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總理是講過自己不是帥才,鄧大姐也這樣說,我們聽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這樣講,我們曾感到委屈。現在回想起來,是傳統文化、傳統觀念影響我們的結果。誰位高,誰就位尊德高；誰官大,誰就本事大、貢獻大。中國過去就是這種觀念,這個毛病。改變不容易。雷鋒只是一個班長,說起他全國沒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軍長、師長是誰?話又說回來,許多人還是想當軍長不想當班長,所以說改變不容易。
總理講他做不到舉重若輕,但同樣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舉輕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們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我們的目的才能實現。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沒多久,1950年1月,忽然傳來消息,說談判不大順利,叫周恩來總理立刻啟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為隨員跟總理一起出發,路經滿洲里時,遇到了率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蕭華同志。
蕭華向總理彙報聯歡節情況,總理望著他身後問:“怎麼沒見到維世啊?”
孫維世是總理的乾女兒,本是同蕭華一道去參加聯歡節。總理沒見到乾女兒,自然要關心。
“我們路過莫斯科時,她被師哲扣下了。”蕭華解釋,“師哲說她俄語好,叫她留下參加翻譯組的工作。”
總理關心中蘇談判:“主席跟斯大林談得怎麼樣?”
蕭華搖搖頭:“好像不大順利,師哲只跟我簡單講了幾句。”
總理想了想,問:“主席現在做什麼?”
蕭華說:“斯大林說要等你來了再談,先安排主席參觀和看節目,聽說到列寧格勒參觀去了。”
總理沉思著點點頭,沒有再問。當時在場的有伍修權、賴亞力和我,我是剛由副官改為行政祕書。
趕到莫斯科時,我從師哲那裡聽到的情況,與蕭華講的差不多。
總理一到就開始了緊張的談判,主席就退到“二線”,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則。除了決策,具體怎麼談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沒什麼事,每天就是看書,看得廢寢忘食。
記得有次吃午飯,主席的目光總是朝我臉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引得毛主席這樣注意。我下意識地拿手去臉上、嘴巴周圍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時儘量注意吃飯的動作文明些。
當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時,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說:“我看你長得像拿破崙。”
我不好意思了,尷尬地跟著笑,不知道拿破崙長什麼樣?哪一處跟我相像?
毛澤東並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職務,但知道我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他轉向周恩來說:“這些天我一直在看歷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崙。”
說到這裡,毛澤東拿起酒杯,朝我一舉:“來,跟拿破崙乾杯!”
歡笑聲中,我臉紅紅地跟毛澤東碰了杯。
毛澤東朝想象中的“拿破崙”點一下頭,喝了半杯。我這個“拿破崙”一飲而盡。從此,相當一段時間裡,有人開玩笑叫我“拿破崙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麼地方長得像拿破崙。
在毛澤東觀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崙期間,周恩來談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當然,這些談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則,都是毛澤東確定決策的。他當時有句著名的確定談判目標的話,就是“想要點好看的,再要點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條約”,“好吃的”是“貸款協定”。
這次中蘇談判的情況,很能反映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及各自無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時,聯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與周恩來交談後,對師哲等人說:“周恩來將是中國新政府一位很好的總理。”
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斯大林對中共代表團說:“你們將來一建國,現成就有個總理,周恩來。”
30年後,國際上許多政治家評論:“在半個多世紀裡,中國是被置於毛澤東的頭腦裡,同時也被置於周恩來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還是國際政治家們評論得深刻?我認為周恩來比他們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來到周恩來身邊當警衛,一星期後即隨他由延安奔赴重慶,以後歷任副官、祕書、衛士長。
周恩來無疑是一位鞠躬盡瘁的實幹家,但他首先給我的印象是偉大的思想家。
從設計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藍圖到國際關係上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對霸權和霸權主義”,這些天才思想已經早為國際國內所共知。
我要講的新內容是周恩來的三次預見預言,其中無疑閃爍著偉大思想家才能獨具的智慧的光輝。
第一次預見預言就發生在我剛到周恩來身邊,隨他奔赴重慶的路上。因為剛到首長身邊,一切都新鮮激動,所以記憶非常深。
像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偉大的人物,與生俱來的都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毛澤東氣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當毛澤東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驕統統踩於腳下時,周恩來又在想什麼?幹什麼?
