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做清朝的藩屬國，朝鮮國王憤而稱帝，十三年後成為日本殖民地

文 | 獬執事

作為宗藩體系中的重要成員，朝鮮王朝對明清兩朝稱臣朝貢正是其外交上“事大交鄰”原則的體現。“事大交鄰”是一種儒家色彩極其濃厚的外交策略，主要指小國面對大國時採取的自保方式。這四字源於《孟子·梁惠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顯然，中原王朝是“以大事小”的“樂天者”，而朝鮮則是“以小事大”的“畏天者”，後者的“天”完全可以指代“天朝”，這也正是歷代中原王朝的自我認知。如果說“事大”是指侍奉中原王朝，那“交鄰”指的是什麼呢？這裡的“鄰”，指的正是日本。在華夷秩序的眼界下，朝鮮同樣未曾將日本放在眼中——正如未曾將後金放在眼中一樣。所以這裡的“交鄰”無非是保持最基本的尊重，正如朝鮮王朝祖訓所言：“北不失禮，南不失信。”從東北亞的地理環境來看，朝鮮半島地處中原與日本列島之間，但從中華文明的擴展範圍來看，朝鮮是“小中華”，而日本列島則幾近於化外之地，不足為道。

萬曆年間的壬辰戰爭讓朝鮮為這一份輕視吃盡了苦頭。萬曆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跨海東來，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就幾乎佔領了朝鮮全境，最後在明朝軍隊的援助下才得以復國。只是讓朝鮮王室沒有想到的是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近三個世紀之後，日本軍隊再一次入侵了。

十世紀末的東亞，早已非舊時氣象。清朝在西方列強的逼近下漸入危機，而日本則經明治維新而國力大增。為滿足資本主義發展需求，日本向朝鮮提出了開放市場、擴大通商的要求。如前所述，日本在朝鮮“事大交鄰”的國際外交策略中僅僅佔據了有限的“交鄰”，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國書，自然不予理會。於是，蓄力已久的日本以決意以武力“開拓萬里之波濤”，一舉征服朝鮮。

1875年，清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這一年，日本海軍穿過江華海峽進攻朝鮮永宗鎮，並在大肆燒殺搶掠後撤離，史稱“雲揚號事件”。翌年，日本任命黑田清隆為全權辦理大臣帶兵至朝鮮談判，同時做好了全面入侵朝鮮半島的軍事準備。當時的清帝國雖然已經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日漸傾頹，但無論是軍力還是國力均在日本之上，如果悍然入侵朝鮮，那作為宗主國的清帝國會有什麼反應？壬辰戰爭殷鑑不遠，明治政府在猶豫中派使者前去北京試探清廷口風。

試探的結果令日本大為欣慰。清帝國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如此答覆：“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這一番答覆，基本斷送了清朝之於朝鮮的宗主地位，而日本由此相信“所謂宗屬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今後日本國政府在此問題上已無再同清國政府進行交涉之必要”。

清朝不仁如此，但面對露出獠牙的日本，朝鮮依然不乏對清朝報有希望的官員，朝廷遂分裂為親清的“事大派”與親日的“開化派”。兩派之爭一方面是守舊派與維新派之爭，另一方面更牽涉到清與日本兩大帝國在朝鮮的勢力之爭。19世紀末，朝鮮王朝的政局在兩派的爭鬥下上演了一波三折的劇目，而隨著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的爆發，清帝國在日本海軍的進攻下一潰千里，朝鮮自然也在東亞動盪的歷史大變局中倒向日本。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清帝國與日本簽約《馬關條約》，第一款便規定了朝鮮事務：“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由此，中原王朝與朝鮮長達六個世紀的宗藩關係就此在法律意義上終結。兩年之後，朝鮮王朝末代國王高宗李熙稱帝，建大韓帝國——這也是朝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稱帝。缺少了傳統宗藩體系庇護的大韓帝國一心謀求永久中立國的地位，然而此時此情如何由得李熙獨善其身，清朝的地位馬上被西方列強之一的俄國取代了。由此，大韓帝國建立伊始便立刻陷入了日本與俄國的爭奪中，最終日本通過日俄戰爭擊敗俄國，將整個朝鮮半島納入囊中。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大韓帝國在日本的威逼下籤訂《第二次日韓協約》，並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依據條約在漢城設立統監府，掌握了大韓帝國的軍政大權。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大韓帝國與日本簽訂《日韓合併條約》，第一條赫然規定：“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統治權，完全且永久讓於日本國皇帝陛下。”

由此，大韓帝國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在朝鮮半島這片狹小的土地上，宗藩體系由此最終讓位於條約體系——或者說是殖民體系。而朝鮮國王在當上大韓皇帝不久便成為亡國奴，最終被毒殺身亡。

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宗藩體系中的宗主國清帝國尚不能獨存，更何況朝鮮這個藩屬國呢？唯曾經被朝鮮所輕視的日本以吞併朝鮮為基礎漸漸躋身於列強之林，並最終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這不得不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