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被稱為“新四大發明”的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頗被世人認同，這是一個長國人信心的標誌性說法。當然，能否為今後的歷史學家所公認並載入史冊還有待時日檢驗，但其畢竟發自國際口碑，可觸可及，是實實在在的真事兒。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信息時代可以認為萬物皆媒介。就拿“新四大發明”中的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來講，它們都含有媒介的功能，都直接與互聯網的雙向與多向傳播息息相關。餘下的一項高鐵實際上也是依賴互聯網運行的。如果沒有互聯網的高效與實時的信息溝通，“新四大發明”無以存世。
互聯網背後的使用者，以什麼支撐著“新四大發明”的運行呢？筆者認為，除了基於技術之外，還基於網絡傳播所依託的溝通理念與倫理素養。有了這些理念與素養的支撐，“新四大發明”才有了合適的發展環境，也獲得了運行的底線保障。
虛擬性是“新四大發明”的一個特徵。不同於歷史上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和造紙術這些基於實物的發明，“新四大發明”靠著信用與倫理維繫其間，如果這些似虛卻實的東西一旦崩塌，那麼它的實體功能也就蕩然無存。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人士對我國“新四大發明”的肯定，也是對我國的社會信用與倫理水平的認可。
據《人民日報》6月6日一篇文章中說，哈佛大學的“中國古典倫理和政治理論”課人氣指數，位列全校數千門本科課的前三位，反映了西方學界對中國的關注熱度。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基於的社會土壤，離不開古典倫理，仁義禮智信這些基本信念為廟堂與江湖之共識。那麼，在“新四大發明”產生之際，古典的倫理還在延續，而新的倫理尚未被認為已然成熟。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新時代的倫理必然要與新的技術物質環境相匹配，不能設想離開精神的物質或者離開物質的精神可以單兵獨進以至長存。
媒介即信息，這句話的深刻之處今天更顯其甚。當後人看到共享單車時，就知道它就是一種富含了這個時代的技術和人與人關係的信息承載物，它的存在以無言勝有言。
這麼來看的話，高鐵網購倒票、支付寶失信、共享單車毀損、網購售假等問題，就不再是個別的商務問題，實際上也是“新四大發明”能否延續的社會倫理問題。
（作者系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