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範（1905-1996），曾用名屏安，上海金山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後，曾任郵電部部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第七至九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國集郵協會名譽會長、中國職工對外交流中心名譽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等職。民革第一、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七屆中央主席，第八屆中央名譽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朱學範（1905-1996），曾用名屏安，上海金山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後，曾任郵電部部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第七至九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國集郵協會名譽會長、中國職工對外交流中心名譽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等職。民革第一、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七屆中央主席，第八屆中央名譽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9月，就在新政協召開前夕的一個晚上，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陳雲來到北京飯店，看望參加政協籌備會議的朱學範。陳雲告訴朱學範：中共中央經過研究，希望朱學範在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裡擔任郵電部部長。聽到這個消息，朱學範很是吃驚，當即謙辭：自己是一名黨外人士，不是共產黨員，且年紀只有44歲，這麼重要的位置應該由一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員來擔任比較好。陳雲說：你是郵工出身，懂郵政業務，你在1936年就去蘇聯考察過郵電建設，這件事中央已經定了，請你不要推辭。一個月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正式任命民革黨員朱學範為政務院郵電部部長。年輕的朱學範由此成為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部長。
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
幫助解放區工會走向世界舞臺
抗戰時期，朱學範曾在國內籌備發起一個名為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組織，希望能夠聯合全國工人力量統一抗日，使工會成為社會上的一股強大力量。倡議得到了各級工會的積極響應，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也給予積極迴應，但國民黨當局卻並不支持。根據當時國民黨政府頒佈的《工會法》規定，中國不允許建立全國性的總工會，籌備工作最終失敗，朱學範深感失望，也從中看到了國民黨對待工人的真正態度。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世界工會運動面臨著如何實現統一和如何對待戰後世界的重大問題，決定於當年9月在巴黎舉行世界工會大會，成立世界工會聯合會。6月，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給朱學範發電報，表達解放區職工聯合會能夠派出自己的代表與朱學範所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共同出席當年9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的願望。朱學範當即赴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表明同意解放區工會請求的態度。9月，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之際，周恩來又與朱學範當面詳談了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問題。周恩來還在談話後給朱學範寫了封信，再次表明“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頗願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勞動協會”，“該籌備會及陝甘寧邊區職工聯合會亦願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職工大會之代表董必武、鄧發、章漢夫3人蔘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使之成為中國統一的職工代表團。”朱學範在與周恩來的談話和來信裡，深切地感覺到與解放區工會代表組成中國工會統一代表團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於是，朱學範決心去爭取實現這一目標。
不久，朱學範又在重慶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向朱學範講述了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深刻闡述了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各項主張，並對中國勞協籌備與解放區工會團結合作、共同開展國際活動給予肯定。他用鄭重的語氣對朱學範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們。”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中，朱學范增強了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奮鬥的決心和信心。通過與國民黨當局不斷據理力爭，國民黨迫於國內外形勢和輿論的壓力，最終同意讓中共黨員鄧發參加中國勞協代表團。國民黨當局對解放區工會組織的封鎖就此被打破。
在朱學範的幫助下，鄧發成功出席了當年9月至10月間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二人攜手步入大會會場，各國工會代表熱烈鼓掌以示歡迎。朱學範讓鄧發在會上代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發言，以便讓世界各國工會代表全面瞭解中國解放區工人的鬥爭和生活狀況。鄧發向全世界工人階級介紹了中國工會的八項主張，表達了中共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的堅強意志，並表達了要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狀況、爭取工會權利的強烈意願，這受到世界各國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在這次會議上，朱學範當選為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鄧發當選為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委員、理事會理事，中共黨員劉寧一當選為世界工聯候補理事。會後，鄧發向朱學範表示，此次中國勞動協會同解放區工會組織的代表團一同出席世界職工大會，不僅是在形式上向世界各國工人表示了中國工人的團結，“而且由此奠定了中國職工團結統一的基礎”。
