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稱謂的由來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對於紅二方面軍的前身之一紅2軍團賀龍所部的發展，周恩來也十分關心。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中央想派賀龍到蘇聯學習軍事。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想法，黨內領導層對此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客觀分析了情況後，力主讓賀龍去。在賀龍臨行前，周恩來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928年秋，賀龍派盧冬生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見到了剛從蘇聯出席中共六大回來的周恩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開會進行研究，並於11月4日發出指示信。盧冬生帶著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賀龍得到中央指示後，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方向。之後，賀龍所部很快發展起來，後改編為紅2軍團。
紅四方面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來聽取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關於大別山地區革命鬥爭情況的彙報，在詳細瞭解鄂豫皖邊區的情況後，他將鄂豫皖邊區的有關重大問題提請中央研究決定。為了解決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隨後，周恩來還親自與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幹部郭述申、許繼慎等談話，希望他們到鄂豫皖邊區後，進一步將中央的決定貫徹落實好。在周恩來指示精神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的各方面建設有了快速發展。
在周恩來等的直接指導及全黨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初創時期的三年游擊戰爭，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從1930年底，各地紅軍開始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作戰。隨著反“圍剿”鬥爭的不斷勝利，各地紅軍普遍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4年2月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等職。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前，一度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1934年2月起，周恩來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也就是人們常稱呼的“周副主席”的由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在一個時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評了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同時，他也看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8月初，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在周恩來的堅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在寧都會議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提議，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並於10月26日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對於紅二方面軍的前身之一紅2軍團賀龍所部的發展，周恩來也十分關心。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中央想派賀龍到蘇聯學習軍事。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想法，黨內領導層對此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客觀分析了情況後，力主讓賀龍去。在賀龍臨行前，周恩來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928年秋，賀龍派盧冬生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見到了剛從蘇聯出席中共六大回來的周恩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開會進行研究，並於11月4日發出指示信。盧冬生帶著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賀龍得到中央指示後，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方向。之後，賀龍所部很快發展起來，後改編為紅2軍團。
紅四方面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來聽取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關於大別山地區革命鬥爭情況的彙報，在詳細瞭解鄂豫皖邊區的情況後，他將鄂豫皖邊區的有關重大問題提請中央研究決定。為了解決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隨後，周恩來還親自與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幹部郭述申、許繼慎等談話，希望他們到鄂豫皖邊區後，進一步將中央的決定貫徹落實好。在周恩來指示精神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的各方面建設有了快速發展。
在周恩來等的直接指導及全黨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初創時期的三年游擊戰爭，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從1930年底，各地紅軍開始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作戰。隨著反“圍剿”鬥爭的不斷勝利，各地紅軍普遍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4年2月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等職。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前，一度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1934年2月起，周恩來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也就是人們常稱呼的“周副主席”的由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在一個時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評了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同時，他也看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8月初，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在周恩來的堅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在寧都會議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提議，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並於10月26日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1933年12月閩贛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右三）在福建建寧縣同紅一方面軍部分同志的合影。
1933年春，周恩來同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先以退卻迷惑疲憊敵人，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取得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負責人、紅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參與組織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作出以下重要決定：一、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團”；三、調整軍事指揮的分工，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四、張聞天接替博古為黨內總負責。會後根據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對於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毛澤東曾經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後，3月，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即新“三人團”，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的統一指揮。在“新三人團”中，周恩來為負責人，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指揮紅軍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對於紅二方面軍的前身之一紅2軍團賀龍所部的發展，周恩來也十分關心。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中央想派賀龍到蘇聯學習軍事。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想法，黨內領導層對此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客觀分析了情況後，力主讓賀龍去。在賀龍臨行前，周恩來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928年秋，賀龍派盧冬生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見到了剛從蘇聯出席中共六大回來的周恩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開會進行研究，並於11月4日發出指示信。盧冬生帶著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賀龍得到中央指示後，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方向。之後，賀龍所部很快發展起來，後改編為紅2軍團。
