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說周人的戰略智慧。
《史記▪吳太伯世家》有個故事，說的是：“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礶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礶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而《周本紀》裡的記載也差不多：“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這就是所謂的太伯、仲雍讓國奔吳的故事。
今天說說周人的戰略智慧。
《史記▪吳太伯世家》有個故事，說的是：“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礶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礶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而《周本紀》裡的記載也差不多：“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這就是所謂的太伯、仲雍讓國奔吳的故事。
我要說的是，應該有這麼個事，但未必是這麼回事，這個故事的情節很可能是假的。這個故事是成年人版本的“孔融讓梨”，宣傳孝、仁、義、禮，非常符合孔子儒家的價值觀，作為正能量宣揚宣傳是挺好的，但是軍事上可能故事情節不是這樣，很可能是周人的戰略。早有先賢提出這件事很可能是周人“剪商”戰略，我來補充補充。
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很可能是幾代領導人共同制定，並且幾代領導人一以貫之來執行的。在當時，周的發展戰略的目標就是要崛起、滅殷商、取天下。作為這個領導層裡的骨幹力量，太伯和仲雍因為君主的繼承問題，離開本族出奔萬里之外，只是為了讓老爺子的心願得償，而根本不顧本族的發展和利益，這不合邏輯。他們完全可以服從老爺子的決定，輔佐弟弟，為本族的戰略發展做點事情。用得著跑嗎？現在不僅跑了，還跑到萬里之外，這不僅是不孝，更是不仁不義，完全不管本族死活了嘛。
在殷周之際，最重要的資源是人口資源，這不用說。其次就是銅。商周兩朝是我國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時期，一個王朝要保持它的強盛，銅資源的控制必不可少。而殷商王朝對中原的統治有很大一部分的助力來自於它對銅資源的控制。當是時，在商王朝核心勢力範圍黃河流域內的銅礦並不多，產量更不足以支撐整個王朝的需求。因而，勢力範圍邊緣的長江流域之銅礦就成為原料的主要供應地。
商王武丁在位期間，為了掠奪長江流域的銅資源以及占卜用的靈龜、牛胛骨等資源，曾多次對“南土”，即荊蠻之地進行大規模的征伐行動，迫使一批小國歸順，加強了商王朝對長江中游地區的滲透和控制。這在歷史文獻中也多有反映，殷墟卜辭中有“乙未[卜]，貞立事於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辛亥卜，亙，貞乎取呂”等記載。故史有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衰其荊旅。”
為了達成有效滲透和控制，商王朝還在荊蠻建立了多個據點，比如在現在的湖北黃陂就建有盤龍城，作為據守南疆的據點，保障“銅路”的暢通。而太伯和仲雍出奔的正是荊蠻之地，其地有鄂東銅礦，正是商王朝的一個重要產銅基地。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根據太伯奔吳故事，我們可以知道，荊蠻之地是太伯和仲雍出奔的第一落腳點，而吳地是他們的最後落腳點。從陝西到湖北到江蘇，順沔水從陝西進入湖北（途中可能還達到過四川東部），牧誓八國中的庸國（前面文章提過的上庸就是庸人的老家）、彭國（就是在上庸盆地的東面房縣盆地）、盧國（也在房縣盆地，和彭國相鄰）、楚國（當時的楚國在河南丹江口市西北，正是沔水的上面一點，也就是盧國和彭國的西北方向）、往南還有濮國（長江以南，張家界的慈利縣）以及四川的蜀國，都在這條線路附近。
