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媽媽為了家委會坑老公時，外國家長笑了

中產焦慮全年不休。最近，陪娃寫作業和家委會競選又開始刷屏。

在國內，幾乎每一個陪娃寫作業的父母都有一部血淚史，“怒吼族”甚多。試想一下，在學位房、幼生小、小升初、奧數、補習班、興趣班不斷引發恐慌與焦慮後，每日重複的“陪寫作業”，稍有不順，就容易成為壓倒年輕父母“淡定”情緒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國父母講究“搶跑”，學校家委會競選也難逃一劫。上週末一組上海某小學家長委員會會長競選的聊天截圖在社交網絡瘋傳，令不少父母目瞪口呆。

一個小學班級的家長群，復旦、同濟、密歇根，外企大管家、知名會計所、央行外管局、大型基金經理的簡歷不斷被拋出，只為競選家委會一個位置，以期贏得老師“歡心”。

截圖顯示，還有家長宣稱，自己不競選家委會，但警告各位家長千萬別欺負自己孩子，不然身為基金經理、管理35億資產的孩子他爸，“會把你的股票砸跌停的，包括茅臺”。

據說，“砸茅臺股票”之說引起相關監管部門緊急排查，雖然校方公開回應為網友惡搞，但依然引發眾多吃瓜群眾圍觀。

下文作者是移居加拿大多年的華人媽媽，她講述了自己如何從“怒吼族”到淡定看待孩子學習的轉變。目前加拿大華人有145萬人左右，這位華人媽媽的轉變是一個縮影，這也說明，中國媽媽不是註定為子女學習焦慮，健康的教育大環境更為重要。

學校也是江湖，熱點無窮。這個週末刷屏的是上海小學家委會競選，讓我等平民飽受刺激。我雖然也混了個博士頭銜，但是比起哈佛、斯坦福的那是小巫見大巫，拿不出手。工作也沒有優勢，以前在國內時開著個小公司，最多時候管的也就是二十來人，沒法和五百強的HR比。再說房產，北京五環以外城鄉結合部的一套陋室而已。

不過即使在北京，我也不擔心，因為北漂沒戶口，孩子根本上不了城裡的名牌學校。想到這裡，頗為釋然。更釋然的是再前幾天看到網絡瘋傳一批關於家長陪孩子寫作業而“飽受摧殘”的那些段子。

瘋轉完了、賺足點擊和點贊，對陪寫作業這個難題依然無解——除了有人建議夫妻互相打賞，讓陪伴的那位覺得是有償陪伴，以賺錢的心態來舒緩焦慮。笑完後，不禁深刻同情國內的父母。作為曾經的“怒吼族”一員，我感到“脫離苦海”的欣慰。

一般在家中，家長都會耗費大量休息時間去陪孩子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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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在國內時，我沒有受過多少陪寫作業的苦。

我的孩子迪迪在國內上了半年小學。他上的幼兒園大班時才開始教孩子拼音，不記得留過什麼家庭作業，即使留過也不會多。基本上我們是到了小學才感到家庭作業的壓力。

迪迪的小學是剛成立不久的私立學校。那所學校也是看中重視德育、不強調分數，不會在一年級就要學乘法。可是，入學後，家庭作業也不算少。當然了，比起其他學校可能不算多，但是驟然和幼兒園比起來，還是挺不適應的。

每天做完作業家長檢查後，孩子才能睡覺。迪迪的學習一般是他爹管，作業也常是他爹檢查。有一個晚上，他爹外出回來得晚，我就檢查了一次。記得是寫“馬”字，我檢查得不細緻，有幾個“馬”字的豎折勾的勾孩子沒有寫出來，我也沒發現。結果第二天，迪迪的作業為此沒有全對、沒得小紅花。之後，他禁止我再幫他檢查作業。

但我也沒少吼孩子。迪迪五歲時，給他報了電子琴班。每天練琴的結局就是我吼、他哭，他爹衝過來怒斥並威脅：“再這樣就把琴扔了，別練了！”吼叫也發生在輔導迪迪學英語時。吼完了自己內疚得死的心都有，可是第二天輔導時又忍不住。

