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弟弟鄧墾
近日，鄧小平同志大弟鄧墾逝世。在眾多弟妹中，鄧小平對這位大弟的關心最多，兩人年齡接近，是他引導大弟走上革命道路的。
那麼，他們兄弟之間有著怎樣的手足之情呢？
給弟弟寄紅色雜誌
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等100多位中國青年乘坐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歷經39天抵達法國。這一年，鄧小平虛歲17，弟弟鄧墾虛歲10歲。
1922年8月，旅歐少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機關刊物《少年》月刊創刊，不久，鄧小平被調入該刊，從事蠟版刻寫、油印、裝訂方面的工作，他的字工整美觀，油印清晰。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名為《赤光》半月刊，鄧小平在該刊編輯部繼續從事刻寫、油印、裝訂的工作，期間，他以“希賢”的筆名發表了許多充滿激情、思想尖銳的文章。同年下半年，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併成為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領導成員。
《赤光》雜誌
鄧小平牽掛著從小一起長大的弟弟，為了讓弟弟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他把《赤光》半月刊從法國寄送到四川，不管路途遙遠。寄了好幾期，當時鄧墾正在讀高小，年齡還比較小，還看不太懂。後來，他到了廣安初級中學上學，年齡大了一點，再把哥哥從遙遠國家寄來的雜誌拿出來閱讀，逐漸理解了裡面的意思，政治上開始受到哥哥的影響。
1926年，鄧先烈（女）、鄧小平、鄧墾、鄧蜀平的生母淡氏在家中逝世，年僅42歲，臨終前十分牽掛多年未聯繫的長子。
鄧墾在南充嘉陵高中讀書時，就已經參與了學潮，後被敵人追捕，不得不回家隱藏，在北山小學教了半年書。1930年，他的到成都求學，又參加了革命，敵人要抓他，他只好再次逃回家，仍然在北山小學教了半年書。北山小學也叫望溪鄉初級小學堂，其父親鄧紹昌是創辦人之一。
1931年，他打算到上海求學。父親對他說，聽說你大哥回國了，可能在上海，你到上海後找一找你大哥。
虎穴尋兄終相見
1931年4月，21歲的鄧墾告別父親鄧紹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學求學。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鄧墾從同鄉胡倫從獲悉，哥哥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經過多種途徑打聽，他一直沒有找到哥哥。他發現許多人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於是，他也花了2塊大洋，在上海三大報之一的——《時事新報》上登了一個尋人啟事，啟事說：鄧希賢兄鑑：弟已來滬，希見報速至法租界薩坡賽路辣菲德路口普慶裡五十七號一晤。弟先修啟。
1931年5月3日第三版的《時事新報》刊登了這則啟事。
登報尋兄啟事。
《尋人啟事》刊登之後，鄧墾依然沒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其實，他不知道，鄧小平已經看到了這則《尋人啟事》，但是他不敢隨便來看弟弟。他擔心，這是特務的一個陷阱。
對於11年未見弟弟的他而言，這不是多慮。早在1927年，他從蘇聯回國，輾轉來到武漢後，他便改名為小平。1927年8月後，他隨同黨中央搬遷到了上海，任黨中央祕書長。當時，他負責安排中央機關的各種會議、聯絡，而且知道許多祕密聯絡點。
