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干預

郭春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南太平洋研究室主任

2017年6月開始，澳大利亞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干預與滲透，從中國留學生到商人、從華人華僑到澳大利亞政客，無不成為攻擊的目標，其中亦不乏澳大利亞政客的推波助瀾。

“反華鬧劇”演變成了“正劇”

12月，“內外交困”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在內政“焦頭爛額”之際，轉而推動修訂反間諜法，將民眾視線引向中國，並公開宣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因為有了政府尤其是總理的“背書”，“反華鬧劇”演變成了“正劇”，震驚中澳乃至世界。

澳大利亞當前的對華態度，充分顯示了國際與國內聯動、經濟與安全交織下澳大利亞前所未有的焦慮與無能。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

地區層面，“因循守舊”

如澳大利亞戰略家休·懷特所言，“亞洲面臨幾個世紀以來權力和財富再分配的最大變化”。

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和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強勢崛起；而與此同時，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經表現出無意也無力繼續主導亞洲，這是澳大利亞“幾乎不能理解也最恐懼的亞洲願景”。

面對如此迅速的地區之變，澳大利亞不是“用勇氣和想象力”迎接這一“新亞洲”，而是選擇繼續“追往昔”：

2009年國防白皮書首次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認為中國崛起挑戰美國地區主導地位，進而威脅澳大利亞的安全基石；

時隔八年，澳大利亞重要政策文件仍繼續持有該論調，並“變本加厲”，尤其是2017年11月發佈的外交政策白皮書，重申“基於規則”的地區秩序，寄希望於美國繼續主導這一地區，而中國也會接受這一現實。

若美國實在不想或無力主導，澳大利亞還希望“能與日本、印度等相同想法的民主國家一道幫助捍衛美國的主導地位”。

在澳大利亞看來，熟悉的地區秩序或地區主導國(最好還是其安全盟友)對其最為安全和舒適。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最大投資來源國

雙邊層面，“顧此失彼”

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外資來源地（按流量計算），澳大利亞因之面臨前所未有之外交挑戰——最大貿易伙伴、最大投資來源國中國是其戰略盟友美國的對手。

澳大利亞雖然希望同時發展與兩國的關係，並希望“中美友好”，以實現其利益最大化——既可享受中國的經濟機遇，又可享受美國的安全保障。

但伴隨美國亞太再平衡，澳大利亞主動或被動地被綁上“戰車”，鞏固並深化自身的“南錨”地位，甚至不惜以中澳關係為代價。

如：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輪駐美國海軍陸戰隊，開放北部、西部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通過升級聯演聯訓提升與美軍事協作，以配合美牽制中國之軍事部署；

強調“印太”戰略，“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呈復燃之勢，以對中國構成可能的圍堵；

在南海爭端問題上“公開叫板”中國，軍機巡航南海，呼籲中國遵守“南海仲裁”，指責中國在地區的“脅迫性”行為；

屢屢以“國家安全”為由，阻礙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資源、農業、基礎設施等。

2012年，澳大利亞女總理吉拉德國慶日遭土著居民圍堵 脫困時跑丟一隻鞋

國內層面，“四分五裂”

2007年之後，澳大利亞政壇亂局干擾了其長遠的戰略規劃與設計，歷屆政府都是忙於“救火”，這屆政府尤甚，既要應對黨內分裂，又要面對外部攻擊，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政策短視：

為了團結執政聯盟，做出政策妥協；為了抵住反對黨的攻擊，政策更加偏激；為了迎合大行其道的民粹主義，對外顯示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對地區秩序的演變，則選擇“掩耳盜鈴”或“因循守舊”，以確保在其任內不出事，或少出事。

但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所想很可能是“一廂情願”。

崛起的中國希望發展出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地區影響力；美國不願承受抵制中國影響力的成本和風險；日本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失望至極，希望可以更好管理與中國的關係；印度更多關心能否將中國擋在印度洋之外；東盟國家甚至是南海爭端國也刻意放低調門希望與中國搞好關係。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還一心希望以冷戰思維拉動所謂“相同想法的民主國家”來對抗自己最大的貿易伙伴、日益崛起的中國，無疑是缺乏戰略眼光和違背歷史趨勢的。

短期看這一“政治投機”，或許能一時迎合民族主義的需要、盟友美國的誇讚，但中長期看“得不償失”。澳大利亞終歸要走出“舒適區”，而這個教訓恐怕需要時間來證明和糾正。

責任編輯：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