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彭真與相聲大師侯寶林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1929年6月10日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身陷囹圄的彭真在困頓中沒有消沉、迷失，而是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化成黑暗中引領光明的燈火，用信仰的力量感召、凝聚獄中政治犯，帶領大家有理有據有節地與監獄當局開展抗爭，一次次獲得了勝利。
犧牲自我，保護同志
1929年，天津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形勢十分嚴峻。五六月間，隨著原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王文藻夫婦、常委李德貴，中共天津河東區委書記閻懷聘先後叛變，一大批共產黨人被捕入獄。時任中共天津工作會議書記的彭真便是其中之一，和他同時期被捕的還有剛到天津擔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的盧福坦、省委祕書長王奇嶽、省委委員兼鋤奸隊長郭宗鑑、祕書處長詹大權、交通員劉秀峰等30多名共產黨員。
鑑於當時的緊急形勢，為了儘可能減少犧牲、保護省委和已被捕同志，當時已暴露身份的彭真和郭宗鑑在天津公安局特務隊緊急商量對策，決定犧牲自己，主動承擔責任，供認自己和郭為原省委領導。彭真回憶說：1929年被捕後，“為了縮小黨的犧牲範圍，決心犧牲和承認已遭受敵特叛徒嚴重破壞、敵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組織部長的已被停止職務的那任省委，以排斥保存被捕的現任省委負責人和其他幹部及黨的組織”。之後，彭、郭二人迅速開展工作，組織被捕同志翻供、串供，保護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無罪獲釋。
而彭真卻經受了殘酷拷打和非人折磨，被轉押至國民黨河北省第三監獄。進入三監後，他和郭宗鑑等人就被加上沉重的腳鐐，和刑事犯一起，以七八人為一組被分別關押在僅能容納四五人的小牢房內。1930年春，國民黨河北省高等法院判處彭真政治犯最重的9年徒刑。作為政治犯，他們受盡了虐待、勒索和迫害。粗劣的伙食、殘酷的刑罰、惡劣的條件，在獄中屢見不鮮。
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條件和揭露監獄管理的黑暗罪惡，彭真積極串聯，祕密組織，很快成立了第三監獄中共支部，被推選為支部書記。在進一步研究鬥爭策略時，彭真提出5點原則：“在監獄的特殊環境下，確定鬥爭目標，提出鬥爭要求，一定要順乎人心，合乎情理；要利用國民黨法律許可的範圍，不給敵人以鎮壓的藉口；要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和弱點，不提出‘左’的口號和不切實際的要求；把公開鬥爭和祕密工作結合起來，開展獄中鬥爭和爭取獄外支援結合起來；要根據情況變化，不斷研究鬥爭的方法。”從此，獄中政治犯在彭真的組織帶領下，堅強不屈地開展反迫害鬥爭，迫使獄方一次次妥協讓步。
為爭權益，數次絕食
1930年春夏之交，第三監獄相繼發生惡劣事件：政治犯程秉義、魏振華患病後因獄方不肯醫治致死，左鎮南被獄方安排在牢房當“鋪頭”的刑事犯折磨致死。針對這些罪惡事實，彭真提出開展反迫害鬥爭。經上級批准，6月，他代表獄中黨支部向監獄當局書面提交8項要求：“根本改善伙食；開放監房門及號筒門；‘政治犯’不戴腳鐐；增加接見次數；改良病人生活待遇；延長運動時間；閱報自由；發給貧困病人衣被鞋襪及日常必需品。”這些要求卻遭獄方無端拒絕。
幾度交涉無果後，1930年7月2日，高呼“爭取生存的權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對虐待和壓迫”“我們沒有罪，有生活的權利”等口號，彭真領導三監的120餘名政治犯開始絕食鬥爭。監獄當局為了控制局勢、打壓鬥爭，當天下午即把彭真及20多名策劃者轉押至天津陸軍監獄，但彭真等人仍以絕食聲援三監獄友。很快，在中共順直省委的祕密協助下，《大公報》《庸報》《益世報》等紛紛刊出第三監獄政治犯絕食的消息。一些新聞單位、社會名流、學生團體先後到獄中採訪、探視、慰問，無疑對獄方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在國民黨當局的過問下，絕食第5天，獄方被迫答應所有要求。
而事態的發展並不順利，隨著新任三監典獄長馬裕德的上任，報復措施接踵而來：取消了已開始實施的各項待遇，將尚未判刑、判刑較輕、刑期已滿或將滿的20餘人分散到新成立的反省院和自新院，企圖分化鬥爭力量。三監黨支部經研究決定，於9月17日再次發起絕食鬥爭。在陸軍監獄的彭真卻因上次絕食後身體虛弱，患上了肺結核和痢疾，但為了配合和聲援三監鬥爭，他還是咬牙堅持絕食。9月20日，鬥爭獲得勝利，但彭真病情惡化，他還寫下了遺囑。順直省委得知後，及時派人祕密給彭真送來了魚肝油，並與獄方交涉為他治療。彭真的身體才逐漸得以康復。