他也不迷茫。他已經勇敢、自信、明智地選定了自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上的位置,並且當仁不讓地在這個位置上堅持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那天,我們100多名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跟隨周恩來,分別爬上3輛卡車,開始了艱苦的旅程。
經寶雞、鳳縣,卡車在崎嶇的土石路上顛簸,午後駛入一道大山溝子。
沿途景緻在悄悄發生變化。陝北高原受雨水侵蝕,形成塬、峁、樑、溝如大海一樣波狀起伏的地貌。
而這裡,山間原有的自然風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幹柯爭翠,萬木蔥蘢。5月的陽光下,在寂靜的熱氣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騰,那些擋住視野的陡壁岩石不時地閃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過一道彎,卡車哼了一聲,我聽到有人嚷嚷:“苗臺子鎮!”
前方輕煙縹緲,籠罩了一片建築物。卡車停在了鎮西。
“都下來吧。”車門開了,傳來召喚:“去看古蹟!”
我們100多人紛紛跳下車,心裡不免納悶:這一路多少古蹟啊,從沒說過看看。特別是在西安,住的時間長,名勝古蹟又多,還不時有各方人士邀請,周副主席卻一處未看。如今特意鑽進這大山溝子來看什麼古蹟?不理解!
周恩來已經下車。他一露面,我們這些警衛就本能地摸住腰間的德國20響快慢機,環繞著警衛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著他眺望著下車,眺望著立住腳,就那麼保持眺望的姿態站了很久；雙手環抱胸前,肩膀隨著深呼吸起伏,一副久違了的神情,像遊子終於回到故鄉,帶著靜謐無言的激顫要尋回遙遠的記憶……
“周副主席來過?”當時的副官老鍾小聲問。
周恩來搖搖頭,沒作聲。在他最突出的特徵——兩道濃濃的黑眉毛下,波光閃爍的兩眼顯得含情脈脈,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見他這麼動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從來不曾這樣,他屬於那種善於駕馭感情的人。記得路經洛川時,國民黨一名軍長來拜見他。這位軍長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教過的學生,見面那一刻,軍長叫了聲“老師!”整個臉孔、嘴脣和敬禮的手就都激顫起來,感情無法抑制地奔過來用雙手搶握周恩來伸出的手。周恩來不那麼感情外露,熱情而不失常,親切而不變態,關心而不形於色；那種從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風度直令我心靈震顫,立刻被迷住了。那時我還不明白這是人類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與我過去見過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雖然說不出不同在哪裡,那一瞥目光,一個微笑,一次握手,一聲問候,甚至舉手投足都有著既生疏又一見如故的親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現在,面對一片自然山野,他卻意滿神動,柔情大發,用一種溫和雅靜的聲音喃喃著:“留侯把榮譽利祿都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裡……”
我順他的目光望去,高處一片青綠中點綴著八九座紅色的廟宇式的建築。正感覺茫然,周恩來已經揮起右手。他的右臂斷過不久,有人說是跟江青賽馬摔斷的,有人說是跑馬時,路邊竄出條大黃狗驚了馬摔斷的,3個月前剛從蘇聯治療回來,胳膊仍然伸不直,習慣地彎在身前；揮動時,半側身體和肩膀隨著一動,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動作平添了一種分量和魅力。
“走,看張良廟去!”周恩來率先朝山上走去。後來得知那兒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們跟著常感吃力。
張良這個名字我好像聽說過,卻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現在的孩子都有學上。
我的家鄉在四川。我祖祖輩輩的雙腳都是深深插於泥土中。在我12歲時,雙臂已經像大人一樣揮動起鋤頭。可是,軍閥混戰,更有帝國主義的炮艦和經濟壓力,沿著那滾滾長江溯流深入到四川,於是,每年都有5萬兩以上的白銀順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國。沒有什麼語言能夠描繪出那社會的黴爛與五顏六色的罪惡和苦難,中國的命運像遊絲一樣縹緲。於是,12歲的我便扔下鋤頭抓起長矛大刀,參加了紅軍。那是1933年,參加紅軍後我才開始學文化。
怎麼學文化?比如這次參觀張良廟,我這裡剛犯嘀咕,前邊已經有人問出聲:
“周副主席,張良廟是誰呀?”
