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我們有編鐘，有琴瑟和鳴！朱元璋笑了笑：那可都是我賞的~'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韓國影視劇照
因此，到後來元朝滅亡，高麗的確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必再為了滿足元朝王孫貴族們無窮無盡的慾望，而壓榨本國國民了，但對於新起的明朝，他們又尚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是否還會和元朝一樣，要求其連年進攻大量“方物”？還是連戰馬飼料也要由己方提供？
但朱元璋隨之的昭告天下，立馬就獲得了高麗王室方面的好感，我個人認為，只兩句話就足以表明朱元璋有別於元朝統治者對待高麗的態度：
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明太祖實錄》
這一句話，是朱元璋面見高麗使臣張子溫時親口所說，字雖不多，但對朝方釋放出的信號卻非常積極，一是“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這等於直接承認了身為“海外之國”的高麗，與中國享有同等的國家主權，認為高麗也是一個具備獨立主權的國家。
二是“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這句話就更加肯定了高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直安分守己，不失大事之力。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韓國影視劇照
因此，到後來元朝滅亡，高麗的確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必再為了滿足元朝王孫貴族們無窮無盡的慾望，而壓榨本國國民了，但對於新起的明朝，他們又尚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是否還會和元朝一樣，要求其連年進攻大量“方物”？還是連戰馬飼料也要由己方提供？
但朱元璋隨之的昭告天下，立馬就獲得了高麗王室方面的好感，我個人認為，只兩句話就足以表明朱元璋有別於元朝統治者對待高麗的態度：
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明太祖實錄》
這一句話，是朱元璋面見高麗使臣張子溫時親口所說，字雖不多，但對朝方釋放出的信號卻非常積極，一是“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這等於直接承認了身為“海外之國”的高麗，與中國享有同等的國家主權，認為高麗也是一個具備獨立主權的國家。
二是“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這句話就更加肯定了高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直安分守己，不失大事之力。
明太祖·朱元璋
接著朱元璋又說：
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以勢逼人,朕所不為。
一句話，全說明白了，我對待其他國家，是靠誠信，而絕不會“以勢逼人”。
前後兩句話，與蒙古國以及元朝對待高麗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恨不得把千軍萬馬拉到家門口，踩著臉說你必須得給我準備金銀財寶，一個則是要以德服人，以誠信對待，絕不仗勢欺人。
如此，高下立判。
就算高麗使臣張子溫是個傻子，相信他也能明白朱元璋的表態，因此很快就有了前文所引用的那句史料：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韓國影視劇照
因此，到後來元朝滅亡，高麗的確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必再為了滿足元朝王孫貴族們無窮無盡的慾望，而壓榨本國國民了，但對於新起的明朝，他們又尚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是否還會和元朝一樣，要求其連年進攻大量“方物”？還是連戰馬飼料也要由己方提供？
但朱元璋隨之的昭告天下，立馬就獲得了高麗王室方面的好感，我個人認為，只兩句話就足以表明朱元璋有別於元朝統治者對待高麗的態度：
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明太祖實錄》
這一句話，是朱元璋面見高麗使臣張子溫時親口所說，字雖不多，但對朝方釋放出的信號卻非常積極，一是“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這等於直接承認了身為“海外之國”的高麗，與中國享有同等的國家主權，認為高麗也是一個具備獨立主權的國家。
二是“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這句話就更加肯定了高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直安分守己，不失大事之力。
明太祖·朱元璋
接著朱元璋又說：
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以勢逼人,朕所不為。
一句話，全說明白了，我對待其他國家，是靠誠信，而絕不會“以勢逼人”。