然後再從湖北順長江直下進入江蘇，整條線路對太伯、仲雍來說是一個完全可行的行動路線。在湖北前往，又有些什麼呢？
我們順著長江東下，可以驚奇地發現，在現代考古活動中，湖北，江西，安徽這三省長江沿岸均發現了古代銅礦遺址。自盤龍城而下，湖北有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陽新縣港下古銅礦遺址等，江西有瑞昌銅嶺古銅礦遺址等，安徽有銅陵木魚山、金牛洞等古採礦遺址、還有南陵大工山古礦冶遺址以及安徽長江北岸北起滁縣南至安慶的沿江古銅礦遺址帶。這些古銅礦有的已被考古證明曾為商王朝所開採，有的雖然未能證明，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和“太伯奔吳”這個故事最直接的關係就是，這一路上，遍地是銅啊，同志們。
同樣，這一路上遍地都是盤龍城類型的商文化遺址。自盤龍城而下，有九江神墩、湖口縣下石鐘山、德安陳家墩和石灰山、新餘席家山、吳城遺址、新干大洋洲遺址等等。而考古中發現的商文化的遺址，正和這些古銅礦遺址分佈相吻合，並且幾乎都是冶煉和鑄銅的基地。而這，正是證明那些古銅礦曾被商人開採過的間接證據。試想，如果附近沒有銅礦，那要這些冶煉、鑄造以及保護銅資源輸送安全的據點幹什麼？
這些商文化以及古銅礦的遺址正和太伯、仲雍向吳地行進的路線吻合，難道又僅僅是又個巧合嗎？
反過頭來看看周族的情況。黃河流域銅資源本身就少，開採出來的質量又低，特別是周族所在的陝西，乃當時黃河流域銅資源匱乏之地。一個國家、氏族所擁有的銅的數量、質量在當時全面地反應了這個國家、氏族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足夠的銅，想取得長遠的發展是及其困難的。
在那個時候，周族因為遭受到被商王朝戰敗的鬼方的軍事壓力，遷移到了岐山之南。周族到達岐南後，戰敗了原來居住在此的姜戎，並在此地迅速發展。而這個時候，商王朝對南土的開拓已告一段落，正集中兵力對西北方的諸戎用兵，以求獲得西北邊境的穩定和安寧。正是前面所說，鬼方就是被商王朝擊敗後遷移周族原來所在的地，才迫使周族南遷。表面上看，周族是被迫南遷，但因為西北諸戎被商王朝擊敗後實力大損，而周族南遷後獲得了新的土地和資源，實力反而提升。在西北諸戎力量下降的基礎上，周族反而得到了一個發展的機遇。而“太伯奔吳”之事，就大約發生在這個時候。如果僅僅把此事看成是對君主位置的一個謙讓，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反映。
那麼如果把太伯和仲雍出奔看成是周族發展戰略的一個舉措，之前的很多問題就能提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首先做為一個氏族國家周本身，如果我們是它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這個國家的國家戰略時要考慮什麼？其實很簡單，周族的戰略目標可以分為兩個，短期的是成為地區強國，長期的規劃是奪取中原的統治權。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也很簡單，它最大的假想敵是誰？自然是殷商王朝。