這一切的鬧劇終結於我們移民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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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拿大後，迪迪繼續上小學一年級。一年級幾乎沒有作業。偶然留作業，也是非常簡單地認識十個單詞、寫幾個數字之類的。班裡沒有分數、名次、小紅花評選，每個孩子都是“棒棒噠”。

老師只要談起孩子，臉上總是掛著笑容，開口就是“誰誰誰真棒！非常好！”諸如此類。如果家長非要問需要怎麼努力（可能只有亞裔家長這麼問），老師也很少說具體的，常規的建議就是在家讀讀書，多去室外玩兒。Enjoy their life。

報的課外班主要是體育類的，教練雖然是家長擔任的義工，表現得卻很權威、專業。像迪迪這樣很多動作不到位、不達標的，教練也從來不說“回家練練”，最多是委婉地說：現在天氣好，週末有空就多去打打棒球（踢踢足球）！“Have fun.”

練琴的吼叫沒再發生。因為到了這邊以後，迪迪迅速適應了本地習俗。報課外班時，他要按照自己的心願選——對於鍵盤類他是怎麼都不選了。我本來想買架二手的鋼琴放在家裡，威逼利誘迪迪去學。打電話去諮詢，賣家是福建來的老移民，聽了我的想法後，直接就勸我：“孩子如果不是自己喜歡，您就別費事兒了。讓孩子自己選吧。不會彈琴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連賣琴的都不賣給我，這個計劃只能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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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識到孩子的作業不用家長陪寫是到二年級。有一次老師留了作業，讓孩子們寫寫長大後想幹什麼。迪迪廢了半天勁兒，只寫出一句話。他爹英語不行，所以只能讓我看看。我修改了這句話的單詞、語法錯誤，重新寫好，讓孩子抄了。輔導的時候我還想，有我這樣給力的支持，迪迪的英語進步應該很快。

誰知道次日迪迪放學，帶回來的“家長聯絡本”上赫然寫著“請不要幫孩子改作業”。

小學時，每年開學要買一本印好的“家長聯絡本”。老師如果有什麼通知，會讓孩子們抄在本子上，家長回家翻看簽字，就知道了學校的信息。本子第二天要交上去，老師檢查一遍家長是否都看了，也會把與個別家長單獨溝通的話寫在上面。放學前發給學生，學生再來抄當日通知。

那天老師肯定是在批改作業時發現了我背後的“支持”，於是將這句提醒寫在了本子上。我首先表示歉意，但也想知道為什麼不能幫孩子改作業。老師回覆說，“學習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學生應該獨立完成。如果發生了錯誤，老師會指導、修改。”

有了這柄尚方寶劍，我可算解放了。以後迪迪的作業我連碰都沒碰過，甚至問都沒問過。

媽媽抓緊孩子兩個補習班之間的“空隙”，帶孩子去公園“透透氣兒”。怕孩子累著，她把孩子的所有學具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媽媽頭上的白髮若隱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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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解放”後的兩個月，我們才下決心給迪迪請了英語輔導私教。很多老移民都說孩子的英語不用額外補習，可是看到迪迪來了10個月，還是聽不大懂老師和同學的講話，我意識到需要補習了，因為每個孩子的發育、認知情況不同，如果長期聽不懂，會為迪迪與人交往帶來障礙。

請了一位西人老師每週一次一對一輔導，地點是圖書館。老師非常和藹、禮貌，也很自信，試課後告訴我們，她會幫助迪迪學好英語的，讓我們不必擔心。我問她，是否要我陪著一起學，因為迪迪可能有些地方聽不懂，也許我可以回家輔導。她堅定地說，不需要。

她的課留作業。第一次留作業時，她示意我過去，對我說：作業要求孩子自己完成，家長不必插手。孩子如果困難，下次上課時會告訴她，她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如果家長介入，容易掩蓋問題。但是，她想告訴我有哪些作業，便於提醒迪迪寫作業。這一次我堅定地拒絕了，我說：迪迪應該自己管理自己的作業。老師非常贊同。

