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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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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 勿食我黍

朱學勤:小凱的囑託與我的交待

朱學勤,復旦大學歷史系史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今天(注:2014年7月5日)是大家們聚會,我這樣一個經濟學的外行說點外行話。

有緣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主要是(因為)楊小凱的關係。

這話要從1968年小凱的成名作——署名楊曦光的那篇《中國向何處去》——說起。現在這篇文章已經收進關於“文革”歷史研究的資料。小凱對這篇文章也是(有)一個反思的態度。這樣的反思讓我比較佩服,但這篇文章本身在歷史上留下的軌跡不是簡單能夠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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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 勿食我黍

朱學勤:小凱的囑託與我的交待

朱學勤,復旦大學歷史系史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今天(注:2014年7月5日)是大家們聚會,我這樣一個經濟學的外行說點外行話。

有緣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主要是(因為)楊小凱的關係。

這話要從1968年小凱的成名作——署名楊曦光的那篇《中國向何處去》——說起。現在這篇文章已經收進關於“文革”歷史研究的資料。小凱對這篇文章也是(有)一個反思的態度。這樣的反思讓我比較佩服,但這篇文章本身在歷史上留下的軌跡不是簡單能夠抹去的。

朱學勤:小凱的囑託與我的交待

2001年,在楊小凱先生的墨爾本家中。吳小娟、楊小凱、朱學勤、曲子齡、張永生


走出“文革”

我和小凱相識得很晚,1997年冬天見的面。這時候他在哈佛大學做訪問,我也正好在哈佛大學做訪問。我們神交很久。我一直想找機會去看他,結果他主動找上門來了。我一直記得那個風雪瀰漫的冬天,有一個非常謙和的人敲門,進來。我第一句話說:“你是小凱嗎?”他說:“是,是,我就是。”

以後我們在波士頓經常往來,談了很多問題。我只講一件小事。有一次,從中國大陸出去了一位同人,邀請我們兩個人見面。那個朋友——我們今天也可以說啦,沒關係——就是“文革”後期在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974年在廣州出現的那個《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這張大字報的作者,王希哲。

我們兩個人跟他見面,這就看得出,同樣從“文革”的叛逆思潮走出來的人,最後有沒有反思能走到多遠。

王希哲見到我們,首先問我,你“文革”當中經歷如何?我說,“文革”的時候我還小,不過是一個觀眾。他又問,“文革”的時候你在群眾組織當中擔任什麼職務?我說,什麼職務都沒有。他就覺得沒什麼話可說的了。

他就找楊小凱。他說得也非常坦率。這一代人都有這一代人的可愛之處。他第一句話就說:“小凱啊,我喜歡你‘文革’當中的文章,不喜歡(你)現在的文章,現在的文章沒有戰鬥力。”

我當時一聽就傻了。這是什麼話啊。我剛剛講了,“文革”當中的文章,小凱已經經過反思,後來已經非常成熟。實際上,小凱後面的文章,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公共領域,價值遠遠超過了“文革”時的水平。結果,這哥們兒反其道而行之。他說,你現在的文章是溫吞水。

小凱是非常謙虛的人,聽到第二段話也沒有反駁。他就對我笑了一下。我們就沉默了。最後,一出來,小凱就嘆了一口氣說,“文革”當中出來,我們這一代多好——大多數人凍結在這個時代,成了那個時代的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走出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二件事。當初,小凱和另一個很出名的人士一起(從中國)出來,記者都包圍了他們,後來他們走上了不太相同的道路。那個朋友當年是(有)哈佛大學博士學歷(的),結果他放棄了哈佛大學這邊的學位,去公共領域做策劃。小凱——我知道——沒有放棄他公共領域裡面的關懷。但他一頭扎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念博士學位,(拿了)博士學位再出來,就走上了一條剛剛前面那個朋友完全不同的道路,做的貢獻也不一樣。

我問他:“小凱啊,當初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思想意識?你完全有可能像那個朋友一樣,走向後來眾人皆知的這條道路。”

對小凱的回答,我感觸非常深。後來我把這一段東西在大陸的思想雜誌當中轉述了出來。

小凱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他說,我們反對那種職業革命家搞的這種極端政治,但是我們應該用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裡面站得住腳的經驗,建立一個公信力國家。我們爭取民主,爭取法制,爭取憲政,但我們都有自己正當的職業,並不是只剩下職業革命家。怎麼建立這個公信力呢?要以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專業來建立。哪怕你是一個牙醫,哪怕你是一個記者,甚至是一個鞋匠,都要用你自己專業領域裡面的建樹來說服人,來建立公信力。否則的話,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我們就跟上一代的職業革命家一樣,跑到國外就是吃政治飯,吃革命飯,回去還是成為第二代職業革命家,以第二代職業革命家來取代第一代職業革命家。這歷史有什麼進步?

