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亞洲盃，越南、印度等幾支以往的“魚腩”球隊的表現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這幾支球隊還沒有改變亞洲足球的秩序，但是再過幾年之後，亞洲足球的格局很可能會因為這幾支球隊而發生改變。除了自身的努力發展以外，這些國家足球水平能夠得到大幅提高，與日本足球的“亞洲足球支援計劃”也有著極大的關係。
日本足球的“亞洲足球支援計劃”計劃始於1999年，援助的第一站是中國澳門。當時中國澳門足協委託日本足協派遣一名主教練執教中國澳門代表隊和青年隊，並參與澳門足球發展的相關工作。日本足協派出教練員上田榮治遠赴澳門，從此拉開了日本援助亞洲足球的大幕。上田榮治在澳門執教到2002年，回國之後成為日本女足主帥。
上田榮治
確切來說，上田榮治遠赴澳門只能算是“亞洲足球支援計劃”的先驅，因為彼時的日本足協還沒有這麼個計劃。2000年亞洲盃，日本隊足協出於為2年後本土世界盃練兵的目的，派出由中村俊輔等日本第一代“巴西化”球員組成的國家隊。雖然這批球員相當年輕，但他們迸發出的巨大能量震驚了整個亞洲，2000年之後，日本足球奠定了自己在亞洲的霸主地位，直到現在仍然處於亞洲足球的頂端。
2000年亞洲盃，日本這個進球震驚亞洲
“亞洲霸主”的地位，並不能滿足日本人的野心，之後日本足球一直在為“脫亞入歐”而努力。可是，想要融入到世界足壇的主流圈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碰壁的日本足球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亞洲其他球隊能夠成為自己合格的“陪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亞洲曲高和寡的日本足球只能出錢出力，幫助這些國家提升自己的足球實力，這與中國乒乓球的“養狼計劃”頗為相似。
泰國足球也是日本足球的援助國家
於是，在上田榮治執教中國澳門之後，日本足協又向亞洲其他的幾個國家或地區派遣了國家隊教練、青年隊教練和裁判指導，並逐漸形成了一套《亞洲足球支援計劃》，這套計劃包括向其他亞足聯成員國委派教練員、為其代培養教練員和年輕球員、組織訓練營、青少年基金計劃等等。2006年，日本足協與日本國際援助機構開展合作，向更多的國家、地區派出了援助人員。自上田榮治以來，日本足協已經向亞洲18個國家和地區派出了超過50名以上的教練員、裁判員，這個數字只是志願計劃內的人員統計，如果算上岡田武史、手島淳這樣的在海外執教的教練員，人數還會更多。
岡田武史
這個政策也給日本足球帶來了很多實惠，比如2004年，約旦足協出於對日本足協的感激，在國際足聯執委會選舉上將關鍵的一票投給了小倉純二，幫助小倉成功當選執委；2014年，J聯賽與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卡塔爾打成戰略合作協議，以上8個國家成為J聯賽的“提攜國”，持有8個國家護照的球員在J聯賽中不受外援名額的限制，這一舉措無疑給J聯賽在海外商業推廣以及“青苗”發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通過支援給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和商業便利，雖然與國際主義精神有很大的距離，但這也無可厚非，畢竟誰也沒有當白求恩的義務，況且日本足球的援助計劃，給亞洲足球帶來的幫助也是實實在在的。比如國足的小組對手吉爾吉斯斯坦，2010年受“鬱金香革命”的影響，足協進行了大換血，足球運動也有所發展，日本足球也向吉爾吉斯伸出援手，除了八橋健一擔任吉爾吉斯足協技術委員長，日本方面還提供了各種訓練器材以及資金援助，幾年之後吉爾吉斯足球已經頻頻出現在亞洲各級賽場之上。
吉爾吉斯斯坦足球已經登上亞洲盃的舞臺
吉爾吉斯是日本援助的一個縮影，越來越多日本教練、裁判、技術指導走進了亞洲的足球落後國家，國家隊、青年隊、女足、室內足球等領域都能看到日本人的影子；2003年日本足協設立的“亞洲青少年足球培養基金”同樣有力援助了這些國家的青訓，十多年間已經有幾十萬亞洲少年收益；“亞洲球員接納計劃”也多次接待其他亞洲國家足協的考察，J聯賽球隊還接納其他國家青少年球員在俱樂部與自己的球員一同生活訓練。遺憾的是，中國足協還從未利用該計劃派出球員或球隊到日本近距離學習，去的都是足協官員。
在日本足球的援助之下，不丹、柬埔寨、吉爾吉斯等足球荒漠已經逐漸在亞洲賽場上展示自我，越南、泰國等當年的“魚腩”球隊也開始向亞洲二流球隊的行列挺進，看上去，日本足球養的狼已經長牙了，雖然本屆亞洲盃他們還沒有改變亞洲足球的秩序，但再過幾年，他們很可能就能張嘴咬人了。
在日本，足球是一種文化
有了“車同軌”，則必然會“書同文”，最後一定會是“行同倫”。日本隊亞洲國家足球的援助，雖然能夠讓這些國家的足球水平大幅提升，但是這些國家的球員在接受訓練的同時，也必然被日本的文化所薰陶，對日本文化產生認同感，在球場內外也必然用日本化的方式來處理各類事情。也許日本人的目的真的是他們所說的“幫助其他國家的足球”，但當他們把文化傳播到落後國家，必然會擴大其在亞洲的話語權，或許這才是我們急需注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