“張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幫助劉邦打天下,統一全中國,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漢王朝。”周恩來一邊登山,一邊用通俗的語言作解釋:“後人為他修的廟就叫張良廟。”
我明白一些,卻另生納悶:張良只是幫助漢高祖劉邦打天下,周恩來懷古,為什麼不看漢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張良呢?
登上授書樓時,我終於忍不住問:“周副主席,為啥要給張良修廟呢?”
周恩來望我一眼,還沒說什麼,另一名警衛已經跟著嘟囔:“我們那邊關帝廟很多,關公是英雄。張良——?”
周恩來忽然笑了,雙手抱臂,把臉仰上天去笑出聲:“哈哈,知道漢壽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著我們,雙腿微微岔開,站住不動,衝我們輕輕點點頭:“關公是英雄,張良也是英雄。張良其實比關公貢獻大。那走廊過廳裡的40多塊碑都是對他的評價。”
接著,周恩來便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講了張良的許多故事。從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從鴻門宴救劉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項羽的軍隊土崩瓦解,落得個“霸王別姬”。最後,周恩來放低聲音說:“漢王劉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個人:韓信、蕭何和張良。”
我感到不滿足:“張良打過什麼仗?”
周恩來換上一種沉思的表情,深邃的兩眼閃爍著嚴肅雋冷,緩緩說:“張良沒有獨自領兵打過仗,他不是帥才。但是他追隨漢王左右,出謀劃策,是最優秀的軍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懂嗎?”
我們似懂非懂,點點頭又搖搖頭。
“嗯,”周恩來略一沉吟,大約是考慮怎樣對我們這些沒有上學讀書的同志解釋清這個問題,“這樣打個比喻吧,師爺你們都知道嗎?好,縣衙門裡都有一些讀書人被縣官聘去當師爺,在幕後替縣官出主意。縣官一般都要仰仗他們來辦事。軍師就有點像這個師爺,是軍隊裡的師爺,替統帥出謀劃策來打勝仗。比如漢王打了敗仗,連父親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虜走了,漢王一籌莫展。張良就給他分析形勢,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猛將,但與楚霸王有矛盾；猛將彭越在樑地反楚；漢王你自己的將帥中只有韓信可以獨擋一面,託付大事。如果你把關東的地方作賞地賞給這三個人,楚國就可以打敗了。漢王聽了張良的話,立刻從戰略上由被動轉主動,劣勢變優勢。項羽打了一百個勝仗,頂不住張良一個主意,優勢變劣勢,只好求和。以‘鴻溝’這條運河為界,想平分天下。漢王想就此回兵,張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軍這叫‘養虎為患’。漢王又聽了他的話,追擊項羽,不給他喘息機會,垓下一仗把項羽消滅了。這就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豎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問:“張良確實英雄,可為什麼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來說:劉邦得天下後,封賞功臣,讓張良自己選擇三萬戶封地,張良推辭了。他說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縣相會,只把留縣封給我就足夠了。那時的縣,又經戰亂,大概不會超過一萬戶。他不貪。張良隨漢高祖劉邦入函谷關後,劉邦當皇帝,張良就靜居行氣,不吃糧食,閉門不出,說:“我蒙皇帝信任,當軍師,不過出了點主意就封萬戶侯,這已經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夠了。我只想脫離人間俗事,追隨仙人赤松子去神遊。”所以老百姓都傳說他成了神仙。
周恩來凝望石碑,慢條斯理地說:“張良是個明辨是非,通曉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虛幻。他這樣做正是他的聰明智慧所在。因為在那樣的封建社會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勳和名位之間,為人臣子是難於長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勞最大的三個人,韓信被殺,蕭何被拘,只有張良把榮譽利祿拋於腦後作了‘神仙’。他採取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是客觀形勢、環境等各種原因決定的……”