前後兩句話，與蒙古國以及元朝對待高麗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恨不得把千軍萬馬拉到家門口，踩著臉說你必須得給我準備金銀財寶，一個則是要以德服人，以誠信對待，絕不仗勢欺人。
如此，高下立判。
就算高麗使臣張子溫是個傻子，相信他也能明白朱元璋的表態，因此很快就有了前文所引用的那句史料：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所展示的“明朝對外關係圖”
自古以來就依附於強大中原政權高麗，能獲得當時的明太祖朱元璋的誠禮對待與認可，結束了長達一百餘年的屈辱附庸，這不僅使得高麗方面主動表達出尊重大明皇帝的態度，更由此體現出一種寬容仁厚的大國風範，而這種對外柔和的政策，最終對高麗以及後來東亞秩序的穩定，包括後世數百年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都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換言之，往常弱小的高麗，通過長期獲得大明政治軍事方面的保護，與先進知識技術等多方面資源支持，如學習中國禮儀，效仿中國封建制度下的官僚體系，在儒學的基礎上發展理學等等，這使得高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得到了發展，衰弱的國勢也得以喘息並扭轉，最終通過一系列諸如幫助制定“禮樂”等文化輸出政策，使得高麗極為認同自身“小中華”的身份，從而臣服於身為“大中華正統”的大明王朝。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韓國影視劇照
因此，到後來元朝滅亡，高麗的確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必再為了滿足元朝王孫貴族們無窮無盡的慾望，而壓榨本國國民了，但對於新起的明朝，他們又尚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是否還會和元朝一樣，要求其連年進攻大量“方物”？還是連戰馬飼料也要由己方提供？
但朱元璋隨之的昭告天下，立馬就獲得了高麗王室方面的好感，我個人認為，只兩句話就足以表明朱元璋有別於元朝統治者對待高麗的態度：
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明太祖實錄》
這一句話，是朱元璋面見高麗使臣張子溫時親口所說，字雖不多，但對朝方釋放出的信號卻非常積極，一是“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這等於直接承認了身為“海外之國”的高麗，與中國享有同等的國家主權，認為高麗也是一個具備獨立主權的國家。
二是“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這句話就更加肯定了高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直安分守己，不失大事之力。
明太祖·朱元璋
接著朱元璋又說：
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以勢逼人,朕所不為。
一句話，全說明白了，我對待其他國家，是靠誠信，而絕不會“以勢逼人”。
前後兩句話，與蒙古國以及元朝對待高麗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恨不得把千軍萬馬拉到家門口，踩著臉說你必須得給我準備金銀財寶，一個則是要以德服人，以誠信對待，絕不仗勢欺人。
如此，高下立判。
就算高麗使臣張子溫是個傻子，相信他也能明白朱元璋的表態，因此很快就有了前文所引用的那句史料：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所展示的“明朝對外關係圖”
自古以來就依附於強大中原政權高麗，能獲得當時的明太祖朱元璋的誠禮對待與認可，結束了長達一百餘年的屈辱附庸，這不僅使得高麗方面主動表達出尊重大明皇帝的態度，更由此體現出一種寬容仁厚的大國風範，而這種對外柔和的政策，最終對高麗以及後來東亞秩序的穩定，包括後世數百年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都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換言之，往常弱小的高麗，通過長期獲得大明政治軍事方面的保護，與先進知識技術等多方面資源支持，如學習中國禮儀，效仿中國封建制度下的官僚體系，在儒學的基礎上發展理學等等，這使得高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得到了發展，衰弱的國勢也得以喘息並扭轉，最終通過一系列諸如幫助制定“禮樂”等文化輸出政策，使得高麗極為認同自身“小中華”的身份，從而臣服於身為“大中華正統”的大明王朝。
這一認同，維持了整整將近三百年的兩國友好外交關係，使明朝很長一段時期內，收穫了周邊睦鄰國家的讚譽與尊重，再對比之前的北元，這一歷史特徵可謂明顯，且十分值得後人反思，我想，現階段我國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基於友好的雙方關係，畢竟在經歷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浮過後，我國人民更為珍惜和平，更加懂得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重要性。
而明朝與高麗之間的朝貢往來，禮樂漢化等歷史事例，也為現代的國際和平局勢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與研究價值，當然，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朝鮮半島深受華夏文化影響與薰陶，其本國文化發展到今，處處都有中華文化的影子，這是不管從歷史角度還是現實角度，均無法否認的關鍵一點。
