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董卿在北京。攝影 |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董潔旭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周甜
音樂響起，舞臺後方的一扇門緩緩打開，董卿站在那扇門的後面，抬頭微笑，全場觀眾起立鼓掌，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董卿走向了舞臺中央。
“古往今來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寫著各種各樣的遇見。‘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撩動心絃的遇見。‘這位妹妹我曾經見過’，這是寶玉和黛玉初見面時歡喜的遇見。‘幸會，今晚你好嗎？’這是《羅馬假日》裡安妮公主糊里糊塗的遇見。‘遇到你之前，我沒有想過結婚，遇到你之後，我結婚沒有想過和別的人。’這是錢鍾書和楊絳之間決定一生的遇見。”
這段話是《朗讀者》節目第一期以“遇見”為主題的節目開場語。董卿在講這段話的時候，李雲迪在一旁為她鋼琴伴奏。這是《朗讀者》音樂總監姚謙的創意。在他看來，董卿說話自帶情感旋律，最不干擾她又能最好地支撐她的就只有鋼琴了。
《朗讀者》舞臺上的董卿和春晚舞臺上的董卿不太一樣。她不再身穿華服，也不再把髮髻高高豎起，她穿著一身淺粉色套裝，搭配白色的絲質圍巾。她所講的那些話也不再是導演給她的主持人文稿，她開始講她心裡的話。這一次，她的身份是主持人兼製作人。
自2005年第一次登上央視春晚舞臺至今，董卿已經連續主持了12屆春晚。而對於她本人，人們似乎並不瞭解。2017年，隨著《中國詩詞大會》和《朗讀者》兩檔綜藝的陸續熱播，主持人董卿也隨之走紅。在“央視一姐”的頭銜之外，她又被賦予了“才女”“女神”和“央視網紅主持人”等新的標籤。
“原來你是一個這樣的董卿啊。”很多人開始感嘆，從事主持行業21年，進入中央電視臺15年，站上春晚舞臺12年之後，董卿開始被大眾二次發現和認識。
“高而不冷”
採訪地點在央視老臺附近的一家茶樓，那天上午，董卿剛審了一遍即將播出的一期 《朗讀者》節目，下午她要見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商量朗讀亭（《朗讀者》節目的線下活動，為普通人提供的朗讀設備）即將進駐清華的事情。“朗讀亭擺在哪裡，要拍些什麼，拍到的內容節目怎麼用等。”董卿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她穿著一件淺藍色外套，黑色褲子，腳上是一雙舒適的平底鞋。頭髮被她用墨鏡撥到了腦後，沒有化妝，她看起來有些疲憊。前一天晚上，她還在為接下來要參加節目錄制的嘉賓人選發愁，還有五期節目要錄，她和團隊需要從幾百個人中最終選出30人。“可能初選就選出兩百個人，然後再精選出60人。60人的名單不是我們想要的都能來，再從60個裡面選，可能最終契合我們的40個人。”董卿說，最後一期可能會有更多的返場嘉賓，他們正在策劃和溝通。
做了製作人後，董卿坦言自己的生活發生了很大改變。她有一個習慣，手機從不帶進臥室，她的臥室裡沒有電子產品，只有紙質書籍。可最近這個多年的習慣被打破了，她需要通過手機和很多人保持聯繫，獨處的時間幾乎沒有了，這讓她有點苦惱。
《朗讀者》節目所有嘉賓的朗讀文本都需要董卿一一過目，工作人員通常會把文稿打印出來拿給她，她說自己看稿子沒法看電子版的，那樣的話她一個字也記不住。她必須得看到白紙黑字，在上面寫寫畫畫，那樣讓她覺得踏實。這是她二十多年前剛開始做主持人時就養成的習慣，改不過來了。
“以我的價值觀來說，這也許是你一生當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對了，忍不住要告訴你，丹麥有一個三萬人的小城市，它每年有六十個作家節，你可以帶著小組去拍點東西。那裡的酒吧都在讀，到處是聽的人，就像看歌劇，看電影。他們生活裡有一頓飯，是耳朵的飯。”作家畢飛宇在《朗讀者》播出後給董卿發來短信。
這樣的讚美董卿最近收到了很多。而在節目策劃階段，對於《朗讀者》，除了支持，還有一些質疑的聲音。“這個東西太有文化了，太高冷了。”前期開策會時，有人這樣說。“我們要對觀眾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董卿隨即回了這句。《朗讀者》的總導演之一劉欣對這個場景記憶深刻。“你跟所有人妥協，你得到的東西絕對不是你想要的，必須是在最有壓力的時候咬緊牙關，出來的東西才是你想要的。”和董卿合作後，劉欣發現董卿是一個努力又較勁的人。
2016年3月份，董卿第一次跟劉欣提起《朗讀者》的節目創意，當時只是一個初步想法，還不明確。不過劉欣記得，“高而不冷”是董卿一直強調的觀點。作家麥家在《朗讀者》節目上讀了一封他寫給兒子的信，隨後發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很快，閱讀量到了五十萬，這遠遠超出了以往他所發文章一萬的最高閱讀量。“那封信是有文學價值的，教一個孩子怎麼融入社會，我們提供了一個所有人融入的端口，就是父子情。”劉欣說。“我們的定位是文化情感節目，它不是簡單的朗讀，它其實是人生故事通過朗讀的再次抒發，是情感的表達。”《朗讀者》另一位總導演田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它是綜藝節目，但它不娛樂；它是文化節目，但它不沉悶；它以情感為表達載體，但它很勵志。即使落淚，也是有力量的。”在央視綜藝頻道總監郎昆看來，這是董卿的高明之處。