1931年4月，他剛從贛南崇義紅七軍回到上海彙報工作，多少獲得一些信息的特務正在追捕他。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氛圍下，中央為了保護黨組織不被破壞，嚴令所有的地下黨員，不準照相，不準去去劇院和電影院人多的地方，甚至夫妻之間也要保守黨的機密。雖然如此，由於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和叛徒的出賣，還是讓黨中央機關幾次遇險，許多地下黨員被捕殺。而通過《尋人啟事》作為誘餌，也是特務們常用的伎倆。
但是，心細如髮的鄧小平經過反覆思考，認為這則《尋人啟事》不是特務的陷阱，而應該是弟弟刊登的，因為“鄧先修”是弟弟在老家的族名，上海特務不可能知道。而且與此同時，地下黨情報網也報告，確實有幾個四川籍學生剛剛抵達上海求學。
但鄧小平依然有一些擔心，就算這個啟事是弟弟刊登的，那麼，特務估計也會注意到這個《尋人啟事》的。
在特務如麻的上海，曾經讓鄧小平至少兩次遇險。第一次發生在1928年，鄧小平、張錫媛夫婦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住在同一所房子裡。一次，中央特科獲悉，敵人發現了他們的住所，要來搜查，便通知周恩來等人迅速搬走了，但未通知到外出的鄧小平。結果，敵人正在房子裡搜查，他去敲門。幸虧有個潛伏的地下黨也在屋內，答應了一聲來開門。機警的鄧小平發現聲音不對，立即就走了，未被抓住。同年，他第二次遇險。當時，鄧小平和中央領導羅亦農剛接完頭，他剛離開後門，敵人便從前門破門而入。他出門後，看到中央特科一個扮成擦皮鞋的同志，向他做了快走的手勢，他不動聲色，從容地離開了現場。而未來得及撤退的羅亦農被敵人捕殺了。
鄧小平正是憑藉其機警、冷靜，多次脫險，但戰友的鮮血，讓他更加小心謹慎，這也是他不能馬上和弟弟相見的原因。
登報尋兄。
在經過中央特科的多次祕密偵查之後，鄧小平用特殊的方式和弟弟見了一面。
一天，鄧墾正在租住地和老鄉聊天，突然，聽到有人敲門，問鄧先修在嗎？鄧墾看了半天，發現一位穿個布長袍，戴個禮帽，穿雙皮鞋，穿條西裝褲子的壯年人。這種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雖然11年未見面了，但鄧小平大概的輪廓未變，他知道是哥哥來了。
兩人沒有多話，鄧小平叫弟弟跟他走，鄧墾跟哥哥一起走到四馬路。四馬路是文化街，書店、茶社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也很多，是比較混亂的一條街。兄弟兩人來到一個嘈雜的茶社。鄧小平預先訂好了一個房間，他把弟弟帶到房間裡，和茶房打了個招呼，茶房便馬上開了門讓他們進去了。到了房間後，鄧小平簡單地問了弟弟兩個問題，家裡情況如何？你來上海做什麼？鄧墾說慈母在1926年逝世，父親身體還好，他是來暨南大學求學的。他叫弟弟趕快搬家，自己要搬，幾個同學也要搬家。
鄧小平吩咐弟弟搬家後把地址告訴他，他留下一個通信地址，說，你寫信到這個地址，告訴我新住宿地，我便來找你。
鄧墾回到住地，馬上和同學分頭搬了家。鄧墾搬到蘇州河南岸一個廣安同學蘭本森的住處。蘭在同濟大學上學，兩人是廣安初中的校友。鄧墾把新地址告訴了大哥。鄧小平到新地方找了兩次弟弟，那個地方已經出了租界，不安全。鄧小平讓弟弟搬到租界中他的熟人家裡居住。
鄧墾看到鄧小平他們工作時，都是以打麻將為掩護。別人一聽他們在“噼裡啪啦”地打麻將，也就不注意他們做什麼了。他們5月份見了面，到了7月份，鄧小平告訴弟弟他要離開上海了。鄧墾告訴哥哥，自己已經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了，在成都西南大學貼過標語，喊過口號。他打算和大哥一起革命。鄧小平說：這樣子，你剛來還不熟悉，先介紹你到赤色互濟會去。那是一個國際組織，在黨的領導下，專門救濟監獄中的同志，寫信安慰他們，募捐籌款，送吃的，做這樣的工作。鄧墾很快就參加了赤色互濟會。
1931年7月，鄧小平和金維映去了中央蘇區，兄弟兩人再次失去了聯繫。