最後，再說句不那麼題外的題外話，我個人完全認同高麗在歷史上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主權國家，但最為高麗的後代，你硬要說孔子是你們那兒土生土長的人，我第一個不服。
不說別的，如果當初明朝不在關鍵時刻毅然施以援手，只怕整個朝鮮半島，現在都吃著銅鑼燒，張口閉口“八哥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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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作者：錢品聚，瞭解更多歷史與文化趣聞，帶您發現更大的世界~
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一度相當溫和。
這種溫和具體表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上，而輸出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是音樂。
據朝鮮史料記載，自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首次“賜樂”以後，明朝曾多次向高麗輸出樂器與樂譜，而高麗也多次派遣使團來大明求樂。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朝貢
當然，這種文化層面，或者說國與國之間“禮樂”的交流與溝通，均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外交制度上，即高麗作為藩屬國，臣服於作為宗主國的大明，以此換取大明朝在政治層面提供的保護，也正因此，高麗除了連年“納貢”以外，還有一項必須要遵守的協議就是：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有權制定，監管，乃至主導藩屬國高麗的禮樂制度。
編鐘
通俗來說，禮樂屬於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宮廷祭祀所用禮樂，自古皆為朝廷監管，更是至高皇權的身份象徵。
而依附於大明的高麗本身，想要用什麼樣的樂器進行祭祀，王室想要奏什麼樣的宮廷音樂，皆由大明皇帝說了算。
這種特殊的外交制度，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朝貢”，既然高麗向大明尋求政治保護，自然就要付出一定代價，而代價之一，就是同意將本國所屬禮樂，納入大明禮樂的制度與管理體系，而作為藩屬國的高麗，無權自制代表皇權象徵的“祭祀禮樂”，如果要想獲取相關樂器與樂譜，需向大明皇帝提出申請，在獲得明朝皇帝的批准許可後，才能將代表皇權身份的禮樂樂器帶回高麗，並根據明皇帝所賜的樂譜，進行排練演奏。
明代鎏金銅編鐘
我個人認為，這是屬於明朝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一步舉措，目的自然是以此加強中原政權與周邊附屬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同時也是提升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手段。
畢竟靠戰爭贏來的天下，並不能靠戰爭一直維持，硬實力過後，必然得需要軟實力不斷鞏固。
而這種特殊的外交往來，主要體現的歷史特徵有兩點：
第一，通過賜以“禮樂”，來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以及同時期最高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政治影響力，以此為基礎，恢復穩定的東亞秩序。
在戰勝元朝統治者，恢復華夏正統以後，朱元璋曾用鐵腕手段對內部進行了一番大清洗，並在此基礎上得以穩固政權，而等平定內部局勢以後，開始將對外政策逐步提上日程，自古就與中原政權密不可分的高麗，自然就在首要考慮的選擇之內。
一方面，通過加強與高麗之間的政治聯繫，可以有效幫助明朝重建穩定的東亞秩序。
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的文化與經濟輸出，最後作用於自身，為發展國內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簡單來講，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者的過程中，百姓幾經戰火摧殘，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均陷入短暫混亂，乃至停滯不前，而自古以來對周邊國家影響頗深的中原政權混亂，勢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如開國之初的明朝來說，則具備潛在的安全隱患。
打個比方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唐朝開國以前，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東突厥趁此時機在暗中與王世充頻繁聯絡，想要趁著天下大亂的絕佳時機入主中原，坐收漁翁之利，於是李淵任命二子李世民征戰天下的同時，不得不另派長子李建成鎮守蒲州，為的正是防範突厥趁虛而入，甚至等到唐朝開國以後，東突厥仍舊蠢蠢欲動，多次侵犯唐朝邊境，雙方大小摩擦不斷，但等到唐太宗李世民派遣李靖征服東突厥以後，正式建立起東亞以及中亞的新秩序，使國際局勢重新進入穩定，沒了外患，於是唐朝也恢復了安定環境，開始著重發展本國經濟與民生。