節目播出後引發的熱度超出了董卿的預料。她預期的受眾群是50後、60後、70後和80後，讓她沒想到的是90後和00後成了《朗讀者》的主力觀眾。《朗讀者》第一期播出後的兩天內，自媒體上與之相關的超十萬閱讀量的文章已經數不過來了，“通常大型季播節目，自媒體上能有幾篇十萬加的文章就已經很不錯了。”田梅說。第一次節目嘉賓濮存昕所讀的本文《宗月大師》出自《老舍散文》，節目播出後，這本書上了微博熱搜榜單。有些此前拒絕過節目組邀約的嘉賓如今也改變心意了。
而超出董卿預期的這一切和郎昆的預期完全吻合。“這個節目得益於很多方面，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董卿，這就相當於《中國詩詞大會》，它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董卿，這個你必須承認。” 郎昆和董卿相識20年了，他曾擔任2005年春晚總導演，那年也是他的一通電話，董卿站上了春晚的舞臺。“董卿不是一個簡單的主持人，她實際上是一個電視人，一個傳媒人，一個地地道道的文化人。她只不過是以主持這個方式來切入。”
《朗讀者》的總導演之一劉欣在央視工作十年了。2016年3月，董卿為《朗讀者》組建團隊時，最早找到了他。第一次見面，聽董卿講完節目創意後，劉欣就有點激動，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製片主任，三個人當時就開始“頭腦風暴”。
“當《我是歌手》裡出現一個李健，一個趙雷，大家都瘋了一樣地喜歡。當高音你聽了太多了，聲嘶力竭的喊，不是說不好，但當只有那個東西的時候就會有問題。正常的文化形態一定是多元的，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只有一類肯定是不正常的。”劉欣說，《朗讀者》就是為觀眾提供一小塊拼圖，讓觀眾在裡面得到情感的釋放。
郎昆覺得董卿是敏銳的，她及時抓住了朗讀復甦的潮頭。而《朗讀者》也正符合了中央電視臺文化示範的目標。
“我來了”
節目前期策劃階段，董卿請來很多人，圈裡的圈外的，有名的沒名的。她有一個厚厚的名單，同行白巖鬆、作家劉震雲和導演陸川都在她的名單裡，她說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樣見誰就說，她需要在反覆的闡述中理清自己的思路。這期間，郎昆帶著董卿去全國各地做節目推廣，面對企業、媒體和觀眾代表，董卿講了十多次。大概到了2016年底，“為誰讀，誰來讀，讀什麼，怎麼讀。”董卿把這個線梳理得很清晰了，郎昆說那時候他就預料到了，董卿會贏。
在郎昆的印象裡，董卿對自己從不放鬆，“大到春晚，小到日常欄目，有的主持人忙了或累了之後會對付，董卿從來不對付，非常奇怪這個人。”董卿經常來郎昆的辦公室，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今天貌似解決了，回家琢磨琢磨覺得不對又回來重新跟你談，一件事沒弄對，她都跟你沒完。”
田梅之前跟董卿合作過《開學第一課》，董卿會把當事人留在舞臺上先面對面前採，為第二天的正式採訪做準備。到了《朗讀者》，通常是節目已經到後期製作了，一個小時的採訪只能呈現六七分鐘，董卿會拿著導演的速記一句一句自己劃。從策劃開始到現在，累計了幾百篇的讀庫，每一篇董卿都看過。她和導演組一起為嘉賓選讀本，辦公室有時候會陷入沉默，“沒轍了，永遠被否定。”董卿說，“觀眾看完這段採訪再聽完這段朗讀覺得完整了，或者說過癮了，那才是電視製作的一個方法。”
《朗讀者》錄影前，董卿還是會焦慮。不是緊張，是做了製作人後被太多事情牽絆的焦慮。晚上八點，大家繼續排練，她一定準點從現場離開，當晚八點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她需要用這段時間把第二天要錄的節目再細細梳理一遍。
“要麼在臺上主持，要麼在臺下為臺上的主持做準備。”這是董卿一直以來的工作狀態。籌備《朗讀者》這一年裡，臺下的工作她通常是和團隊一起完成的。而此前她唯一的身份是主持人，臺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裡完成，沒有人知道她都做了哪些功課。她經常在書房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飯和上廁所，一天都不離開那把椅子。
春晚直播之前，她一個人待在書房，想象著全國觀眾就在她的面前，“中國中央電視臺”“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她開始大聲練習，“那音量之大，估計樓上樓下的鄰居都早於全國觀眾聽到了我的串聯詞。”董卿開玩笑說。“這些話在我嘴巴里滾了上百遍，上臺才有那個底氣。”玩笑過後，董卿說。
