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試著從大陸版《放·逐》還原一下杜琪峰的本意：首先，迴歸前夜的澳門處於權力交接時的真空，警察沒有需要負責的“大頭子”，所以他們對這段時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迴歸當晚十二點之前的槍戰應該沒有管——第二天的“新頭子”只會管第二天的事嘛。“我們回去再部屬一下，逮捕他們”、“匯合其他兄弟，來一個一網打盡”想必都是“搞鬼”後的國語配音，不是原詞。其次，“火”肯定不是什麼“臥底”。最後，任賢齊的“一起自首”也應該是偷樑換柱後的話，“一起跑路”才更符合人物的發展線。
毋庸置疑，《放·逐》不是《槍火》的續集，但它卻很容易讓人想到《槍火》。除了張家輝換掉了呂頌賢，主角們承接了《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全部人物關係：張家輝得罪了任達華、任達華指使黃秋生殺掉張家輝、吳鎮宇力保張家輝而不惜與黃秋生翻臉、張耀揚跟著吳鎮宇、林雪跟著黃秋生。我們幾乎可以把《放·逐》看作《槍火》的另一個結尾。在多人物鏡頭的構圖上，《放·逐》也和《槍火》差不多：多個人物總是被分置於鏡頭的左中右和前中後景。此外，林雪要開槍店的細節讓人一下子就會想起《槍火》中對槍很有研究、負責為大家調較手槍的林雪……
先試著從大陸版《放·逐》還原一下杜琪峰的本意：首先，迴歸前夜的澳門處於權力交接時的真空，警察沒有需要負責的“大頭子”，所以他們對這段時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迴歸當晚十二點之前的槍戰應該沒有管——第二天的“新頭子”只會管第二天的事嘛。“我們回去再部屬一下，逮捕他們”、“匯合其他兄弟，來一個一網打盡”想必都是“搞鬼”後的國語配音，不是原詞。其次，“火”肯定不是什麼“臥底”。最後，任賢齊的“一起自首”也應該是偷樑換柱後的話，“一起跑路”才更符合人物的發展線。
毋庸置疑，《放·逐》不是《槍火》的續集，但它卻很容易讓人想到《槍火》。除了張家輝換掉了呂頌賢，主角們承接了《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全部人物關係：張家輝得罪了任達華、任達華指使黃秋生殺掉張家輝、吳鎮宇力保張家輝而不惜與黃秋生翻臉、張耀揚跟著吳鎮宇、林雪跟著黃秋生。我們幾乎可以把《放·逐》看作《槍火》的另一個結尾。在多人物鏡頭的構圖上，《放·逐》也和《槍火》差不多：多個人物總是被分置於鏡頭的左中右和前中後景。此外，林雪要開槍店的細節讓人一下子就會想起《槍火》中對槍很有研究、負責為大家調較手槍的林雪……
相同的人物關係、相同的構圖和細節上的呼應，並不能掩飾二者更高層面上的不同。如《槍火》的英文名“任務”所示，《槍火》主要講的是一個事件——保護文哥，只是在事件結束之後“順帶”（主要是為了了結副線）表現了一下男性之間的友誼（“保護‘勾大嫂’的人”這一行為絕對不是杜琪峰日後所要表現的“義”）。而《放·逐》則在表現“事件”的同時表現“義”。這是杜琪峰第一次全片都從正面表現義（《黑社會》中只有少量的義，主要都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虛情假“義”）。所以，當這夥人一起吃飯、不殺任賢齊、在結尾狂笑“埋伏”時，我想到的都是《水滸傳》。從這個角度，《放·逐》可以看作是對《黑社會》的一次“反動”。
表現是一碼事，表現的是否成功就是另一碼事了。兩個細節讓我對杜琪峰在全片中標榜的義產生了懷疑。一是號稱“誰殺阿和我就殺誰”的吳鎮宇，在阿和死、被阿和媳婦用槍打跑之後，彷彿就忘了阿和這個人，再也沒有提到過阿和，更不用說計劃報仇了，在他得到金子後，他對未來的憧憬也是“喝酒、晒太陽”的幸福生活。二是一億多的港幣（我算了一下，其實一億不到，呵呵），林雪說“每人兩千多萬呢”，沒人對林雪少算一個人提出異議——這回就是集體遺忘阿和了。因此，儘管最後大家為了阿和妻兒，當然也為了給阿和報仇而殉難，成全了“義”，可如果前面的這兩個細節能調整一下，整個片子的敘事效果和情感效果就更好了。這種錯誤，我印象中杜琪峰是第一次犯，可能是一時疏忽吧。