紅四方面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來聽取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關於大別山地區革命鬥爭情況的彙報，在詳細瞭解鄂豫皖邊區的情況後，他將鄂豫皖邊區的有關重大問題提請中央研究決定。為了解決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隨後，周恩來還親自與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幹部郭述申、許繼慎等談話，希望他們到鄂豫皖邊區後，進一步將中央的決定貫徹落實好。在周恩來指示精神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的各方面建設有了快速發展。
在周恩來等的直接指導及全黨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初創時期的三年游擊戰爭，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從1930年底，各地紅軍開始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作戰。隨著反“圍剿”鬥爭的不斷勝利，各地紅軍普遍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4年2月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等職。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前，一度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1934年2月起，周恩來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也就是人們常稱呼的“周副主席”的由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在一個時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評了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同時，他也看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8月初，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在周恩來的堅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在寧都會議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提議，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並於10月26日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1933年12月閩贛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右三）在福建建寧縣同紅一方面軍部分同志的合影。
1933年春，周恩來同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先以退卻迷惑疲憊敵人，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取得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負責人、紅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參與組織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作出以下重要決定：一、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團”；三、調整軍事指揮的分工，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四、張聞天接替博古為黨內總負責。會後根據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對於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毛澤東曾經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後，3月，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即新“三人團”，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的統一指揮。在“新三人團”中，周恩來為負責人，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指揮紅軍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領導紅軍的最高機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立，圖為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6月中旬，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四川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北上的方針。7月18日，中央在四川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對於張國燾的野心，毛澤東找張聞天商量：“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經過再三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周恩來的紅軍總政治委員一職讓給張國燾。周恩來從大局考慮，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同意讓出總政治委員之職給張國燾。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召開。會上，中央領導重新進行分工：中央組織部由張聞天兼管，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工作等。由於周恩來當時重病在身，患肝膿腫高燒不退，沒有承擔具體工作。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分工中，首次負責全黨的軍事工作。
10月27日，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吳起鎮召開，會議重新確定調整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博古負責蘇維埃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局和後方軍事工作等。
11月3日，中央紅軍到了甘泉縣下寺灣，在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中央軍事組織方面，張聞天建議成立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是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負責組織局的工作。會上，王稼祥提出，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有經驗。毛澤東也支持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來負責，自己當副手。周恩來表示：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但領導不必更換，由毛澤東任主席。最後，會議通過了張聞天的建議。
根據下寺灣會議的決定，中革軍委對外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至此，毛澤東成為全黨軍事指揮的第一把手。而當時軍事工作是全黨的重心，這就為毛澤東後來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奠定了基礎。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為主席團成員，以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中革軍委進一步擴大，委員增加到23人，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
毛、周合作是中共建軍後約半個世紀軍事實踐的顯著特點。以下寺灣會議前後為分界線，前期“周負責、毛幫助”；後期“毛負責、周幫助”。
1937年8月起：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書記（副主席）等職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為了在新形勢下確保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在隨後的日子裡，周恩來仍被稱為“周副主席”。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周副主席”的稱謂才被“周總理”所取代。
1937年9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赴山西前線。依照中共中央原來的部署，八路軍各部要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後來根據華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致電要求八路軍應將三個師分別部署於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嶽地區。當時山西的閻錫山對八路軍進入他的地盤心懷戒心，企圖將八路軍留在正面戰場打陣地戰，以達到消耗八路軍的目的。
周恩來洞察到閻錫山的險惡用心，於是，他利用閻錫山所部晉軍作戰計劃不完備和對抗戰信心不足的弱點，建議八路軍115師開赴五臺、靈丘地區，在平型關東北地區側擊日軍，支援晉軍正面防守平型關。結果八路軍首戰得勝，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也順利在晉東北地區實施戰略展開。
9月24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八路軍120師開赴晉西北，129師奔赴正太路，然後向西南山地轉移。這些建議均被中央採納，為隨後相關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對於紅二方面軍的前身之一紅2軍團賀龍所部的發展，周恩來也十分關心。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中央想派賀龍到蘇聯學習軍事。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想法，黨內領導層對此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客觀分析了情況後，力主讓賀龍去。在賀龍臨行前，周恩來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928年秋，賀龍派盧冬生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見到了剛從蘇聯出席中共六大回來的周恩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開會進行研究，並於11月4日發出指示信。盧冬生帶著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賀龍得到中央指示後，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方向。之後，賀龍所部很快發展起來，後改編為紅2軍團。