望著周恩來深沉睿智的面孔,聽著他低沉悠緩的講述,我簡直就像面對了悠久的中國歷史,面對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祕、深奧、博大,感到至聖至偉,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師爺”,以我當時的文化水平怎麼可能理解呢?直到幾十年後,知道了“無紹不成衙”,才漸漸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紹興文化。
周恩來的祖籍並非蘇北淮安,儘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紹興。在魯迅逝世兩週年的紀念會上,周恩來曾說:“在血統上我也或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身浙江紹興城的周家。”周家是一個世代聚居紹興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來的祖父一輩時,他這一支家族才離開紹興,遷居淮安。這次遷居便與紹興文化有關。
在紹興,除體力勞動者外,中上層比較多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是應科舉,紹興的文化人卻不然,很少去應科舉,大批地去當師爺。師爺不是官職,在任何衙門裡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決問題辦事情還是靠他,他是事實上的二把手。他們明智幹練,勤懇謹慎,審時度勢,善於解決各種最複雜的矛盾。久而久之,紹興人當師爺出了名,以致人們把師爺不叫師爺,叫“紹興師爺”；縣官一般都要仰仗紹興師爺,便有了“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周恩來的祖父周起魁便是因為到淮安當師爺而舉家遷移。周恩來的外祖父萬青選也是師爺出身。他們的精明、幹練、謹慎、果敢乃至性格溫和,待人誠摯,辦事細心,對周恩來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養,都是不無關係的。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在留壩縣苗臺子鎮參觀張良廟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恩來講述張良。後來跟隨他久了,多次聽他講“我不是帥才”,在中央的會議上講,下來也講過,才使我聯繫起來想到了參觀張良廟。他講張良的故事,張良也不是帥才,他是最優秀的軍師。
從山上下來,又看了傳說中蕭何月下追韓信的遺址。周恩來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了一段故事: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到南鄭,許多人都逃跑了。韓信由於懷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蕭何聽說之後,連夜去追。有人以為蕭何是逃跑了,就報告劉邦。劉邦大發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樣。過了兩天,蕭何回來了。劉邦喜極怒極,問:“你為什麼逃跑呀?”蕭何說:“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劉邦問:“你追的人是誰?”蕭何說:“韓信。”劉邦立刻拍桌子:“大將跑了幾十個,沒見你追,你說你追韓信,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蕭何笑道:“那些大將很容易得到,天下多的是,而像韓信這樣的人,失去這一個,天下就沒有第二個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輩子蹲在漢中,那就用不著留韓信；你要是想爭天下,那就非韓信不可,除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為你圖謀這個大業了。”劉邦信任蕭何,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統領全軍,果然打敗了項羽。
周恩來說:“劉邦百戰百敗,卻屢敗屢起,靠的就是蕭何為他當宰相,經營關中作他的根據地,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糧有糧。項羽百戰百勝,卻經不起一敗；一敗塗地,一敗就亡,原因之一是沒有蕭何這樣的宰相。就是有,他也發現不了。發現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經不起失敗。”
這一次懷古,周恩來詳細講了張良、蕭何輔助劉邦興漢的歷史,而後說:“張良、蕭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領,沒有他們興不了漢。他們知道這一點,劉邦也知道這一點。同時他們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過人的長處,也知道自己的短處。張良和蕭何都不是帥才,張良給劉邦說太公兵法,劉邦一聽就明,常用其策。張良給別人講就不靈,所以張良說‘沛公殆天授’!跟著劉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別人發揮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著劉邦才能得到發揮,相輔相成,成就一番大事業。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從古推至今:“中國的歷史,總是少不了張良、蕭何這樣的英雄人物。今後也需要這樣的人。”