同理，展現出華夏正統與同時期最高文明大國的風範，能夠促進周邊國家對於新興政權的認可與尊重，再通過“懷柔”政策不斷施加政治影響力，使周邊國家進一步認可大國的地位，對恢復因中原戰亂而不穩定的東亞秩序極為有利，如此一來就能通過軟實力，消除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患，沒了外患，自然就可在內部局勢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展拳腳，卯足了勁兒發展本國民生，使國家經濟得以迅速復甦。
退一步說，如果高麗想趁朱元璋起義中原大亂的局面起事，以此分一杯羹，也並非沒有可能，位於朝鮮的李氏王朝即使在元朝主要統治者退守漠北後，也一直在不斷觀望，一方面與元朝長達數十年的臣屬關係，使高麗在短暫時間內無法割捨，另一方面因畏懼明朝的強大，而表達出臣服的姿態，然而這種“臣服”並不牢靠，隨時有可能因為北元殘餘政權的從中作梗而崩離瓦解。
如果上升到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高麗這種“兩面討好”的態度，對明朝統治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誰也無法保證，在高麗表面展現出臣服大明的情況下，會否暗中聯合更為緊密的元朝殘餘勢力，對中國北方地區發動入侵，畢竟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始終不曾善罷甘休，也將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儘可能的重奪大權，如果真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趁著明朝內部重建，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當了幾十年小老弟的高麗，聽元朝老大哥一句招呼，就很有可能與大明朝撕破臉，再聯合北元一起反攻大明，屆時即便北元無法完全奪回統治權，但分裂北方一帶地區，壓住大明喉舌，與高麗使勁兒噁心朱元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元末割據勢力圖
這就屬於一種潛在的安全隱患，而朱元璋很清晰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對待高麗，並不能如李世民那般簡單粗暴的動用武力使其臣服，他認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通過展現大國的風範與各方面先進的文明，來提升自身地位，最終使高麗甘願捨棄與北元殘存政權的聯繫，而完全的依附大明，臣服大明。
屆時整個東亞的秩序，就會更加趨於穩定，同時也消除了一部分潛藏於周邊國家的安全隱患。
這種對外溫和，不以武力征服的態度，朱元璋本人曾明確表達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可見於《祖訓錄》（後名《皇明祖訓》）：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而“禮樂”，正是懷柔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與高麗建立起新的朝貢關係，接受高麗納貢的基礎上，大明賜其禮樂，展現華夏正統文化，不斷加強文化的對外輸出，能夠削弱北元殘存政權對於高麗王室的影響，也向高麗王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促進兩國之間的平穩發展，使雙方關係日趨親密穩定，繼而重建穩定的東亞局勢，最終穩固的就是大明朝的國家安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說句粗俗的話，歸根結底，大家打來打去，勞民傷財不說，還傷和氣，倒不如客客氣氣的做鄰居，交朋友，最後實現雙方共贏。
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外交，也是雙方和平發展的首要原則，比直接帶著千軍萬馬一路掃蕩過去，要來得讓人心服口服。
第二，通過輸出“禮樂”等文化，朱元璋展現出寬厚的對外態度，並且表達出希望能將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成為“睦鄰友好，四夷來朝”的美好願景，這種對外思想與前代元朝統治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
朱元璋本人曾親自明言：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明太祖文集·卷七》