紅四方面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來聽取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關於大別山地區革命鬥爭情況的彙報，在詳細瞭解鄂豫皖邊區的情況後，他將鄂豫皖邊區的有關重大問題提請中央研究決定。為了解決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隨後，周恩來還親自與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幹部郭述申、許繼慎等談話，希望他們到鄂豫皖邊區後，進一步將中央的決定貫徹落實好。在周恩來指示精神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的各方面建設有了快速發展。
在周恩來等的直接指導及全黨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初創時期的三年游擊戰爭，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從1930年底，各地紅軍開始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作戰。隨著反“圍剿”鬥爭的不斷勝利，各地紅軍普遍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4年2月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等職。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前，一度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1934年2月起，周恩來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也就是人們常稱呼的“周副主席”的由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在一個時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評了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同時，他也看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8月初，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在周恩來的堅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在寧都會議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提議，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並於10月26日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1933年12月閩贛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右三）在福建建寧縣同紅一方面軍部分同志的合影。
1933年春，周恩來同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先以退卻迷惑疲憊敵人，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取得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負責人、紅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參與組織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作出以下重要決定：一、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團”；三、調整軍事指揮的分工，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四、張聞天接替博古為黨內總負責。會後根據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對於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毛澤東曾經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後，3月，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即新“三人團”，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的統一指揮。在“新三人團”中，周恩來為負責人，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指揮紅軍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領導紅軍的最高機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立，圖為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6月中旬，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四川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北上的方針。7月18日，中央在四川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對於張國燾的野心，毛澤東找張聞天商量：“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經過再三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周恩來的紅軍總政治委員一職讓給張國燾。周恩來從大局考慮，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同意讓出總政治委員之職給張國燾。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召開。會上，中央領導重新進行分工：中央組織部由張聞天兼管，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工作等。由於周恩來當時重病在身，患肝膿腫高燒不退，沒有承擔具體工作。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分工中，首次負責全黨的軍事工作。
10月27日，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吳起鎮召開，會議重新確定調整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博古負責蘇維埃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局和後方軍事工作等。
11月3日，中央紅軍到了甘泉縣下寺灣，在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中央軍事組織方面，張聞天建議成立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是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負責組織局的工作。會上，王稼祥提出，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有經驗。毛澤東也支持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來負責，自己當副手。周恩來表示：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但領導不必更換，由毛澤東任主席。最後，會議通過了張聞天的建議。
根據下寺灣會議的決定，中革軍委對外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至此，毛澤東成為全黨軍事指揮的第一把手。而當時軍事工作是全黨的重心，這就為毛澤東後來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奠定了基礎。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為主席團成員，以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中革軍委進一步擴大，委員增加到23人，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
毛、周合作是中共建軍後約半個世紀軍事實踐的顯著特點。以下寺灣會議前後為分界線，前期“周負責、毛幫助”；後期“毛負責、周幫助”。
1937年8月起：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書記（副主席）等職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為了在新形勢下確保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在隨後的日子裡，周恩來仍被稱為“周副主席”。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周副主席”的稱謂才被“周總理”所取代。
1937年9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赴山西前線。依照中共中央原來的部署，八路軍各部要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後來根據華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致電要求八路軍應將三個師分別部署於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嶽地區。當時山西的閻錫山對八路軍進入他的地盤心懷戒心，企圖將八路軍留在正面戰場打陣地戰，以達到消耗八路軍的目的。
周恩來洞察到閻錫山的險惡用心，於是，他利用閻錫山所部晉軍作戰計劃不完備和對抗戰信心不足的弱點，建議八路軍115師開赴五臺、靈丘地區，在平型關東北地區側擊日軍，支援晉軍正面防守平型關。結果八路軍首戰得勝，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也順利在晉東北地區實施戰略展開。
9月24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八路軍120師開赴晉西北，129師奔赴正太路，然後向西南山地轉移。這些建議均被中央採納，為隨後相關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8月，周恩來與國民黨進行五次談判後回到延安。這是他和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前合影。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繼南京失陷後，日本華北方面軍與華中派遣軍聯合向尚未陷落的徐州發起進攻，抗戰形勢進一步危急。為了抗日大局，在武漢，周恩來主動登門拜訪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交談中，他提出了在徐州一帶打一仗的動議，並就如何打勝這一仗，向李宗仁提出了在作戰中採取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