彷彿是證明這個說法,路經成都,我們在春熙路成都旅館住了三天。成都名勝古蹟很多,周恩來只帶我們去看了諸葛亮的武侯祠。他從“隆中對”講到“出師表”,說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並制訂了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計劃,最可貴的是,他為此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看過祠內的“三絕碑”,來到殿外,仰望古柏蔥鬱,環顧青瓦紅牆,又顯出那種無限感慨的神情,唸了句詩。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記得他講了諸葛亮“和吳”——建立統一戰線；“和夷”——搞好民族團結；“明法”——實行法治；“治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但講得最多最動感情的還是“正身”。說諸葛亮一生虛心納諫,清正廉明,不增值私產。他上表公佈財產,說明一家已經可以溫飽,決不別作經營,增長私產一寸。並說明:“臣死以後,如查出有多餘的財物,那就是對不起國家。”
當時武侯祠裡遊人很多,擁擠得不便久留長談,在嘈雜聲中也無法談話,周恩來朝諸葛亮殿中的武侯貼金塑像投去最後的深深一瞥,帶領我們100多人離開了。
路上,他看著我們走在他身邊的人,說:“這麼多人來參觀,說明了什麼?諸葛亮死後,到處有人要求給他立廟,因為限於當時的禮制,不得允許。不立廟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為他私祀。直到蜀漢滅亡那年,阿斗才允許給他在沔陽立廟,禁止其他私祀。可見諸葛亮是有益於人民,深得民心的。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優秀政治家都能做到這一點,何況我們共產黨人呢?”這時,他的兩眼亮起來,一閃一閃的,充滿了一種自信和激情:“我們現在要比他做得好,我們在全國執政後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來逝世後,沒留任何私產,他也確實沒有,甚至連遺體也留言讓交醫學解剖,然後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許人們給他“立廟”——建紀念館堂或保留故居。他確實方方面面都比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們要去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億萬人民有口皆碑。
國內外不斷有人把周恩來比作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最傑出最賢良的宰相。每逢看到這樣的文章,我便想起了從延安到重慶那風塵僕僕,萬里顛簸的一路。毛澤東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周恩來不感懷。秦、漢、唐,歷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張良、蕭何、諸葛亮。當時我們跟隨他一路而行的3卡車100多人,誰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這其中的無限含義,即便今天仍無法全部說清闡明。
但其中一條簡單的事實我是肯定的:周恩來堅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預見,並且勇敢、自信、明智地為自己選定了位置。說這個話時,我不能不聯想到五年後,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飛同志遇難時的一幕。後面我在周恩來的四次痛哭裡將講述那個過程。當“4·8”遇難的電報打來時,周恩來為葉挺、王若飛、鄧發、秦邦憲等烈士痛哭失聲,曾講:“……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後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恩來比斯大林、米高揚更早看出自己能夠擔任總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領袖們》的中文版,裡面寫有這樣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祕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象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
尼克松難以贊同田中角榮的話,我們國內卻有人贊同,甚至更誇大其詞。什麼原因呢?
