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歷史真相：近代一段悲慘的移民史

“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難留。止不住的傷心淚，一道一道往下流”。在內蒙古，只要人們提起這首流傳幾百年的《走西口》民歌，幾乎人人都能哼唱上幾句,真可謂婦孺皆知。但是對於“走西口”這段特定的歷史背景、前因後果、重大影響、所形成的偉大精神和理念，以及口裡與口外的交融等諸多事情，恐怕知曉底細的人還不太多。

一

走西口，是我國北方地區在清朝和民國年間的一次重要的移民活動。走西口是一段歷盡艱險、飽含辛酸的悲慘的歷史。然而，走西口所創造的成果和顯示出的意義卻是永存的、偉大的。它衝破了2000華里明長城的重重阻隔，實現了口裡漢族人民和口外蒙古族人民的大融合；它是蒙漢人民共同開發建設北部邊疆的一次有益嘗試；它是中華各民族大團結的一個見證。

那麼，西口究竟是指哪裡呢？

“口”是指邊塞上的關口。西口是相對東口而言的。東口據說就是河北省張家口往東一帶的關口。出東口通往內蒙古東部，出西口通往內蒙古西部。“西口外”基本上是指原綏遠地區，就是今天的內蒙古西部地區。在我國明代，因為軍事上的需要，修築了一條明長城，從寧夏花馬池，經陝北三邊、榆林、府谷，到晉西北緊貼黃河的河曲、偏關，穿過雁北地區，銜接河北張家口，最後上了燕山山脈。在張家口以西的長城上，或長城附近設有很多的關口，口裡的人要到西口外，均需經過這些關口。

因此，從廣義上說，在晉西北、陝北、雁北的明長城、或長城附近所設的諸多關口，都可稱為西口。狹義上的西口，是指在明長城上最有名、位置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關口——殺虎口。殺虎口在現右玉縣城西北35公里處，殺虎口坐落在古長城腳下，是山西與內蒙古兩省區三縣交界處，一過長城便是內蒙古境地，距涼城縣30公里，經和林縣到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

清代山西人是走西口的主力軍，殺虎口不僅是山西境內最早的一個關市，而且是唯一的常關。這條路是明清時的絲綢之路，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都很重要。古人稱：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因而人們常把殺虎口稱為西口。然而，當今人們談及西口，多指廣義的西口。

二

走西口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經濟現象、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一種歷史現象。作為歷史，那麼它的起止年代是何時呢？

關於這一問題是有多種學術觀點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兩種。一種是“泛走西口”說，即從中國有史記載以來，凡是人口從口裡向西口外遷徙的活動都稱為走西口。有史為證，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眾多的百姓（包括軍隊）或官方公開或偷偷私走，早已在土默川一帶謀生。

趙武靈王，在呼市託縣古城鄉建成了當時北方最大的軍事重鎮雲中城，同時在巴彥淖爾市烏前旗境內三頂帳房處設置了控制兩邊疆土的九原城。此時“走西口”的百姓已達土默川、河套一帶。

西漢時僅呼市地區就增設了雲中、武泉、北輿、原陽等七個縣級行政區，人口達十萬八千口。這些“走西口”的人們主要從事農耕生產。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公元前121年的“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以下各朝代也均有遷徙的記載。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即只要有遷徙就算走西口，從而把走西口的縱向歷史提前或向後擴展了許多。

第二種觀點是“清代民國”說，即指從康熙年間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近300年間，口裡的民間老百姓為謀生而逃荒或移民到西口外的大規模遷徙活動。他們先是春出秋歸的跑青牛犋，爾後是領著老婆孩子舉家遷到西口外定居。

第一種觀點，不失為一家之言，但筆者不敢苟同。一般的遷徙、移民活動，是人類生息繁衍的正常選擇，在各個歷史時代都有。我們研究的是移民的獨特性，而不是它的普遍性。走西口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它的重要區別是“走”西口，而不是其它方式的到西口。因而，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是正確的。

明代以前的到西口外，多是出於政治、軍事的需要，或由國家來派遣走一部分人，或個別人的遷徙，其數量相當有限。明代處於嚴格的隔離狀態，幾乎沒有走西口者，清初還是相對封閉的，而只有到康熙時期才有所扭轉。因此，有影響、成規模的走西口是從康熙年間開始的。

據呼和浩特原歸化城先農壇石碑記載，漢族人到口外種地，始於康熙三十一年，即1692年，又據河曲縣記載，在康熙三十六年，即1697年，皇帝批准鄂爾多斯部的請求，在“河保營”開闢漢蒙交易，又“準漢民墾蒙古地，歲與租籽”。走西口的經濟生活方式就這樣開始了。