先試著從大陸版《放·逐》還原一下杜琪峰的本意：首先，迴歸前夜的澳門處於權力交接時的真空，警察沒有需要負責的“大頭子”，所以他們對這段時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迴歸當晚十二點之前的槍戰應該沒有管——第二天的“新頭子”只會管第二天的事嘛。“我們回去再部屬一下，逮捕他們”、“匯合其他兄弟，來一個一網打盡”想必都是“搞鬼”後的國語配音，不是原詞。其次，“火”肯定不是什麼“臥底”。最後，任賢齊的“一起自首”也應該是偷樑換柱後的話，“一起跑路”才更符合人物的發展線。
毋庸置疑，《放·逐》不是《槍火》的續集，但它卻很容易讓人想到《槍火》。除了張家輝換掉了呂頌賢，主角們承接了《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全部人物關係：張家輝得罪了任達華、任達華指使黃秋生殺掉張家輝、吳鎮宇力保張家輝而不惜與黃秋生翻臉、張耀揚跟著吳鎮宇、林雪跟著黃秋生。我們幾乎可以把《放·逐》看作《槍火》的另一個結尾。在多人物鏡頭的構圖上，《放·逐》也和《槍火》差不多：多個人物總是被分置於鏡頭的左中右和前中後景。此外，林雪要開槍店的細節讓人一下子就會想起《槍火》中對槍很有研究、負責為大家調較手槍的林雪……
相同的人物關係、相同的構圖和細節上的呼應，並不能掩飾二者更高層面上的不同。如《槍火》的英文名“任務”所示，《槍火》主要講的是一個事件——保護文哥，只是在事件結束之後“順帶”（主要是為了了結副線）表現了一下男性之間的友誼（“保護‘勾大嫂’的人”這一行為絕對不是杜琪峰日後所要表現的“義”）。而《放·逐》則在表現“事件”的同時表現“義”。這是杜琪峰第一次全片都從正面表現義（《黑社會》中只有少量的義，主要都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虛情假“義”）。所以，當這夥人一起吃飯、不殺任賢齊、在結尾狂笑“埋伏”時，我想到的都是《水滸傳》。從這個角度，《放·逐》可以看作是對《黑社會》的一次“反動”。
表現是一碼事，表現的是否成功就是另一碼事了。兩個細節讓我對杜琪峰在全片中標榜的義產生了懷疑。一是號稱“誰殺阿和我就殺誰”的吳鎮宇，在阿和死、被阿和媳婦用槍打跑之後，彷彿就忘了阿和這個人，再也沒有提到過阿和，更不用說計劃報仇了，在他得到金子後，他對未來的憧憬也是“喝酒、晒太陽”的幸福生活。二是一億多的港幣（我算了一下，其實一億不到，呵呵），林雪說“每人兩千多萬呢”，沒人對林雪少算一個人提出異議——這回就是集體遺忘阿和了。因此，儘管最後大家為了阿和妻兒，當然也為了給阿和報仇而殉難，成全了“義”，可如果前面的這兩個細節能調整一下，整個片子的敘事效果和情感效果就更好了。這種錯誤，我印象中杜琪峰是第一次犯，可能是一時疏忽吧。
人物方面，除了黃秋生，其他人物可以說都是“紙板”。但杜琪峰電影（本文指杜琪峰拍攝的商業意味不濃的片子，下同）中的“紙板”人物，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峰迴路轉的情節掩蓋住了人物的不豐滿。《放·逐》的故事情節用一波三折來形容不足為過，其中也有在他以往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突然事件”：任達華突然來到餐廳和黑診所、運送金子的車隊突然遭劫、吳鎮宇突然讓何超儀獨自離開……這些“突然事件”帶給觀眾很大的觀影快感。
綜上，從《放·逐》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琪峰電影的“不變”、“正在變”和“變”。