朱學範幫助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工會走向了世界舞臺，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則對朱學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段真誠合作、並肩戰鬥的經歷對朱學範在其後工人運動中堅持團結統一、堅持國共合作、反對破壞工人團結運動、反對阻撓國共合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朱學範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作出了選擇，自覺走上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
投身反內戰反獨裁鬥爭
參與民革創建
解放戰爭時期，除了投身工人運動，朱學範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內戰、反獨裁的國內民主運動中，參與創建了民主黨派之一的民革，成為一名民主黨派人士。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由於朱學範是國內勞工界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當局極力拉攏他參加國民大會，並要求朱學範把解放區工會從中國勞動協會中排擠出去。朱學範經過認真考慮，毅然決定不參加會議，並離開上海到達香港，還發表了一份公開反對國民黨當局反共、反對國民黨當局排斥解放區工會出中國勞動協會的聲明，表明他決心與國民黨當局分道揚鑣。
國民黨當局派出特務到香港對他進行暗害，使其遭遇“車禍”受傷住院。為了打壓朱學範，破壞他在國際上的聲譽，國民黨當局還開除了朱學範的國民黨黨籍，吊銷了他的護照，給他扣上“貪汙美援”的罪名，進行通緝。身在艱難處境中的朱學範，得到來自國內外各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有力聲援與支持，朱學範更加增強了與國民黨當局決裂的決心和勇氣，並繼續為爭取民主、為維護中國工人運動的團結統一而鬥爭。
在香港期間，朱學範會見了中共華南局負責人，還同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與何香凝、李濟深等著名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密切接觸。朱學範想，如果能把這些同樣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渴望民主與和平的國民黨愛國軍政人員組織起來，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對這場鬥爭將更為有利，而自己則可以利用在勞工方面的影響，追隨李濟深、何香凝等國民黨民主人士一起奮鬥，並積極推動勞工方面的合作，共同進行鬥爭。於是他投身參與到民革的籌備組織工作中，積極聯絡各方，做了很多工作。
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宣佈成立。朱學範因去巴黎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未能參加成立大會，但仍被選為常務委員，並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注：由於朱學範不在國內，組織工作實際由副主任委員陳汝棠負責）。朱學範在倫敦得知民革成立的消息後，立即發電報表示祝賀。並於1948年1月8日在倫敦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首次使用“愛國統一戰線”一詞，號召全國工人採取有效行動進行鬥爭，擁護消滅蔣政權的民主革命運動，擁護土地改革，擁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反對美國政府的魏德邁計劃及馬歇爾計劃。1月12日，朱學範還以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向世界工聯執行局送交提案，要求世界工聯採取措施反對馬歇爾計劃。
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參與新中國建立
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1948年2月28日，朱學範在劉寧一等人陪同下取道蘇聯回國，來到哈爾濱，進入東北解放區，受到了李立三等人的熱烈歡迎。那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開始戰略反攻，但兩黨軍隊的戰鬥依然激烈，究竟誰勝誰敗形勢並不明朗。所以表明立場，統一民革全黨尤其是領導人的認識，變得越來越重要。
到達解放區的第二天，朱學範向毛澤東、周恩來發出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並擁護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中國共產黨並肩作戰，參加偉大的革命鬥爭。李濟深後來稱讚這份電報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領導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電報。很快，毛澤東和周恩來向他發來覆電表示熱烈歡迎，對他能夠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奮鬥表示佩慰。接到覆電的朱學範感到鼓舞和欣慰，心情愉快，他對《東北日報》記者堅定地表示：“中國內受蔣賊外受美帝雙層壓迫的各民族、各階層及各種職業的人民，只有在中共及毛主席領導之下，方能完成徹底解放自己的歷史偉業。”“在反蔣的鬥爭中，絕無中間路線可循。”“今後願在毛主席指導之下，與解放區軍民一道，為粉碎蔣政權，解放全國人民而奮鬥到底。”香港《華商報》刊登了《東北日報》這篇對朱學範的採訪報道，在香港的民革同志受到積極影響，思想上產生了很大觸動。