隨後，周恩來又面見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除了再次建議國民黨方面早下決心在徐州打一仗之外，而且還詳細說明了中共關於打贏此仗所應採取的作戰方針，以進一步堅定白崇禧打贏此仗的信心。在周恩來的三次勸說下，李宗仁終於採納了中共方面的建議，作出了在徐州一帶打一仗的決策，並在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臺兒莊大捷。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還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開展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發展和壯大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40年5月，從蘇聯療傷回國不久的周恩來從延安趕赴重慶，繼續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一路上，他風塵僕僕，萬里顛簸。沿途的風景名勝及歷史古蹟很多，他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帝王之類的遺蹟從不感懷和關注，只看了張良、蕭何、諸葛亮的廟宇等遺蹟。在秦嶺南坡紫柏山麓的張良廟，他對身邊的隨行人員說：“中國的歷史，總是少不了張良、蕭何這樣的英雄人物。今後也需要這樣的人。”到了成都，周恩來只帶部分隨從去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談話中，他對諸葛亮給予了高度評價。從上述活動中也可一覽周恩來的志向和追求。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成為中共歷史上著名的五大書記之一，並繼續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文/水新營
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歲月裡，曾經有多種職務上的稱謂。其中，在革命戰爭年代，“周副主席”的稱謂最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職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來曾較長時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副主席。本文結合各種史料，披露周恩來擔任中革軍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前前後後的過程。
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1920年11月起，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後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創建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不僅在當時對提高國民革命軍的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後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祕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他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經過周密的準備，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任中共中央軍人部（也稱軍事部）部長。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序幕。
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後轉赴上海，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此後大部分時間仍主管軍事工作，並積極指導各地的武裝暴動。1928年6至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
作為中央一個較長時期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周恩來等的領導下，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先後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持各地紅軍創建根據地以及到國民黨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發展。紅軍三大主力的創建與形成，與周恩來當時的工作都有重大關係。
在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大力指導。1928年11月，周恩來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紅軍開展土地革命的積極作用和重要意義。這個報告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此後，“毛澤東”的名字作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1929年初，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地區發展之後，內部發生分歧，毛澤東一度離開紅4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後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陳毅起草中央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糾正了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錯誤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澤東重新回到紅4軍的領導崗位。此後，朱毛紅軍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部隊不斷髮展壯大。
對於紅二方面軍的前身之一紅2軍團賀龍所部的發展，周恩來也十分關心。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中央想派賀龍到蘇聯學習軍事。賀龍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想法，黨內領導層對此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客觀分析了情況後，力主讓賀龍去。在賀龍臨行前，周恩來向賀龍明確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農村武裝割據方針。1928年秋，賀龍派盧冬生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見到了剛從蘇聯出席中共六大回來的周恩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開會進行研究，並於11月4日發出指示信。盧冬生帶著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賀龍得到中央指示後，進一步明確了武裝鬥爭的方向。之後，賀龍所部很快發展起來，後改編為紅2軍團。
紅四方面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來聽取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關於大別山地區革命鬥爭情況的彙報，在詳細瞭解鄂豫皖邊區的情況後，他將鄂豫皖邊區的有關重大問題提請中央研究決定。為了解決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和紅1軍。隨後，周恩來還親自與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幹部郭述申、許繼慎等談話，希望他們到鄂豫皖邊區後，進一步將中央的決定貫徹落實好。在周恩來指示精神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的各方面建設有了快速發展。
在周恩來等的直接指導及全黨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初創時期的三年游擊戰爭，到1930年夏，全國紅軍已迅速發展到10多個軍7萬餘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這個時期已具雛形。從1930年底，各地紅軍開始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作戰。隨著反“圍剿”鬥爭的不斷勝利，各地紅軍普遍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4年2月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等職。在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前，一度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1934年2月起，周恩來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也就是人們常稱呼的“周副主席”的由來。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在一個時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蘇區肅反工作的決議案》，不僅批評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評了紅軍總前委犯了“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即擴大化的錯誤。同時，他也看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8月初，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在周恩來的堅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在寧都會議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提議，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並於10月26日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1933年12月閩贛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右三）在福建建寧縣同紅一方面軍部分同志的合影。