1931年1月，彭真的刑期被減為6年。2月至5月間，他從陸軍監獄被送回三監不久即被押往河北省第二監獄。為改善二監政治犯待遇，彭真第3次絕食。這次鬥爭因沒有組織領導核心和未能獲得外界聲援而失敗，但彭真卻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和堅強黨性，絕食6天半之久，終因昏迷不醒而被抬至病監強行灌食。總結這次失敗的教訓，為了更好地團結、發動獄友，彭真等人祕密成立第二監獄中共支部。因自己被獄方重點監視，為便於開展工作，他推薦劉文蔚擔任書記，自己任委員。鬥爭形勢逐漸朝著有利於政治犯的方向發展。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進步學生團體到第二監獄參觀，彭真當眾發表演講，揭露獄方對政治犯的迫害事實，並提出5項要求：“一、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麵；二、給政治犯下掉腳鐐；三、要求看書學習的自由；四、冬季一個監室生一個火爐；五、有買東西的自由。”但這個演講惹怒了監獄當局，彭真被強行拖回牢房加鎖看押。
面對獄方的蠻橫和強權，彭真帶領二監政治犯開始絕食，鄭重宣佈：“不獲勝利，決不復食！”這是彭真在獄中第4次絕食。絕食第10天，獄方同意了改善政治犯伙食的要求，但不久卻無端變卦。無奈之下，4月21日，彭真領導眾人開始新一輪絕食鬥爭。這次絕食持續21天，異常艱苦、漫長。第15天時，部分難友因難以支撐被迫恢復飲食。而在這場意志力的較量中，堅持絕食的彭真等6人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彭真、劉秀峰、劉文蔚、劉慎之、田世勳、劉克讓因堅持不吃東西，被獄方抬到一間牢房內撬開牙齒強行灌食，但這並沒有使他們屈服，大家將灌進去的流食又吐出來。5月12日，獄方答應了政治犯提出的全部條件，絕食鬥爭終獲勝利。此後，鬥爭時有反覆，但彭真等人一直是領導核心，給眾人以巨大鼓舞。
幫助獄友，堅持學習
獄中的彭真時刻不忘提醒和叮囑政治犯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在絕食鬥爭中，彭真多次向監獄當局提出學習自由和閱讀自由的要求。他還曾向三監黨支部建議：“把監獄變成共產主義大學，為黨培養幹部。”他把監獄當成特殊課堂，暗中組織政治犯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學習。
1929年7月，除當時在天津公安局特務隊直接無罪獲釋的人員外，彭真等21人被送往第三監獄關押。當時彭真等人還尚未被判定所謂的“罪行”，為了使被捕眾人能夠獲得較輕的判決，彭真提議大家要學習法律，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有理有據的鬥爭。當時，他設法找到了國民黨當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暫行條例》《中華民國刑法》《防止共產黨辦法》等法律條例，研究其內容，幫助文化低的政治犯寫申辯書。在三監黨支部成立後，彭真組織政治犯在法院候審和庭審時，利用有記者旁聽的機會，揭露敵人濫用肉刑、監獄條件惡劣等諸多事實，爭取社會聲援和支持。經過“合法”鬥爭，1930年春，21人中有11人以“輕微罪”被判11個月監禁，包括盧福坦、王奇嶽、詹大權3位中共順直省委領導及司呈祥、左振玉等天津黨組織的領導。
1931年2月23日，彭真被押回三監後不再擔任支部書記，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到對獄中黨員思想認識的教育上。當時，政治犯已經獲得了在獄中圖書室借閱書報雜誌的自由，經過多方考慮，彭真與黨支部書記喬國禎商量後，開始籌劃組織政治犯學習文化知識和革命理論。他們按照文化程度把政治犯分成政治、理論、文化、外文等班、組，還為大家當教員。同時，利用監獄當局對外國著作控制不嚴的機會，聯繫中共順直省委，他設法從獄外搞到了《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等馬列經典著作、日本河上肇著的《經濟學大綱》等。為了輔導大家，彭真和喬國禎等人還祕密出版了兩期手抄刊物。
當彭真被轉到二監後，在近4年的時間中，與獄方進行了多次反迫害鬥爭。期間，只要絕食鬥爭結束，他身體稍稍恢復，也會組織獄中政治犯學習文化和政治理論。為此，他專門制定了以政治理論、文化知識、軍事知識、體育鍛煉等為主要內容的學習計劃。他在獄中還選讀了孫中山的部分著作並深入研究了國民黨政府頒佈的《六法全書》。期間，一有機會，彭真就向獄友講解獄外送來的政治、經濟、哲學等理論書籍中的馬列著作，與大家討論社會問題和革命道理，以促進大家思想素質和理論水平的提高。
1935年8月，彭真獲釋出獄。同年秋，他又回到天津著手開展恢復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工作。而這段在獄中的抗爭經歷和系統學習，也為其未來承擔更重要、更復雜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