2004年底，距離2005年春晚不到一個月，董卿接到了時任春晚總導演郎昆的電話，得知自己被任命為當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曾在一檔電視訪談節目裡回憶，當時已經是晚上十一二點了，她剛搬新家，正在掃地，灰頭土臉，疲憊不堪。“謝謝郎導。”掛掉電話的那一瞬間，她開始拿著掃帚在屋裡轉圈。“已經累癱了，但那一刻，覺得自己還可以再搬一次家。”
“這裡是中央電視臺2005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直播現場。”那一年，董卿搭檔李詠，周濤搭檔朱軍，組成了春晚新的主持陣容；董卿一身紅色禮服，第一個開口說話。她記得那年他們四個人是站在升降臺上，“嘩的一下，升上來了，嘩的一下，走到臺前了。”如今董卿回憶，她當時心裡就一個聲音，“我來了。”
這是董卿調到央視文藝頻道的第二年，來央視的第四年。董卿是1994年進入主持行業的，當時浙江電視臺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試，自己卻意外被錄取。帶著新人的熱情和新鮮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編導，她形容這是一段“如魚得水”的日子。兩年後在父母的建議下，她順利通過考試，成為上海東方電視臺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視春晚在上海開設了分會場，當時董卿負責場務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在那個時候。郎昆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時他去上海東方電視臺出差，董卿還是一個小女孩，去電視臺門口接他。八年之後，2004年，央視開辦音樂頻道，舉辦了一個直播音樂會，董卿是那場音樂會的主持人。郎昆也是在那個時候覺得董卿可以登上更大的舞臺。
當年恰逢倪萍退出春晚，“必須有人接上去，而且這個人不是臨時接一兩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如今郎昆對《中國新聞週刊》坦言，當年選董卿，是有一點冒險，但又充滿期待，“就覺得董卿行。”
也是這個時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職業滿足感。“你說的每一句話，你的優點會被無限放大，給了我特別大的動力。我特別清晰地知道了我要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我是誰，我的邊界在什麼地方，我是不是還可以拓寬我的邊界。”
她主持《歡樂中國行》，在一個城市只待一天，其實哪兒也去不了，但她需要在臺上做到“口吐蓮花”，讓觀眾感覺到她哪兒都去了。從入住酒店開始，她先是翻酒店的旅遊小冊子，然後看當地提供給她的素材，再加上上網查資料。“哎呀，你對我們這兒真的太瞭解了。”聽到當地人這樣的回饋，董卿覺得她完成了她的工作。
“眼淚是很寶貴的，但眼淚不是唯一的”
觀眾開始習慣了晚會中的董卿，就如同她自己也習慣了這樣的自己。
到了2012年，在董卿來央視整十年的時間節點上，她覺得該是時候改變了。“卿姐，我們有臺晚會，你來主持一下。” 周圍的事情還在良性運轉，提到晚會，大家順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董卿發現自己沒那麼期待這樣的舞臺了。她形容自己以前上臺跟打雞血一樣，無論臺下發生什麼，無論生活中發生什麼，只要讓她拿起麥克風，對著鏡頭，燈光亮起來，音樂響起來，她就會興奮到忘記所有事情。
2012年開始，她很難再有那樣的興奮感了，心裡有個聲音，一直在她的腦海中徘徊。
2013年，她主持談話節目《我上春晚了》，錄到第七場，也是最後一場，她和嘉賓都感到疲憊，她感覺到節目狀態不理想。回到家是已經是晚上12點了，她坐在沙發旁的地毯上，把剛剛的節目在腦子裡又過了一遍。“我要是換種問法，這個地方如果再加一句話，會不會好一些呢？”一坐就是三個小時。“你可以去睡了，下次會更好的。”她對自己說。
困惑還在持續。一年後，她選擇暫時離開，去美國南加州大學做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再回來的時候，她開始了《朗讀者》的籌備。
“你為什麼要做《朗讀者》？你做主持人駕輕就熟，所謂的行業地位也擺在那了。”周圍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來最忠實的觀眾——她的父母。父母的出發點很單純，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樣，他們覺得女兒沒必要在40多歲的年齡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費心力的事情。“我心裡挺難過的，我從浙江到上海，從上海到北京，他們從未有過半句的懷疑或阻攔。”董卿說。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在這些綜藝節目中，我用燦爛的笑容，得體的語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飾喚起了大家的一些記憶，給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經結束了。”董卿這樣告訴周圍的人，她知道是時候開始下一個階段了。