從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到口外墾荒的漢族人多達幾十萬。走西口的第二個高潮是在1900年庚子賠款之後，清王朝苦於財政枯竭，採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墾蒙荒的辦法以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貽谷放墾”時期，這時又有諸多的口裡人，湧向西口外。直到新中國成立，走西口的人才逐漸減少。

在明長城以北的地區，就是今日的內蒙古西部地區，向來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這時又遇上了寬鬆的政策，再加上蒙古族人民敦厚好客，不事農耕，願意把廣闊的土地讓給漢民耕種。於是走西口成了他們養家餬口的理想之地。

走西口不同於一般的到西口外，它多是迫於無奈，背井離鄉出走的，而且人數多、範圍廣、影響大，屬於一種重大的移民現象，同時從時間上來說，大體是起於17世紀中葉，止於20世紀中葉，歷時近300年。

三

有人說，走西口被當代人所熟知，是由《走西口》這首歌唱出來的，這種認識頗有一定道理。然而，回首走西口的歷史，它絕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含辛茹苦地“走”出來的。

口裡的人走西口外，有多種多樣的走法，其中所走的線路也是很多的。近代以來，有不少的學者沿著走西口者的足跡進行了追尋，歸納出了一些走西口的路線。從大的走向來說，走西口可分為三條，即西線，陝北線；中線，晉西北線；東線，雁北線。細分則有很多，據《中國二人臺藝術通典》記載，走西口共有八條路線，從西向東依次是：

花馬池線

花馬池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本地人出走口外，向北越過萬里長城，順著黃河東岸到達陶樂，在黃河向北流經的沖積平原上墾荒，或向東進入鄂爾多斯諸旗。

神府線

陝西省榆林、橫山、靖邊、神木、府谷一帶人走西口，須北出長城，走大路途經大柳塔、納林，途經毛烏素沙漠，進入鄂爾多斯地區。若到包頭或後套，則須穿高原、跨黃河。

河保線

即山西省河曲縣與保德縣，這裡的人走西口，在河曲西門外的黃河古渡口上船，渡過黃河後，進入十里長灘，而後北上。或於鄂爾多斯地區沿途定居，或再渡黃河，繼續北上，到達包頭、後套等地。因而在《走西口》劇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艙”的唱段，則是走西口人的真實生活寫照。

偏右線

即山西省偏關、平魯、右玉、左雲等相鄰各縣走西口的路線。這一帶人北上經過殺虎口，北出蠻漢山到達內蒙古的清水河、和林格爾、涼城、托克托縣等，繼而北上過大青山，到達武川、固陽等地落腳。

雁門關線

山西省忻縣、定襄縣、寧武縣、崞縣、代縣等人走西口，北上雁門關，有大道可通行。一般經商者多經此路，有驛站可通郵，系兵家必爭之地。

大同線

從大同北出，經過豐鎮縣，進入察哈爾草原，其人多在豐鎮、卓資山、商都、集寧等地落腳。

馬市口線

河北省懷安縣、陽原縣，山西省天鎮縣及桑乾河南岸等地的人走口外，均北上馬市口，穿過長城抵達興和縣，繼而到達察哈爾右翼前旗、中旗、後旗以及河北省尚義縣等地。

張家口線

這是走西口的最東線。過大鏡門，繼而北出壩上，抵達察哈爾草原，在今河北省張北縣、尚義縣、康保縣以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諸旗和赤峰市等地落腳。

筆者認為，在從花馬池到張家口長達2000裡的長城線上，走西口的路線不可能僅此八條，而是很多的。真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據史載，僅河曲就有20多個口子，如石梯隘口、鎮河口、司河口、水門口等。可見人們當年走西口，儘管有長城阻礙，但口子還是很多的。

四

走西口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它的“特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域環境和生存空間的特殊，二是遷徙方式的特殊，即“走”西口。走西口者，主要集中在陝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6縣，晉西北的河曲、保德、偏關3縣，雁北的朔縣、平魯、左雲、右玉、山陰5縣。別的縣也有，但人數不多，形不成規模。

那麼，這些地方的人為什麼要走西口呢？

一是惡劣的生存環境迫使農民不得不靠遷徙謀求生存。上述地區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地區，溝壑縱橫，植被鮮少，土壤貧瘠，降雨不足。90％以上土地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當嚴重。在清代至解放初期，據考查，河曲縣197萬畝總面積即有162萬畝水土流失嚴重, 由此造成土質低劣，平均畝產在合作化初期僅為30—50公斤。農民辛勤一年，糧食仍不能自給。