1933年春，周恩來同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先以退卻迷惑疲憊敵人，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取得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分管軍事工作的負責人、紅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參與組織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作出以下重要決定：一、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團”；三、調整軍事指揮的分工，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四、張聞天接替博古為黨內總負責。會後根據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對於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作用，毛澤東曾經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後，3月，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即新“三人團”，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的統一指揮。在“新三人團”中，周恩來為負責人，他積極支持毛澤東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指揮紅軍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領導紅軍的最高機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立，圖為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6月中旬，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四川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北上的方針。7月18日，中央在四川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對於張國燾的野心，毛澤東找張聞天商量：“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經過再三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周恩來的紅軍總政治委員一職讓給張國燾。周恩來從大局考慮，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同意讓出總政治委員之職給張國燾。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召開。會上，中央領導重新進行分工：中央組織部由張聞天兼管，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工作等。由於周恩來當時重病在身，患肝膿腫高燒不退，沒有承擔具體工作。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分工中，首次負責全黨的軍事工作。
10月27日，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吳起鎮召開，會議重新確定調整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博古負責蘇維埃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局和後方軍事工作等。
11月3日，中央紅軍到了甘泉縣下寺灣，在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中央軍事組織方面，張聞天建議成立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是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負責組織局的工作。會上，王稼祥提出，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有經驗。毛澤東也支持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來負責，自己當副手。周恩來表示：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但領導不必更換，由毛澤東任主席。最後，會議通過了張聞天的建議。
根據下寺灣會議的決定，中革軍委對外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至此，毛澤東成為全黨軍事指揮的第一把手。而當時軍事工作是全黨的重心，這就為毛澤東後來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奠定了基礎。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為主席團成員，以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中革軍委進一步擴大，委員增加到23人，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
毛、周合作是中共建軍後約半個世紀軍事實踐的顯著特點。以下寺灣會議前後為分界線，前期“周負責、毛幫助”；後期“毛負責、周幫助”。
1937年8月起：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書記（副主席）等職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為了在新形勢下確保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在隨後的日子裡，周恩來仍被稱為“周副主席”。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周副主席”的稱謂才被“周總理”所取代。
1937年9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赴山西前線。依照中共中央原來的部署，八路軍各部要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後來根據華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致電要求八路軍應將三個師分別部署於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嶽地區。當時山西的閻錫山對八路軍進入他的地盤心懷戒心，企圖將八路軍留在正面戰場打陣地戰，以達到消耗八路軍的目的。
周恩來洞察到閻錫山的險惡用心，於是，他利用閻錫山所部晉軍作戰計劃不完備和對抗戰信心不足的弱點，建議八路軍115師開赴五臺、靈丘地區，在平型關東北地區側擊日軍，支援晉軍正面防守平型關。結果八路軍首戰得勝，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也順利在晉東北地區實施戰略展開。
9月24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八路軍120師開赴晉西北，129師奔赴正太路，然後向西南山地轉移。這些建議均被中央採納，為隨後相關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8月，周恩來與國民黨進行五次談判後回到延安。這是他和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前合影。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繼南京失陷後，日本華北方面軍與華中派遣軍聯合向尚未陷落的徐州發起進攻，抗戰形勢進一步危急。為了抗日大局，在武漢，周恩來主動登門拜訪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交談中，他提出了在徐州一帶打一仗的動議，並就如何打勝這一仗，向李宗仁提出了在作戰中採取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
隨後，周恩來又面見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除了再次建議國民黨方面早下決心在徐州打一仗之外，而且還詳細說明了中共關於打贏此仗所應採取的作戰方針，以進一步堅定白崇禧打贏此仗的信心。在周恩來的三次勸說下，李宗仁終於採納了中共方面的建議，作出了在徐州一帶打一仗的決策，並在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臺兒莊大捷。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還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開展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發展和壯大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40年5月，從蘇聯療傷回國不久的周恩來從延安趕赴重慶，繼續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一路上，他風塵僕僕，萬里顛簸。沿途的風景名勝及歷史古蹟很多，他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帝王之類的遺蹟從不感懷和關注，只看了張良、蕭何、諸葛亮的廟宇等遺蹟。在秦嶺南坡紫柏山麓的張良廟，他對身邊的隨行人員說：“中國的歷史，總是少不了張良、蕭何這樣的英雄人物。今後也需要這樣的人。”到了成都，周恩來只帶部分隨從去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談話中，他對諸葛亮給予了高度評價。從上述活動中也可一覽周恩來的志向和追求。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成為中共歷史上著名的五大書記之一，並繼續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45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臺上。
抗戰勝利後，為制止內戰，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隨後又率領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展開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後談判破裂，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軍主動撤離延安後，他同毛澤東等轉戰陝北，繼續領導全國的解放戰爭。8月，周恩來兼中央軍委代理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部署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協助毛澤東指揮內線人民解放軍各兵團開展強大攻勢，迫使國民黨軍全面轉入防禦。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應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並提出了“軍事組織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的建軍主張。此後，他協助毛澤東部署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及濟南等戰役，取得了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還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積極推動著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形成，受到黨內外同志的高度評價。1949年初，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議總結時，談到新中國政府的未來組成指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但“周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先後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直至1976年元月逝世。這期間，雖然他曾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但廣為人知的稱謂就是“周總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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