董卿的父親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如今，父親的朋友圈裡有很多當年的同窗，不少新聞從業者。《朗讀者》播出之後，董卿經常會在父親的朋友圈看到鼓勵她的留言。
董卿淚點很低。有天晚上她翻開《朗讀者》嘉賓斯琴高娃的讀本，想到了作家張潔寫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一書，她花了半個小時翻看了書裡的幾個章節，“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嘩啦的，整個人都不好了。”那天夜裡她熬到四點睡覺，第二天錄製，九點她起床化妝，化妝師嚇壞了，“臉沒法看了，眼睛腫得睜不開了。”
“如果這個人物是想打動情點，但我丁點反應都沒有，那肯定是有問題的。”她審片的時候這樣跟大家說。在《朗讀者》的舞臺上，徐靜蕾讀史鐵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靜蕾在臺上哭了，董卿在臺下也聽哭了。
這是一個反感煽情的時代，但是這一次，人們似乎對於這些動情的段落很認同。“眼淚是很寶貴的，但眼淚不是唯一的，我們不能說，哎呦，哭了，節目就成了。”董卿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採訪麥家時，麥家說了很多他跟父親的故事，“那個裂度特別大，一個孩子幾十年不跟他的父親說話，之後他每年都要坐在父親的墳前跟父親講話，把十幾年沒對父親說的話對著泥土說出來。”而經過後期剪輯，最終節目中呈現出的“催淚點”只是錄製當天的百分之三十。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電視製作人，在後期剪輯的時候她需要從參與者的角色切換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員趙文瑄錄製《朗讀者》之前，只在電視上見過董卿，印象比較深的是董卿和劉謙搭檔的魔術節目。錄製當天，他第一次見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貓）帶給他的改變，“不知道怎麼搞得，就哽咽了。”他跟《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以前參加電視節目，也不是沒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談及傷感話題，我從來沒有就範過啊。”他說自己總是刻意迴避太過洶湧的感情流露，那天當董卿坐在他對面時，他自願打開了自己的情感閥門。
《朗讀者》的音樂總監姚謙留意到了董卿在《朗讀者》中細微的眼神變化，“喜歡文藝的人很容易在與別人交流時流露真性情。”姚謙跟董卿接觸後，發現她跟春晚上得體大氣的形象有點出入。“她對文字很敏感。”姚謙說。
《朗讀者》的總導演之一田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大傢俬底下開玩笑說，董卿對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總會敞開心扉去講述。在郎昆看來，嘉賓之所以願意對董卿打開心扉，源於董卿對他們的尊重。“她把對事業的尊重平移到了對嘉賓的尊重。”郎昆說，“ 董卿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是做不到的，現在為什麼能，年代感已經到了。”
跟嘉賓聊天時，董卿總是習慣性地身子往前傾。為了讓她的臉看起來更好看一些，通常這個時候，燈光老師就會舉起大紙板，上面寫著“坐回去”， “有時候說得好不好聽，比臉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
郎昆看《朗讀者》，看董卿採訪徐靜蕾，當時提到奶奶，徐靜蕾說不下去了。看到這兒，郎昆有點緊張，他特別怕董卿繼續追問。董卿當時什麼也沒說，徐靜蕾緩了一下接著講了。“這個時候說什麼都多餘，都沒心沒肺。”他覺得這是一次成功的採訪， 這一幕讓他自然聯想到了倪萍。當年他把倪萍從青島帶到中央電視臺，就是看中了倪萍“和嘉賓同步喜怒哀樂愁驚恐憂”的能力。在這一點上，董卿和倪萍極其相似。
董卿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訪談節目會是她的終極舞臺。她希望跟人們有心靈的交互。“如果你沒辦法體會他人，體會自己，沒辦法認知他人，認知自己，那麼你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實習生劉成碩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刊載於《中國新聞週刊》總第797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