面對一個實力遠遠超過自身的敵人，做為弱小一方在制定戰略是必然要考慮兩個問題。一，發展自身的實力；二，削弱對方的實力。那麼如何發展自身？我們現在說起來，發展靠投資。在古代也是一樣，要發展必須有資源。但3000年前的貿易遠沒有如今發達，要獲取資源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掠奪，包括人力資源，土地資源，農業資源和礦物資源等等。這種掠奪自然不可能脫離自身觸手可及的範圍，越國越地域那是不現實的，肯定來自相鄰的民族和小國。通過這樣蠶食的積累才能最終積蓄起與殷商王朝相抗衡的實力。那麼如何削弱對手？最直接的當然是進攻對方直接蠶食，其次是蠶食其周圍小國形成戰略包圍，再次就是破壞殷商王朝與周圍附庸國之間的聯繫，包括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削弱殷商王朝對周圍小國的控制能力，進而削弱其對資源的掠奪能力。那麼對當時的周來說，其實力不足以進攻殷商，也不足以蠶食其附庸，只能先以破壞為主，削弱殷商的影響力，加強自身的影響力，再而執行下一步的戰略。這就是“遠交近攻”之策，而“發展自身，削弱對方”這是“遠交近攻”之策的理論建立基礎。附帶說一句，“遠交近攻”之策絕對不是戰國時期的發明，這是一個國家戰略的基本之道，戰國時只是根據先人的經驗明確提出了這個名詞而已。
按照這個思路，太伯奔吳一事就顯得非常清晰了。他們兩人離開時應該帶著這樣的任務：在荊漢之地為周找到盟友；尋找在其地獲取資源的可能性；破壞殷商對該地區的控制能力，削弱其對該地區的影響；甚至如果可能的話，在其地建立一個根據地，與岐山大本營遙相呼應。這些我假想的任務在歷史留給我們的片段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比如在江西瑞昌古銅礦遺址和新干大洋洲墓葬中出土的帶有先周文化色彩的陶器；武王伐紂時，在《尚書▪牧誓》中的庸、蜀、彭、盧、濮等國都在蜀、鄂的交界處，如果沒有長期以來交往而形成的信任感，這些小方國是不可能積極參加周武王的滅商聯軍的；西周早期龜骨中反映周楚密切來往的卦辭等等。楚國和庸、蜀、彭、濮等國一樣，都是武王伐紂的積極參與者，而在歷史文獻中顯示給我們的只有太伯、仲雍出奔一事能與這些國家產生聯繫。而且這些地方正處於太伯離開岐山後最後到達吳地的路線上，現在的考古發現也越來越多的反映出當時先周文化在這一帶的活躍，這些證據正在形成一個證據鏈顯示出周族“遠交剪商”戰略的基本脈絡。
也許是為了進一步的實施戰略、也許是遭到了殷商軍隊的圍剿，後來太伯兄弟離開了湖北、江西和安徽，最終來到江蘇的吳地。我個人傾向於他們遭到了殷商的軍事壓力，被迫轉移到吳地，此地正在殷商勢力範圍之外，卻又緊密地挨著其邊界線，正適合在低谷時的蟄伏，以便後續的發展。而且結合歷史事件來看，也正與當時的情勢相吻合。
在太伯、仲雍離開岐山後，其幼弟季歷繼承了周國的王位，其在位期間對周圍的戍狄部落發動進攻，取得了極大的勝利，鞏固了增強了周人的實力，甚至商王文丁也封其為“牧師”。其後，文丁處於遏制周人的戰略考慮，殺了季歷，其子姬昌即位。姬昌即位之初曾因殺父之仇忘掉了周人的既定戰略而對商王朝發動過直接進攻，遭到了商王帝乙的痛擊而慘遭失敗。之後姬昌重新拾起“遠交近攻”之策。姬昌伐商失敗後，東夷部落發生了大規模的叛亂，使得商王朝的戰略重心由西改向東。如果說這只是因為東夷自身的發展而導致與殷商的利益衝突的迸發，僅僅是個巧合的話。那我們來再看下一次。
在姬昌率領周人取得極大發展後，矛頭開始再次東向，動手剪除商王朝的側翼諸方國，在姬昌將對一個叫做黎的小國動手之前，商王帝辛（即紂王）曾考慮改變對東夷用兵的方略，全力解決西方問題，並在黎舉行了盛大的軍事演習，試圖威嚇周國，然而巧合馬上跟著來了，東夷再次叛亂，帝辛被迫回兵征討。如果說第一次是巧合，我信；第二次還說是巧合，我就不怎麼信了。
能夠讓東夷部落如此默契地和周國達成戰略呼應的是什麼人呢？太伯、仲雍有相當的嫌疑。我們來看，其時，此二人應該已經來到了吳。而吳地除了緊挨著殷商控制的古銅礦區外還有一個鄰居，就是其北方的東夷部落。根據我的猜測，此二人雖然因為殷商的軍事壓力被迫離開了銅礦區，但並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也並沒有侷限於自己的使命。對東夷的聯絡就是一個說明。
必須要再次指出的是，關於太伯出奔是周人“剪商”戰略的提法並非我提出，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