非“同志關係”的人這樣講不足為怪,“同志”中有人這樣講,其中大約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有些好心人,對總理感情深的人幫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已是公認,於是,出於熱愛便有人總想把總理摘出來。總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斷,以為對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有好處的。但這些好心人找出各種似是而非的“根據”,硬要把總理的深信和擁護說成違心,把贊同說成屈從,把尊重說成讓步。這樣做的結果,總理對“文化大革命”應負的責任,其實是摘不掉的,反而把總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則和勇氣的人,這就從人品上損害了總理。豈不是適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歷史的人,最終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個人迷信,把天下功勞都歸於毛澤東,錯了。此後功勞是大家,錯誤全推在毛澤東身上,又錯了。為什麼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講點實事求是的真話呢?“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段時間,沒聽說有幾個人反對,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幹部。不少人被打倒了還真心喊萬歲呢。各省市自治區的問題都是總理主持處理的,要說錯了,總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會首先站出來承擔責任。生前全黨就一致公認,他是最富自我批評精神的一個,從不推諉責任。
第二種情況是,一些政治上淺薄的“中才之人”,清談之士,喜歡自以為是地誇誇其談。他們一件事也幹不成,但沒有一件事不會發議論。“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後,周恩來逐漸看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到後期,他對毛澤東為防止在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所採取的步驟與措施產生了懷疑,越來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圖採取一些補救措施。於是,這些“中才之士”雖然從未進過政治漩渦,卻在那裡指手畫腳,把總理的韜略說成不敢冒衝突的風險同毛澤東正面交鋒,把顧全大局埋怨為不敢像彭德懷那樣摔帽子罵娘,把堅強的黨性和服從組織決議說成缺少獨立和個性。
中國共產黨能奪得天下,靠的是黨組織的力量,而不是每個黨員的“獨立”“個性”。即便是錯誤,也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否則就不能保證正確時的全黨服從中央,就無法步調一致,就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審查幹部時,再大的錯誤,只要是執行組織決議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賬算到他個人頭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則後患無窮,黨將失去統一的意志和力量。
五千年的歷史證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難改變思想。跟他們共事容易建功立業。打天下的共產黨人,或者是經天緯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識的“老粗”“下愚”,過去的八大軍區司令沒幾個有文化,他們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團結奮鬥,成就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卻什麼都知道一點,這種人難有自知之明,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氣；清談起來一個比一個“見解”多,幹起來只會抱怨不會克服,任何事都難於同他們合作完成,特別是在危難時刻。正所謂“秀才鬧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總結出來的至理名言。
第三種情況是,缺少一點理解。
有位外國記者問周恩來:“當你信仰的東西與你民族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你首先選擇什麼?”周恩來毫不遲疑地回答:“我首先是個中國人。”正因為這樣,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時,周恩來能出面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把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邊,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
周恩來是一個意志堅如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一點不會有人懷疑,後面的幾章也將談及。但他首先是中國人。“四人幫”批儒,批周公,其實就是批周恩來,這一點不假。過去兩千年,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基色。周恩來自小就薰陶於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的儒學的氛圍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溫和、謙恭、禮義的一面。在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上,也必然有顧全情義、有失鋒銳、謙和有餘、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實毛澤東說他“政治上弱點”就是指此而言,並非指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實周恩來性格中的這一面,不僅是對毛澤東,對父母、親友、同志都有表現。後面幾章我將以事實證明。從大量的回憶文章可以看出,所有當事人都是歌頌懷念周恩來性格中的溫和、謙恭、禮義的；為什麼周恩來這一性格表現在與毛澤東的關係上時,我們就不能理解體諒了呢?這不公平不客觀麼!
沒有誰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雙重性。毛澤東也說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氣”,一半“猴氣”。周恩來的性格當然也無例外地有著雙重性。對於周恩來的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宰相”,有人議論為“偉大的謙虛”,有人議論為“明哲保身”或“處世精明”。這些議論者為什麼不想想,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7年,在這個位置上他可從來不曾表現什麼“偉大的謙虛”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風惡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這個風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對“四人幫”那樣不可一世的來頭,他也沒有表現絲毫偉大的謙虛,讓張春橋或什麼人去當總理或組閣。歷史難道不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