迪迪的英語私教持續到現在，暑假休息，其他時候基本沒有中斷過。而我卻再也沒有為他的英語輔導吼過。

國內某家長陪孩子寫作業寫到心肌梗塞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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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時，迪迪終於萌生了學樂器的想法。他要學打鼓。每週一次，每次三十分鐘，上課時老師和迪迪單獨在小教室，家長不需要進去。下課後，老師有時候會出來和家長打個招呼。老師要求迪迪每天練習，卻不要求家長盯著陪練。

樂器、英語不用吼叫了，我的吼叫還仍有發生。直到迪迪三四年級時，吼叫才徹底禁絕。

“零吼叫”是個漸悟的過程，主要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學校老師和聲細語，就算對弱智、唐氏、自閉症等學生，老師們表現出的都是愛、關懷、肯定、鼓勵，絕沒有絲毫的嫌棄、不滿。

運動隊的教練陽光正向，對所有的隊員一視同仁，不會批評、諷刺、打擊動作笨拙的孩子，對孩子們的任何一點進步都給予讚揚。家長們開口都是誇獎自己的孩子，教導孩子時不會怒斥（尤其不會在公共場合責罵孩子）。耳濡目染，我內心中那些尖銳的稜角也逐漸收了回去。

此外，在這些影響下，對於孩子的成長也有了與先前不同的認識。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不是承載家長希望、延續家長未竟理想的工具，更不是為了給家長賺足面子的擺設。孩子的表現好或者不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家長不能因為覺得“丟了自己的面子”而憤怒。從孩子們本身來說，個體差異是必然的，不能用“老王家的兒子就會，你為什麼不會”這樣的假設來比較、評判孩子。

不要拿別人家的孩子來做對比，這會打擊孩子的自信心

北美社會環境也不欣賞“虎媽”、“狼爸”。寬鬆的成長環境、生存環境、以享受生活為主流的價值觀都有效地緩解了先前我對孩子“成才”的焦慮。

成才不是上藤校，成才是努力作最好的自己。迪迪自我意識的形成、判斷力的提高及“說不”能力的飛速發展，也抑制了我對他的“操控”。

我想這些也是虎爸虎媽在加拿大不流行的主要原因吧。

6

迪迪四年級時，參加過“奧德賽”競猜。“奧德賽”是全球性的青少年創意比賽，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在迪迪的鼓勵下，我去做了裁判。比賽前，裁判培訓過兩次，培訓的重點之一是識別成年人干預的痕跡。每個參賽隊都需要一兩位家長做教練。教練的職責主要是看護孩子的安全、幫助採購、組織安排訓練。“組織安排”僅限於人員、場地、時間的確定，維護現場秩序，決不能插手項目設計。甚至嚴格到教練可以給隊員讀題目要求，卻不能解釋，更別說啟發了。

就是說，隊員們拿到題目，要自己討論、設計情節、考慮道具製作等等，所有這些內容方面的事兒，成年人都不能給與建議。孩子們如果要做工具，也是自己動手，除非動用電鋸等這類危險的工具，家長可以幫忙，可也只是限於孩子讓從哪兒切割就從哪兒切割的操作執行。

表演結束後，我們這些裁判要走上前去觀摩道具，並和孩子們聊天。聊天的目的之一就是試圖去發現是否有成年人的“貢獻”。

不僅如此，父母為學校做義工的負擔也沒有國內那麼重。加拿大盛行義工文化。孩子們的很多活動離不開父母擔任的義工的幫助。由於課內外活動眾多，這邊的父母為學校做義工的機會更多。

義工是加拿大社會不可或缺的職位，沒有義工，加拿大很多政府部門和慈善機構就不能正常運營。在加拿大做義工不僅不領取任何報酬，吃飯、交通費一律都要自己解決。

可能是人情文化的差異，在加拿大，父母做義工會受到人們的尊敬、感謝，但對孩子的“個人發展”關係不大。一方面是孩子們沒有什麼班幹部、三好生可評，另一方面是老師表現得較為客觀，不會把父母和孩子聯繫起來。因此，家委會的加入、競選便波瀾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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