這一地區同時也是災害嚴重且頻繁的地區。由於地處內陸黃土高原腹地，處東亞季風北部邊緣，北鄰內蒙古沙漠，東南暖溼氣流，又為太行山所阻擋，因而形成了風沙大、乾旱嚴重的大陸性氣候，自然災害頻繁。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又把蛋蛋（冰雹）丟”。

據記載：保德縣從1464 年到1972年的508年中，有303年旱情嚴重，平均1.6年一遇。惡劣的自然條件，對沒有抵禦自然災害能力的小農經濟來說，無異於一種滅頂之災。為了擺脫饑荒，只有另覓生路；而“走西口”就成了他們最佳的選擇。

二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促進了農民的貧困化。除了自然環境惡劣之外，農民的貧困化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原因——土地兼併。這一在舊中國所共有的社會現象，在北方這一塊最貧瘠的地區更為嚴重。以河曲縣1942年的調查為例：全縣農戶共11254戶，地主有674戶，佔5.98％，而佔有的土地則為全縣的51％。

這個縣前大窪村共有耕地1282垧，其中4戶地主、7戶富農即佔有995垧，佔88％；而70 戶貧僱農僅佔有耕地41垧。無地少地，自然少衣無食，不得不受地租、僱工、高利貸等剝削，加速他們的貧困化乃至破產的過程。同時還有一個原因是，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一個家庭裡，弟兄們多了，可土地並沒有多，造成了家族裡“僧多粥少”的現象，於是，一般情況是兄長們守家業，小兄弟們則另找出路。這些自然也成為導致“走西口”這一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內蒙古的地域環境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謀生市場。與山西及陝西一水相隔的內蒙古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交通閉塞。既是官府統治鞭長莫及的地區，又是正處在開發時期急需勞動力的廣闊勞務市場。這種寬鬆的社會環境與廣袤的土地資源，吸引著大批的“投工者”。

再加上蒙古族人民善良、敦厚、好客的本性，他們又不事農，將廣闊的土地讓與漢民耕種，於是使“走西口”者有了生產或打工的市場。這裡付出同等勞動比“口裡”收益高出數倍，故而形成了大規模的走西口潮。

五

有一首民歌記述當年走西口的情形：“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起初走西口全是男人們的事，而且多是“候鳥式”的春去秋歸，隨著“西口外好收成”，逐漸變成了舉家遷徙。

那麼，漫漫西口路是如何走的呢？

走西口之所以叫“走”，而不叫其它，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行旅方式用步行。河曲的走口外者，從城關或其上游的河灣、樑家磧渡口過河後，經內蒙古馬柵、府谷縣的古城，然後進入鄂爾多斯境內，經納林、馬場壕、達拉特旗，到達包頭，稍作休整，再分散到各地去。這一段路，“快五（天）慢六（天）”。

在這段旅程中，進入庫布其沙漠最令人毛骨悚然。大漠荒涼，只能瞅著零星的駱駝糞，憑著感覺與經驗在沙包和蒿草中探索前進。一旦迷路，十分危險。府谷縣、神木縣走西口者，要到最終目的地，則需渡過黃河到達今包頭市東河區二里半渡口，因而又有“緊七（天）慢八（天）”之說。

這條路，要跨越毛烏素大沙漠，沿途杳無人煙，旅程十分艱難，要做到不迷路，就必須走大路，或走有蹤跡的路線，否則就有生命危險。故而在《走西口》民歌中女人對丈夫千叮嚀萬囑咐“走路走大路，萬不能走小路”的唱段，細忖之，“走大路”何止是“解憂愁”，更重要的是能夠相對保證走西口者的人身安全。

走西口者每日約行60—80里路，風餐露宿，走到哪裡天黑了便在哪裡歇腳，一般是“就水不就店”。

“走西口”的行裝極為簡單：扁擔一條，一頭扎捆簡單的行李，一頭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貧者，連鋪蓋也沒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爛皮襖，白天做衣，夜間做被，“鋪前襟，蓋後襟，兩隻腳蠕在袖圪筒。”扁擔除挑行李外，還有三個用途：一是對付餓狼和野狗的襲擊，二是在露宿搭茅庵時當樑架，三是初冬返回老家過黃河時冰凍不實，橫架扁擔可防止掉進冰窟。

口裡人要到西口外，不僅要過明長城中的各個西口，更要經歷各種艱難險阻。在通往走西口的一條條道路上，充滿著誘惑、充滿著希望，更充滿著荊棘、恐懼，甚至是死亡。然而，走西口者以“鐵了心腸不回頭”的堅定信念，克服了一個個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留傳下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故事，鑄造了不怕困難，一往無前的走西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