所謂杜琪峰的“不變”，就是杜琪峰電影中突發的轉折。這個特徵，已經成為杜琪峰的“標籤”。只要杜琪峰的電影中有這個“標籤”，觀眾就不會失望，電影也會保證基本的杜氏水準。
先試著從大陸版《放·逐》還原一下杜琪峰的本意：首先，迴歸前夜的澳門處於權力交接時的真空，警察沒有需要負責的“大頭子”，所以他們對這段時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迴歸當晚十二點之前的槍戰應該沒有管——第二天的“新頭子”只會管第二天的事嘛。“我們回去再部屬一下，逮捕他們”、“匯合其他兄弟，來一個一網打盡”想必都是“搞鬼”後的國語配音，不是原詞。其次，“火”肯定不是什麼“臥底”。最後，任賢齊的“一起自首”也應該是偷樑換柱後的話，“一起跑路”才更符合人物的發展線。
毋庸置疑，《放·逐》不是《槍火》的續集，但它卻很容易讓人想到《槍火》。除了張家輝換掉了呂頌賢，主角們承接了《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全部人物關係：張家輝得罪了任達華、任達華指使黃秋生殺掉張家輝、吳鎮宇力保張家輝而不惜與黃秋生翻臉、張耀揚跟著吳鎮宇、林雪跟著黃秋生。我們幾乎可以把《放·逐》看作《槍火》的另一個結尾。在多人物鏡頭的構圖上，《放·逐》也和《槍火》差不多：多個人物總是被分置於鏡頭的左中右和前中後景。此外，林雪要開槍店的細節讓人一下子就會想起《槍火》中對槍很有研究、負責為大家調較手槍的林雪……
相同的人物關係、相同的構圖和細節上的呼應，並不能掩飾二者更高層面上的不同。如《槍火》的英文名“任務”所示，《槍火》主要講的是一個事件——保護文哥，只是在事件結束之後“順帶”（主要是為了了結副線）表現了一下男性之間的友誼（“保護‘勾大嫂’的人”這一行為絕對不是杜琪峰日後所要表現的“義”）。而《放·逐》則在表現“事件”的同時表現“義”。這是杜琪峰第一次全片都從正面表現義（《黑社會》中只有少量的義，主要都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虛情假“義”）。所以，當這夥人一起吃飯、不殺任賢齊、在結尾狂笑“埋伏”時，我想到的都是《水滸傳》。從這個角度，《放·逐》可以看作是對《黑社會》的一次“反動”。
表現是一碼事，表現的是否成功就是另一碼事了。兩個細節讓我對杜琪峰在全片中標榜的義產生了懷疑。一是號稱“誰殺阿和我就殺誰”的吳鎮宇，在阿和死、被阿和媳婦用槍打跑之後，彷彿就忘了阿和這個人，再也沒有提到過阿和，更不用說計劃報仇了，在他得到金子後，他對未來的憧憬也是“喝酒、晒太陽”的幸福生活。二是一億多的港幣（我算了一下，其實一億不到，呵呵），林雪說“每人兩千多萬呢”，沒人對林雪少算一個人提出異議——這回就是集體遺忘阿和了。因此，儘管最後大家為了阿和妻兒，當然也為了給阿和報仇而殉難，成全了“義”，可如果前面的這兩個細節能調整一下，整個片子的敘事效果和情感效果就更好了。這種錯誤，我印象中杜琪峰是第一次犯，可能是一時疏忽吧。
人物方面，除了黃秋生，其他人物可以說都是“紙板”。但杜琪峰電影（本文指杜琪峰拍攝的商業意味不濃的片子，下同）中的“紙板”人物，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峰迴路轉的情節掩蓋住了人物的不豐滿。《放·逐》的故事情節用一波三折來形容不足為過，其中也有在他以往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突然事件”：任達華突然來到餐廳和黑診所、運送金子的車隊突然遭劫、吳鎮宇突然讓何超儀獨自離開……這些“突然事件”帶給觀眾很大的觀影快感。
綜上，從《放·逐》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琪峰電影的“不變”、“正在變”和“變”。