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大概就是昭告天下，我朱元璋代元治世，很快高麗國王便入朝納貢，但並非畏懼大明朝的強大武力，而是作為鄰居，心甘情願，自發前來。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這表明在冊封體制的前提下，作為藩屬國的高麗，起碼在表面上認同明朝的大中華正統身份，於是“心悅也”，而這也是朱元璋即位以後，對外一直想要達成的願景，他想遵循古人的傳統，對待外邦採取懷柔乃至遠柔的政策，而不是如元朝那般，以強硬武力介入別國政權，並以鐵腕手段輔之高壓政策對別國進行控制，而是像“做朋友”一樣，與鄰國維持友好和平的睦鄰關係，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這種對待高麗的寬厚態度，是過往將近一百多年內所不曾有過的，雖然早在蒙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蒙古國就和高麗確定了正式的朝貢關係，但之後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不斷索要鉅額貢品，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相威脅，導致李氏王朝對待蒙古國的態度一度非常牴觸，但礙於蒙古國異常強大的武力，弱小的高麗只得無奈屈服，隨著朝貢金額一次比一次巨大且次數越來越頻繁，高麗內部的國力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阻礙，乃至到後來，高麗甚至成為了蒙古國的軍需庫，不止貴重物品，就連軍需裝備，大汗只要一句話，要糧食就給糧食，要戰馬就給戰馬，甚至就連喂戰馬的飼料，也要高麗提供。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這段記載，是高麗本國的史料，作者為朝鮮李朝史官——鄭麟趾，大概記錄了當時向蒙古方面一共提供了多少匹戰馬，以及每匹戰馬還要額外提供多少升糧食，到最後的兩句話，就更是令人唏噓：
“然則小邦百姓飢困”。
可想而知，在高麗本國百姓仍處於飢困的時候，卻還要幫元朝提供戰馬，並且還要提供足夠馬吃飽的飼料，這對於高麗國的百姓來說，幾乎相當於壓榨，更是一場災難。
直到後來忽必烈在大汗之爭中贏得王位，建立起元朝，這種近乎於壓榨的高壓政策，才得以改善，然而所謂的改善，我個人認為還不如之前的高壓，因為之前只是索要物質，說難聽的就是不給就打你，某種程度上來說，兩國的國家主權還是相互對等的，即使高麗弱小，但仍然屬於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自從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以後，隨著高麗元宗主動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欣然同意，便開始將元朝王室之女陸續嫁入高麗，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由於高麗本國不論武力等各方面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均與元朝相差巨大，導致聯姻嫁到高麗的元朝公主，比實際的高麗國王的權力還要大，而從政治聯姻的角度來說，元世祖就成為了高麗國王的岳父，高麗國王就成為了元朝的駙馬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間接就導致高麗由朝貢關係中的藩屬國，淪為了元朝的附庸國，某種意義上，說成是求榮也不為過。
一言以蔽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極其不對等。
正因此，高麗本國要想實施並制定某項國家大計，沒有元世祖的許可，一樣屬於空談，而高麗國王的接班人，又必須得是與元朝公主所生的“世子”才能繼任，也就是說如果高麗國王某天心血來潮，跟宮女私通生下一個孩子，到最後排除萬難把他撫養成人，想要冊立為接班人，但只要跟元朝一彙報，元帝就倆字兒：不行。
這就更導致高麗國王雖然名義上是“國王”，但實際上卻相當於元朝的“地方官”，說是為元朝代管高麗，也不為過，而最初蒙古國在高麗準備設置徵東行省，就是最好的佐證，想以此舉直接證明高麗在政治意義上，是屬於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完全沒有國家主權可言，雖然後來經過高麗方面的種種努力，最終使得蒙古國讓步，徵東行省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但如果蒙古國一再堅持設立徵東行省，我個人相信就算高麗舉國之力，自然也是無法違背蒙古鐵蹄的意願。
誠然，這一切惡果，都是因為高麗元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做出的選擇，他在請求聯姻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不在於高麗國家的未來發展，而是想要維持住自身家族的統治，不然元朝鐵蹄殺到，被壓榨多年的高麗，勢必就要改朝換代了。
於是，結合上述種種外在因素，高麗在強大的蒙古國以及元朝統治期間，經受了各種高壓政策與鐵腕的統治手段，使得高麗本身喪失了一定的國家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位，我個人絕不相信高麗百姓會對此毫不反感，用腳後跟也能想到，在高麗本國內，民意與統治階級之間勢必暗藏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只能通過鎮壓與元朝的幫助來進行平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矛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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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後來元朝滅亡，高麗的確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必再為了滿足元朝王孫貴族們無窮無盡的慾望，而壓榨本國國民了，但對於新起的明朝，他們又尚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是否還會和元朝一樣，要求其連年進攻大量“方物”？還是連戰馬飼料也要由己方提供？
