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
天聖五年（1027年），包拯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曾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貴。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後世稱其為“包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奎星 轉世，由於民間傳其黑麵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包拯生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於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考中進士 ，被授任為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知縣。因父母年邁，包拯請求在合肥附近就職，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縣）監稅，父母又不想讓他離開，包拯就辭去官職，回家贍養父母。幾年之後，他的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在雙親的墓旁築起草廬，直到守喪期滿，還是徘徊猶豫、不忍離去，同鄉父老多次前來勸慰勉勵。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聽選，獲授天長（今屬安徽）知縣。
慶曆元年（1041年），包拯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府。端州出產硯臺，此前的知府趁著進貢大都斂取是貢數幾十倍的硯臺，來贈送給當朝權貴。包拯命令製造的硯臺僅僅滿足貢數，他在任滿一年沒拿一方硯臺回家。
慶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 後經御史中丞王拱辰舉薦，於十一月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裡行， 改任監察御史。
包拯又曾經建議說：“國家每年向契丹交納財物（歲幣），不是抵禦戎人的計策，應該操練軍隊、挑選將領，致力於充實邊境守備。”又請求重視門下封還駁正的制度，以及廢黜貪官汙吏不得做官，選擇郡守縣宰，推行考核試用補任恩蔭子弟的方法。當時各道轉運加按察使，他們上奏彈劾官吏大多指摘細小過失，注重苛刻嚴察相互標榜，官吏自覺不安，包拯因此請求免去按察使。
慶曆五年（1045年）八月，包拯擔任契丹正旦使，出使遼朝， 完成了使命。 回朝後，包拯根據自己在遼朝的觀察，上疏建議朝廷挑選“素習邊事”的將領守邊，並重視代州（今山西忻州代縣）的將領選擇，以應對邊境突發的情況 。此後歷任三司戶部判官，於慶曆六年（1046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東路（治今河南商丘）轉運使。
慶曆七年（1047年）四月，改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慶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調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轉運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戶部副使 。秦隴斜谷務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徵收索取；又七個州交納河橋竹索的賦稅，一般有幾十萬，包拯都奏請加以廢除。遼朝在鄰近邊塞地區集結軍隊，邊境州郡漸加戒備，命令包拯去河北調發軍糧。包拯說：“漳河地區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種，邢、沼、趙三州農田一萬五千頃，一概用來牧馬，請求把這些全都分給百姓。”聽從他的意見。解州鹽法規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經營管理，請求一概與商販流通交換。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受任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他多次論述斥責權貴得寵大臣，請求免去一切由內廷施予的曲意恩賜。又依次遞上唐魏徵的三條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側，作為借鑑。又上言天子應當明於聽取採納，分辨朋黨，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為主的說辭，一共七件事；請求廢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制僥倖投機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興建勞作，禁丘妖言妄說。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當時，張貴妃（溫成皇后）的父親張堯佐被任命為淮康軍（治今河南汝南）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包拯一起奏論此事，認為應追奪對張堯佐的任命，或者選擇宣徽、節度中的一個授予。最終，張堯佐辭去了宣徽使、景靈宮使之職。
皇祐四年（1052年）十月，除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曾經提議太平無事時把軍隊調到內地，沒有答覆。至此時，請求：“解除河北駐守軍隊，把他們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兗、鄲、齊、濮、曹、濟各郡，如果有緊急情況，沒有誤時的憂慮。如果說駐守軍隊不能立刻削減，請求訓練民兵，稍加供給乾糧，每年的費用，不到駐守軍隊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稅，那麼供給的人數就多了。”沒有答覆。數月後，轉任高陽關（今河北高陽東）路安撫使。同年七月，調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錢做買賣，年累計虧負十多萬，都上奏加以除去。 因喪子請求任政務清簡的州郡任職，遂改知揚州，又轉知廬州，並加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因擔保推薦官員失誤獲罪，貶官兵部員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復職刑部郎中、知江寧府。
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遷升右司郎中。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
包拯上奏說：“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經很久了，天下人都為此感到擔憂，陛下這麼長久地不作出決定，是為什麼呢？”仁宗問他說：“你認為立誰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無能，還沒有考慮，臣請求早立太子，是為宗廟萬世之大計著想的。陛下問臣想立誰，這是懷疑臣。臣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又沒有兒子，並不是為自己和後代邀寵考慮的啊！”仁宗聽了大為高興，說：“這件事還要慢慢商議。”他請求裁減內侍，減少不必要的費用，按條文督促各路監司盡忠職守，御史府可以自己舉薦所屬官員，減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這些建議都得以施行。
七月，以權御史中丞職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嘉祐四年（1059年），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由於買土豪的財產，被包拯上章將其彈劾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彈劾他；宋祁被免後，就由包拯以樞密直學士之職暫任三司使。對此，歐陽修說：“包拯是所謂牽牛踩踏了田而奪了人家的牛（蹊田奪牛），處罰已經很重了，可他又貪圖肥缺來做那個職務，不也是過分了嗎？”包拯因此待在家裡，以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許。許久後，包拯才出府任職。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升任給事中，正式擔任三司使。 數日後，拜樞密副使。不久，調任禮部侍郎，但他推辭不受。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突然得病。 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終年六十四歲。仁宗親臨弔唁，併為其輟朝一日 。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
包拯尤為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長縣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復行為，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幹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任知諫院時，彈劾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包拯的嚴於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徵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於後代。訂立了《家訓》。將《家訓》鐫刻於石碑，豎立於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