所謂杜琪峰的“不變”，就是杜琪峰電影中突發的轉折。這個特徵，已經成為杜琪峰的“標籤”。只要杜琪峰的電影中有這個“標籤”，觀眾就不會失望，電影也會保證基本的杜氏水準。
杜琪峰的“正在變”是指：杜琪峰繼續著自己從拍攝“事件”電影到拍攝多元素電影的轉變。在《PTU》之前，杜琪峰電影的目的很清晰：就是要講好一個曲折的“事件”。《十萬火急》、《暗戰》和《槍火》（前三分之二部分）皆是隻有“事件”的電影，這還不算那些杜琪峰監製的電影。可是，從《PTU》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杜琪峰越來越不滿足於只是講好一個故事，他通過增加電影的表現元素，開始表達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從此，杜琪峰的電影裡經常會有多個元素：《PTU》的“事件”和“宿命”，《大事件》的“事件”和“媒體”，《黑社會》的“事件”和“義”，《以和為貴》的“事件”和“政治”，到了《放·逐》，甚至增加到三個元素“事件”、“義”和“親情”。我們可以看到杜琪峰想讓自己的電影越來越厚重的“野心”。
杜琪峰的“正在變”直接決定了杜琪峰在《放·逐》中的“變”：充滿感情地渲染（不僅僅是寫實地表現）親情和正面人物的死亡（阿和的家庭、他的死以及他的迴光返照）、將象徵及寫意的“指導思想”從照明擴展到一些鏡頭，比如沸騰的煲鍋、被血浸染的枯花。
其實，如前文所述，早在《槍火》的後三分之一，杜琪峰就已經開始了拍攝多元素電影的嘗試。杜琪峰的那次嘗試是不成功的——他處理後三分之一（雙元素：“事件”和“友誼”）明顯沒有處理前三分之二（單元素：“事件”）來的從容。
先試著從大陸版《放·逐》還原一下杜琪峰的本意：首先，迴歸前夜的澳門處於權力交接時的真空，警察沒有需要負責的“大頭子”，所以他們對這段時期的暴力事件、特別是迴歸當晚十二點之前的槍戰應該沒有管——第二天的“新頭子”只會管第二天的事嘛。“我們回去再部屬一下，逮捕他們”、“匯合其他兄弟，來一個一網打盡”想必都是“搞鬼”後的國語配音，不是原詞。其次，“火”肯定不是什麼“臥底”。最後，任賢齊的“一起自首”也應該是偷樑換柱後的話，“一起跑路”才更符合人物的發展線。
毋庸置疑，《放·逐》不是《槍火》的續集，但它卻很容易讓人想到《槍火》。除了張家輝換掉了呂頌賢，主角們承接了《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全部人物關係：張家輝得罪了任達華、任達華指使黃秋生殺掉張家輝、吳鎮宇力保張家輝而不惜與黃秋生翻臉、張耀揚跟著吳鎮宇、林雪跟著黃秋生。我們幾乎可以把《放·逐》看作《槍火》的另一個結尾。在多人物鏡頭的構圖上，《放·逐》也和《槍火》差不多：多個人物總是被分置於鏡頭的左中右和前中後景。此外，林雪要開槍店的細節讓人一下子就會想起《槍火》中對槍很有研究、負責為大家調較手槍的林雪……
相同的人物關係、相同的構圖和細節上的呼應，並不能掩飾二者更高層面上的不同。如《槍火》的英文名“任務”所示，《槍火》主要講的是一個事件——保護文哥，只是在事件結束之後“順帶”（主要是為了了結副線）表現了一下男性之間的友誼（“保護‘勾大嫂’的人”這一行為絕對不是杜琪峰日後所要表現的“義”）。而《放·逐》則在表現“事件”的同時表現“義”。這是杜琪峰第一次全片都從正面表現義（《黑社會》中只有少量的義，主要都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虛情假“義”）。所以，當這夥人一起吃飯、不殺任賢齊、在結尾狂笑“埋伏”時，我想到的都是《水滸傳》。從這個角度，《放·逐》可以看作是對《黑社會》的一次“反動”。