但朱元璋隨之的昭告天下，立馬就獲得了高麗王室方面的好感，我個人認為，只兩句話就足以表明朱元璋有別於元朝統治者對待高麗的態度：
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明太祖實錄》
這一句話，是朱元璋面見高麗使臣張子溫時親口所說，字雖不多，但對朝方釋放出的信號卻非常積極，一是“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這等於直接承認了身為“海外之國”的高麗，與中國享有同等的國家主權，認為高麗也是一個具備獨立主權的國家。
二是“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這句話就更加肯定了高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一直安分守己，不失大事之力。
明太祖·朱元璋
接著朱元璋又說：
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以勢逼人,朕所不為。
一句話，全說明白了，我對待其他國家，是靠誠信，而絕不會“以勢逼人”。
前後兩句話，與蒙古國以及元朝對待高麗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是恨不得把千軍萬馬拉到家門口，踩著臉說你必須得給我準備金銀財寶，一個則是要以德服人，以誠信對待，絕不仗勢欺人。
如此，高下立判。
就算高麗使臣張子溫是個傻子，相信他也能明白朱元璋的表態，因此很快就有了前文所引用的那句史料：
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所展示的“明朝對外關係圖”
自古以來就依附於強大中原政權高麗，能獲得當時的明太祖朱元璋的誠禮對待與認可，結束了長達一百餘年的屈辱附庸，這不僅使得高麗方面主動表達出尊重大明皇帝的態度，更由此體現出一種寬容仁厚的大國風範，而這種對外柔和的政策，最終對高麗以及後來東亞秩序的穩定，包括後世數百年形成以“漢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都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換言之，往常弱小的高麗，通過長期獲得大明政治軍事方面的保護，與先進知識技術等多方面資源支持，如學習中國禮儀，效仿中國封建制度下的官僚體系，在儒學的基礎上發展理學等等，這使得高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得到了發展，衰弱的國勢也得以喘息並扭轉，最終通過一系列諸如幫助制定“禮樂”等文化輸出政策，使得高麗極為認同自身“小中華”的身份，從而臣服於身為“大中華正統”的大明王朝。
這一認同，維持了整整將近三百年的兩國友好外交關係，使明朝很長一段時期內，收穫了周邊睦鄰國家的讚譽與尊重，再對比之前的北元，這一歷史特徵可謂明顯，且十分值得後人反思，我想，現階段我國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基於友好的雙方關係，畢竟在經歷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浮過後，我國人民更為珍惜和平，更加懂得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重要性。
而明朝與高麗之間的朝貢往來，禮樂漢化等歷史事例，也為現代的國際和平局勢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與研究價值，當然，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朝鮮半島深受華夏文化影響與薰陶，其本國文化發展到今，處處都有中華文化的影子，這是不管從歷史角度還是現實角度，均無法否認的關鍵一點。
最後，再說句不那麼題外的題外話，我個人完全認同高麗在歷史上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主權國家，但最為高麗的後代，你硬要說孔子是你們那兒土生土長的人，我第一個不服。
不說別的，如果當初明朝不在關鍵時刻毅然施以援手，只怕整個朝鮮半島，現在都吃著銅鑼燒，張口閉口“八哥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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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高麗史·樂志》：太祖皇帝賜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架、笙、簫、琴、瑟、排簫一。
《祖訓錄》：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
《明太祖文集·卷七》：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
《高麗史·世家卷二十七》：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十一》：自古天下有中國, 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十一》：朕待諸番國務以誠信。以勢逼人,朕所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