，是“黑畫”。
柳和清回憶：“在那段‘悽風苦雨’的歲月裡，南昌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
沒有工作，也賣不出畫，生計都成問題。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投靠親戚，他一個人在上海，經常一天燒一頓稀飯，配燒得發黑的梅乾菜燒肉吃。
這一別就是22年。
▲1963年，林風眠在上海
傅雷與林風眠是知交，曾許諾說要幫他寫傳。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婦憤然雙雙自殺。
聽聞這個消息，林風眠悲痛難當，並預感到自己也無法倖免，決定親手毀掉自己的畫以絕後患。
我多麼希望這一幕未曾發生過：
林風眠關緊門窗，燒畫的煙把他的臉薰得烏黑。
他怕煙囪冒煙被人發現，又改了辦法，把畫撕碎，泡成紙漿，然後從馬桶衝下去。
據義女馮葉回憶，林風眠的臉堅毅決絕，一反平時的和藹可親，幫他毀畫的學生捨不得撕碎其中幾幅精品，林風眠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要連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張可以作為證據的作品，我要親手毀了它，我還會再畫……”
2000多幅畫，一個時代的巨匠，將半生心血，一幅幅毀滅在自己眼前。
不久後，他就被關押起來。雙手被反銬，手腕腫得厲害，手銬嵌進了肉裡。
吃飯時不給解銬，他把嘴湊到飯盆邊吃以求生存。這樣牲口般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有朋友自殺的消息傳來，他說：“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5年後，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釋放了一批藝術家，其中就有林風眠。
他出獄時，已經72歲，沒有人記得這個白髮蒼蒼的小老頭是名動一時的大畫家。
回到家，他取下女兒的照片，在背面寫了一行字：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 1972年的林風眠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說有外賓要見他。匆匆趕去，外賓竟是30餘年未見面的學生趙無極。
眾目睽睽之下，林風眠正不知如何應對，趙無極已疾步來到面前，長跪不起。師生當場抱頭痛哭。
78歲那年，他受到關照準許去香港，只准他帶走34幅畫。
帶不走的畫他都送給了親友，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蘆塘和歸雁，吳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離群，潸然淚下。
生命中最後十幾年，林風眠是在香港度過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去短暫探望過兩次。
孤獨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盤接受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覺地與世隔絕，憑著記憶重畫在浩劫中毀掉的作品，幾乎一直畫到生命的終點。
他活到92歲才去世，最終依風長眠於香江。臨終前留下絕筆：
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林風眠的一生，總讓我想起蘇軾筆下的那隻縹緲孤鴻。
生前離群索居，死後聲名也被遮蔽。在清寂的天地裡，宛若一隻驚鴻，翩然飛過。
奇怪的是，越是這樣一個生性冷清享盡孤獨的人，越喜歡濃郁、明快、通透的色彩。
我喜歡他畫中的秋天，大團大團的金黃色，那麼明亮，那麼絢爛，滿是生命的熱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畫，你根本不知道他經歷過那麼多磨難。
在給木心的信中，林風眠寫道：
“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裡，偉大的時代一個個過去了，我依然不動。”
有人說，”在那樣一個時代，他的孤獨來自他的不合時宜。”
從晚清到民國，歷經抗戰，到新中國，時代天翻地覆，他的藝術理想從未變過。
越在喧囂熱鬧的時代，他那不合時宜的孤獨與堅守，越是一股難得的清流。真正閃耀的星辰，從來都與時代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