所以當時他就決定避開傳媒,一屁股扎到普林斯頓大學去,以專業的經濟學家的公信力來爭取我們在公共領域應該爭取的權利。這才能和之前的那種極端政治區別開來。

那時候他剛剛到美國,1983年就這樣看問題了。

楊小凱遺囑的刊發

我作為他經濟學界之外的摯友,完成了他的一些囑託,但也留下了一些遺憾。

我完成了一件囑託……小娟(楊小凱的妻子)知道的。十幾年前,小娟他們到上海來,到我家住。

你(注:指楊小凱妻子)說小凱關照我,(要我)轉告學生,有機會讓他的遺囑在大陸的雜誌發出來,這是個很艱難的事。正好,你走了以後,我有了一個機會。

2004年,《南方人物週刊》創刊,他們邀請我寫一年專欄,幫他們建立影響。我答應了。但我答應的條件只有一個。

我說,我寫一年的專欄,但是最後一期一定是我紀念楊小凱的文章,而且我以紀念楊小凱文章的形式發出他的臨終遺囑。你們答不答應?如果不答應,我第一篇就不寫了。後來他們就答應了。

這樣,我從年初寫到年終。他們兌現了,終於把小凱的遺囑全文登了出來。

所以,今天,小娟在這裡,我也向小娟有一個交代。當年小娟交代我的事,小凱轉告我的……

我說,念著亡友的作品,那真像魯迅講的,捏著一團火,你發不出來,他整天燒著你……

“找到”劉鳳翔

我還沒完成小凱沒有交代但我相信他希望我做的……能夠做成,他會很高興的。大家都記得小凱的著作《牛#鬼@蛇@神#錄》,裡面講到他被捕入獄,黑咕隆咚,(被)推進一間房子……一進去,有個老人蜷縮在角落裡,抬起頭來對小凱說了一句,你是楊曦光吧。他大吃一驚,“你怎麼知道我是楊曦光?”老人說:“我算算你也該進來了。”

同時,這個老人對他進行啟蒙,就是,你們不應該再沉浸在法國革命、歐洲革命這樣一條紅色極端的思想光圈裡面,應該去學英國史,學經濟史,學高等數學,你要成為一個經濟學家。這個老人就是著名的原《新湖南報》總編,1957年打成“右派”的劉鳳翔。

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裡面花很大篇幅講了劉鳳翔對他的啟蒙。小凱寫得極樸素,但非常有鏡頭感。算算你也該進來了,然後開始徹夜長談……這個劉鳳翔一直沒見天日……被槍斃了。劉鳳翔(的事)從此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人過問。

有個很偶然的機會,我把劉鳳翔怎麼啟蒙楊小凱這個故事告訴了《南方週末》的一位記者。這個年輕記者是個有心人。講完了,我以為就完了,結果他記在心裡面,記住這兩個名字了。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來一個長途電話,他說,朱老師,我找到劉鳳翔了,我大吃一驚,我說“你怎麼找到劉鳳翔了?”他說,你告訴我劉鳳翔和楊小凱的故事,我好幾天沒睡著,我就記得他。

過了一年,他到湖南省高等法院去採訪一個案子,就借這個機會向管理人員要來劉鳳翔的卷宗,一頁一頁地看。他當時的一個想法是什麼呢?他想,等我把他看完,然後跟我要處理的那個案子的卷宗一起復印出來,劉鳳翔的事蹟就可以重見天日。他說,我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等到我最後一天要複印這個東西的時候……一頁都不能複印。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這個記者幸虧是個有心人。他看到了劉鳳翔的那張照片,很慘,肯定是進監獄第一天。是個囚犯的造型,穿著一箇中國農民式的老棉襖,面無人色,長頭髮。他把這張照片從卷宗上面撕了下來,悄悄帶出來了。

那天他很興奮!找到了劉鳳翔了!看到他照片了!把他照片帶出來了!

我說,哎呀,太好了!小凱在天之靈就會為此欣慰了。

這個照片千轉萬轉,又有很多曲折。後來,我終於把這張照片拿到手,交給上海一個著名的畫家。他在創作大型的史詩般的油畫,叫“審判‘四#人¥幫’”。他主要不是說“四#人¥幫”,而是說“文革”造成了多少人間冤獄。能夠找到受迫害的人,他都千方百計找,把肖像一張一張地畫出來,畫了1200個人頭啊。劉鳳翔的故事我跟他講過,他有印象。他就想把劉鳳翔畫出來。

我相信劉鳳翔這樣的先烈人物不會被歷史埋沒的。他終於見了天日了。我想這件事情我對小凱有一個交待。雖然他沒有交代我(做),但是我能交待他了。

《牛#鬼@蛇@神#錄》的遺憾

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我對小凱抱有終生遺憾。

小凱跟我說過,你(小娟)也轉告過我,“學勤啊,有什麼辦法把《牛#鬼@蛇@神#錄》出一個大陸版。”

從那以後,十幾年,我大概接觸了十幾家出版社,拿過去看了複印稿都說好,三下兩下最後就拿回來……所以,一直到現,小凱最重要的經濟學之外的著作,中國大陸沒有出版。

我覺得很對不起小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亡友傳給我手裡的這團火,我還沒有把他變成現實。這是今天我們有心紀念小凱的時候,我覺得終生遺憾、對不起小凱的地方。

我講到這裡。謝謝大家,讓我們為小凱的在天之靈乾一杯。

(本文根據朱學勤教授2014年7月5日在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主辦的紀念楊小凱逝世十週年追思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標題為澎湃記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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