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持修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編年體史學名著。自《史記》《漢書》以後，斷代紀傳體史書越來越流行，也逐漸確立了其作為“正史”的地位。我們通常所謂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等“正史”，無一例外都是紀傳體，而且除了《史記》之外，其他“正史”都是斷代史。但在紀傳體之外，編年體也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體裁，先秦時期的《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編年體史書可以說奠定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但秦漢以後，編年體史書逐漸消沉，難以與紀傳體正史爭鋒。直到北宋時期，《資治通鑑》才重新舉起了中國傳統史學中“編年體”和“通史”這兩面大旗。不得不說，中國傳統史學中編年體之所以能與紀傳體並峙成為兩座高峰，悠久深厚的“通史”傳統之所以能夠形成，《資治通鑑》功不可沒。
若要明白《資治通鑑》的歷史觀，那麼作者出於什麼目的而編撰此書，是不可不知的。知道了撰寫此書的目的，則此書的基本觀念就可得其要領了。如上所述，司馬光之所以編撰《資治通鑑》，最核心、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帝王閱讀，給帝王提供一個瞭解前代歷史的優秀讀本，從而起到“以史為鑑”的效果，司馬光也因此成為讀書人裡的“帝王師”。這樣看來，《資治通鑑》最為根本的歷史觀，還是秉持了中國史學的悠久傳統，把歷史當成是前代善惡行跡的彙總，後人可從中找到各種成敗善惡的範例，並且閱讀之，領會之，運用之，從而學習古人的成功經驗，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轍。總的來說，這是一種實用的“以史為鑑”的歷史觀，所以《資治通鑑》一書特重政治之變遷、制度之沿革、禮樂之興廢，因為這些內容最能體現歷代之興亡成敗，也最易成為善惡的典型。
如果我們往更深一層思考，就會發現《資治通鑑》蘊含著司馬光等史學家更為理想化的一種歷史觀。《資治通鑑》編年起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雖說是為了上接《左傳》，但並沒有和《左傳》完全接續起來。那麼，司馬光為何要以三家分晉作為此書的起點呢？他自己就有很清楚的說明：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司馬光所說的“禮”，就是君臣名分、尊卑之別，也就是一整套的社會秩序。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希望君有君的樣子，臣有臣的樣子，父有父的樣子，子有子的樣子。在儒家所設想的君臣尊卑之社會秩序背後，還有一個更為遠大的道德理想。現實世界中的尊卑秩序，其實就是這個道德理想的具象化。禮樂為道德之器具，群史為六經之延續。後世的禮樂興廢、治亂興衰，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道德秩序在現實世界中的浮沉隱顯。《資治通鑑》歷述周秦漢唐之盛衰，具陳禮樂刑政之興廢，也是為了考察儒家的道德理想在歷史中的實踐過程。
以上所述《資治通鑑》的歷史觀，可能與我們現代人對於歷史的觀念有著相當的距離，但如果要想理解《資治通鑑》，要想理解中國的史學傳統，則這些知識不妨略知一二。拋開這些歷史觀不談，《資治通鑑》考證嚴密，敘事精準，本身也是很值得一讀的史書。
範雲飛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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