1934年10月17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刊登了《偽都瑞金已克復》，通過這個新聞，鄧墾估計大哥已經隨同紅軍撤離了江西。
相聚延安
1934年，先後從上海暨南大學、上海法政大學肄業的鄧墾，在上海惠平中學任教。
1935年，鄧墾參加了革命，同年在上海經同鄉、同學劉田夫（建國後任廣東省省長）介紹入團，1937年入黨。1937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八路軍辦事處救濟委員會任幹事，專門負責在監獄和出監獄同志的聯絡和接待工作。
1939年，鄧墾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1年至1945年，他任延安《解放日報》編輯。
1945年7月，鄧小平回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和鄧墾匆匆見了一面。會開得十分緊張，會還未開完，日本投降了，鄧小平作為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軍區政委，又匆忙趕回前線了。
鄧墾和哥哥談到他來延安得到了小舅淡以興的資助，小舅賣掉了家產資助他，國民黨通緝其小舅，導致他妻離子散，吃了很多苦頭。
兄弟一同回川
鄧墾和大哥延安匆匆分別後，參加了小長征，走了10個月，到了東北，參加了地方政權的建設。先後擔任過中共吉林地委和吉北地委宣傳部長，勃利地委宣傳部長兼勃利縣長，佳木斯市長、市委書記。
遼瀋戰役後，東北全境解放。關內形勢發展也很快，大片土地被解放，急需地方幹部。中央命令，東北每個縣只留下5個延安等地派去的幹部，其餘幹部進關。
鄧墾隨同幹部進關，第一站到了江西，擔任了一個多月的省委宣傳部的祕書長，後來又安排他進四川。他離開江西，到南京報到，見到了大哥鄧小平。
西南服務團安排鄧墾到川南工作，他原本打算和川南的幹部一起走的。大哥擔心其安全，叫他和二野司令部一起走，更方便、更安全。於是，鄧墾和二野司令部一起走。當時司令部有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張際春、蔡樹藩，還有卓琳及其幾個孩子，加上鄧墾。
從南京到西南，路上情況複雜，湘西、貴州的路很難走，往上看是高聳入雲的山，往下看是萬丈深淵。路在大山半腰，狹窄，懸得很。敵人殘兵開槍打汽車輪胎。車胎爆裂，車子便從山上滾下深谷，不少戰士由此犧牲。後來二野司令部決定，停止前進，掃蕩完畢殘兵再走。用了一個月，肅清了殘敵之後，才開始繼續前進。
到了重慶後，鄧墾被安排在川南行署工作，被任命為瀘州地區專員。他在瀘州工作了一年，又調到重慶市擔任副市長。
鄧墾在重慶後，見到了舅舅淡以興等親人。
為哥哥90大壽題字。
聚少離多
鄧小平調入北京後，兄弟兩人聚少離多，見面很少。
多年來，鄧墾到北京開會，就到大哥處坐一坐，吃頓飯，聊一聊，工作都很忙，相聚時間都很短。
1973年，鄧小平陪外賓去廣西桂林等地，回京途中在武漢停了兩天。那次，鄧小平還到弟弟在漢口洞庭街的家裡一次。他說，你這套房子還可以嘛。順便送了幾個廣西的芋頭給鄧墾，這是廣西的土特產。1929年，鄧小平在廣西百色便很喜歡吃這種皮色淡紅的芋頭，他覺得很好吃，說送給孩子們嚐個鮮。
翌日，鄧墾帶著妻子丁華和孩子們到武昌東湖百花村客舍看鄧小平，中午一家人坐一起吃飯。鄧小平吃飯很簡單，吃四川鹹菜，吃一點辣椒，飯量小，喜歡喝一點酒。早年喝點茅臺酒，年紀大了，不喝茅臺了，喝點葡萄酒、紹興酒。這天中午，他喝了一點葡萄酒。下午，鄧墾一家返回漢口，他乘火車回北京。
此後，鄧小平來武漢視察工作，或到南方巡視路過武漢停留，都住在東湖客舍，鄧墾就帶著全家到住所看他。
作者：賴晨
編輯：陳曉燕 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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