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代的五兄弟於老屋前合影。
生產隊長朝東，高高的個子，由於臉黑，顯得牙齒特別的白。眼睛不大但有神。文化不高卻能說會道。
朝東一直到三十大幾，還沒有說上媳婦兒，主要是由於女方一聽說他家有一個癱瘓在床的娘——五奶奶，提出的條件是結婚可以，必須單挑另過，不能帶“零件兒”，也就是不能管老孃。朝東認死理：寧可不結婚，不能丟了娘。他說：“嘛叫‘零件兒’？俺是孃的零件兒。”
最後，終於等來張莊的一位叫秀芬的姑娘，性格爽朗、潑辣，長得也眉是眉、眼是眼的，胸脯鼓鼓的，像是那裡面藏著兩隻咕咕嚕嚕抱窩的鴿子。她說，就是看上朝東不棄老孃這一點了：他愛娘，也會愛我。
的確，朝東結婚後，對秀芬可好啦！聽說每天晚上連洗腳水都幫著她打。秀芬在地裡幹一天活兒，回到家裡，朝東就已給她涼好了白開水……村裡的人們一起幹活時開玩笑，有時就問生產隊長朝東：“隊長，聽說你怕老婆呢！”朝東把眼一瞪：“誰說的？俺能怕老婆嗎？是老婆不怕俺！”
朝東當生產隊長之前，也在村企橡膠廠跑過幾年業務，和馬來嘍相反，他回來報銷差旅費時，除了往返的火車票，坐公交車和餐費都是很少報的。我問過他緣由，他說，走時，背上一提兜乾糧，到城市裡吃飯時，買上一碗菜湯或稀麵條就行了。去哪裡找人，能租個自行車就不坐公交。雖然是公家的錢，但能省一個兒是一個兒的。
村企橡膠廠解散那年，朝東被社員們全票推選為生產隊長。
我高中畢業回到生產隊勞動時，有時也是不大懂事兒，愛犟個死理兒。一次，朝東派我推著手推車去幾公里外的青蘭加工麵粉，那麥子足有三個麻袋，早上很早就去了，中午一直餓著排隊，到天黑時分才磨完回到村裡。
晚飯後，大家仍像往常一樣到生產隊隊部的小屋子裡記工分，我拿出記工本，看著會計給劃上一個“8分”，而挨在我記工分的是本家行叔，他當天是騎著自行車去幾公里外的大神冢村辦事兒的，會計給他記工本上劃上一個“10分”。我一瞅立馬就急了：哎？我推著車子累得連呼歇帶喘的，中午連飯也吃不上，忙活了一整天，才記8分，怎麼行叔騎著自行車，悠哉悠哉地，中午還有人管飯，大半天就回來了，卻記10分呢？人家給我解釋說，你是剛參加勞動的“半勞力”，人家行叔是老社員“整勞力”，這記分標準、待遇就不是一樣的。我立即撅著嘴不高興起來：那不行，我去找隊長評理去。
那會兒，朝東正在家裡刷鍋洗碗，我急匆匆推門就進去了。他聽完我的訴求，笑了：“老三，我問你，你上學時，是年輕老師課程多、講課賣勁兒，還是年老的教師課程多、講課賣勁兒呢？”我一想，當然是年輕老師課程多、講課賣勁兒啦，我們一位剛從衡水師範畢業的女老師講課，兩個嘴角兒積的都是吐沫星子……朝東又說：“可開工資時，年老教師那工資要比年輕老師高的多呀！”我一想，噢，是這麼個理兒，也就噗哧一笑，把撅起的嘴又變得平了。但到臨走，多少還是有點兒鬱悶。
過了不長時間，生產隊裡評定勞動力，類似現在機關單位裡評職稱，聽人說朝東在會上說，人家老三，也滿18歲了，天天頂著苦活累活幹，還兼著糧食現金保管員，挺負責任的，咱不能虧待人家，就按整勞力對待吧！
從那時起，我就掙整勞力——10分工分了，為此，娘在頭一天還給我炒了倆雞蛋獎勵呢！只是沒幹多長時間，我就去了縣上的文化館了。
當兵後第一次探家，我專門帶上玉蘭煙，去見生產隊長朝東，見秀芬正給他肩膀上貼膏藥。他見了我特別高興：“我知道老三回來肯定會來家裡看我！看看人家，到部隊上一年入黨，二年當班長，三年提幹穿上了四個兜，真是前途無量啊！”那天，朝東留我在他家吃的飯，我們倆就著一盤花生米，還有一盤涼拌茄子，喝了一瓶衡水老白乾。三杯酒下肚，朝東的黑臉就變成紅臉了，白牙上沾滿了花生米的皮兒，他嬉笑著說起當初我撅著嘴向他討說法的往事……
有許多年沒有見到朝東了。父母晚年都去了省會石家莊。我偶爾因公途經衡水回趟老家，只是到老屋裡的炕上坐坐、院子裡站站，與在村裡留守的鄉親們——多是些老人、婦女和兒童合個影，就匆匆返回了。有時問起朝東，大家都說他出門了。
許是大前年的一天晚上，家裡的微信群裡，在省委機關工作的五弟發佈消息說：朝東死了，是死於突發車禍！我連忙撥通五弟電話瞭解情況。
原來朝東近年又幹起老本行來，被鄉里一家企業聘為業務推銷員，在去唐山出差時，他為給企業省錢，順路搭乘一輛貨車返回老家，途中司機疲勞駕駛，撞在高速公路的欄杆上，車輛側翻滾進護坡，司機甩出車外當場死亡，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朝東人被壓癟了，腦漿子和血漿流了一車頭……
生產隊長朝東死了，死於當今猛於虎的車禍。
災禍是從來不認好人壞人的。
2017.6.13於北京永定路知行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