表現是一碼事，表現的是否成功就是另一碼事了。兩個細節讓我對杜琪峰在全片中標榜的義產生了懷疑。一是號稱“誰殺阿和我就殺誰”的吳鎮宇，在阿和死、被阿和媳婦用槍打跑之後，彷彿就忘了阿和這個人，再也沒有提到過阿和，更不用說計劃報仇了，在他得到金子後，他對未來的憧憬也是“喝酒、晒太陽”的幸福生活。二是一億多的港幣（我算了一下，其實一億不到，呵呵），林雪說“每人兩千多萬呢”，沒人對林雪少算一個人提出異議——這回就是集體遺忘阿和了。因此，儘管最後大家為了阿和妻兒，當然也為了給阿和報仇而殉難，成全了“義”，可如果前面的這兩個細節能調整一下，整個片子的敘事效果和情感效果就更好了。這種錯誤，我印象中杜琪峰是第一次犯，可能是一時疏忽吧。
人物方面，除了黃秋生，其他人物可以說都是“紙板”。但杜琪峰電影（本文指杜琪峰拍攝的商業意味不濃的片子，下同）中的“紙板”人物，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峰迴路轉的情節掩蓋住了人物的不豐滿。《放·逐》的故事情節用一波三折來形容不足為過，其中也有在他以往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突然事件”：任達華突然來到餐廳和黑診所、運送金子的車隊突然遭劫、吳鎮宇突然讓何超儀獨自離開……這些“突然事件”帶給觀眾很大的觀影快感。
綜上，從《放·逐》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琪峰電影的“不變”、“正在變”和“變”。
所謂杜琪峰的“不變”，就是杜琪峰電影中突發的轉折。這個特徵，已經成為杜琪峰的“標籤”。只要杜琪峰的電影中有這個“標籤”，觀眾就不會失望，電影也會保證基本的杜氏水準。
杜琪峰的“正在變”是指：杜琪峰繼續著自己從拍攝“事件”電影到拍攝多元素電影的轉變。在《PTU》之前，杜琪峰電影的目的很清晰：就是要講好一個曲折的“事件”。《十萬火急》、《暗戰》和《槍火》（前三分之二部分）皆是隻有“事件”的電影，這還不算那些杜琪峰監製的電影。可是，從《PTU》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杜琪峰越來越不滿足於只是講好一個故事，他通過增加電影的表現元素，開始表達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從此，杜琪峰的電影裡經常會有多個元素：《PTU》的“事件”和“宿命”，《大事件》的“事件”和“媒體”，《黑社會》的“事件”和“義”，《以和為貴》的“事件”和“政治”，到了《放·逐》，甚至增加到三個元素“事件”、“義”和“親情”。我們可以看到杜琪峰想讓自己的電影越來越厚重的“野心”。
杜琪峰的“正在變”直接決定了杜琪峰在《放·逐》中的“變”：充滿感情地渲染（不僅僅是寫實地表現）親情和正面人物的死亡（阿和的家庭、他的死以及他的迴光返照）、將象徵及寫意的“指導思想”從照明擴展到一些鏡頭，比如沸騰的煲鍋、被血浸染的枯花。
其實，如前文所述，早在《槍火》的後三分之一，杜琪峰就已經開始了拍攝多元素電影的嘗試。杜琪峰的那次嘗試是不成功的——他處理後三分之一（雙元素：“事件”和“友誼”）明顯沒有處理前三分之二（單元素：“事件”）來的從容。
平心而論，一直到《放·逐》，杜琪峰也仍然沒有從《槍火》後三分之一的失利中走出來。他的多元素電影並沒有他之前的“事件”電影好看。主要表現就是：電影的情節越來越戲劇化，可電影本身卻離生活越來越遠。
在表現多元素的同時，如何讓電影更加接近生活，或者說生活的質感？這是杜琪峰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儘管杜琪峰最新的這部多元素電影《放·逐》，我還是不滿意——沒有得到看《暗戰》、《槍火》時的激動，可我絕不希望杜琪峰退回拍“事件”電影的階段——那樣的電影拍得再好也只能說明自己是個巧匠，絕對成不了大師。
杜琪峰完善自己多元素電影之路，就是他成為大師之路。《放·逐》也許是準大師“起跳”前的最後一次“下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