為了瞭解解放區的情況，朱學範先後到東北多地的農村、工廠、煤礦參觀學習。他在綏化縣住了10天，又到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參觀考察煤礦、發電廠等輕重工業生產。東北資源豐富，但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軍大舉破壞，生產陷入停頓。解放區軍民在短時間內就將受損的工廠修復起來投入生產，產量比日據時期還多。工廠幹部大都來自於工人，他們與工人共同勞動生產，工人的勞動熱情高漲，為支援全國解放而積極投入生產。朱學範還到農村考察了當地農民生產、生活情況：農民有土地、房子、牲口，有副業生產，農村的各類生產生活都是農會在負責，幹部都是用民主方式選出來的，根本看不見地主壓迫農民的現象。這樣的生產生活場景與國統區裡工人農民被壓迫的境遇（如徵兵、徵稅）完全不同。對比如此強烈，朱學範不得不心生感慨：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8年4月30日，朱學範在哈爾濱看到了中共中央為紀念五一勞動節而發佈的“五一口號”，表示完全擁護贊同。8月1日，朱學範出席了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此次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實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大團結，中國勞動協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總工會，這正是朱學範長期以來為之不斷奮鬥的目標與夙願，朱學範在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會後，中國以統一團結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入世界工聯，這是對世界工聯的極大支持，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
1948年10月，隨著香港北上的民主黨派人士陸續到達東北，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始進行，從而揭開了民主黨派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歷史新篇章。朱學範也投身到這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工作之中。朱學範代表民革與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等人就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對一些重要事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新政協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必須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朱學範等7人還提議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將“平津教授”改為“全國教授”；將“南洋華僑民主人士”改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列為一個單位。這些意見幾乎全部為中共中央所採納。
1949年2月25日，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陪同下，朱學範等35名民主人士從瀋陽來到北平，受到熱烈歡迎。隨後，他參加了為迎接上海解放的經濟問題座談會，結合自身的經驗就勞資問題發言；還積極投入到起草共同綱領小組的繁重工作中。也就在這時，鑑於朱學範的經歷與影響，中共中央決定由他出任郵電部部長一職，主政新中國的郵電事業。10月1日，朱學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朱學範的人生如同整個中國歷史一樣，翻開了新的一頁。與此同時，這樣的翻頁也宣告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在經歷了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偉大變革中，朱學範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歸宿。40年後，朱學範當選民革中央主席。80多歲的他依然反覆告誡民革全黨，一定要真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承和發揚民革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的優良傳統：“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
朱學範（1905-1996），曾用名屏安，上海金山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後，曾任郵電部部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第七至九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國集郵協會名譽會長、中國職工對外交流中心名譽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等職。民革第一、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七屆中央主席，第八屆中央名譽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9月，就在新政協召開前夕的一個晚上，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陳雲來到北京飯店，看望參加政協籌備會議的朱學範。陳雲告訴朱學範：中共中央經過研究，希望朱學範在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裡擔任郵電部部長。聽到這個消息，朱學範很是吃驚，當即謙辭：自己是一名黨外人士，不是共產黨員，且年紀只有44歲，這麼重要的位置應該由一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員來擔任比較好。陳雲說：你是郵工出身，懂郵政業務，你在1936年就去蘇聯考察過郵電建設，這件事中央已經定了，請你不要推辭。一個月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正式任命民革黨員朱學範為政務院郵電部部長。年輕的朱學範由此成為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部長。
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
幫助解放區工會走向世界舞臺
抗戰時期，朱學範曾在國內籌備發起一個名為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組織，希望能夠聯合全國工人力量統一抗日，使工會成為社會上的一股強大力量。倡議得到了各級工會的積極響應，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也給予積極迴應，但國民黨當局卻並不支持。根據當時國民黨政府頒佈的《工會法》規定，中國不允許建立全國性的總工會，籌備工作最終失敗，朱學範深感失望，也從中看到了國民黨對待工人的真正態度。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世界工會運動面臨著如何實現統一和如何對待戰後世界的重大問題，決定於當年9月在巴黎舉行世界工會大會，成立世界工會聯合會。6月，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給朱學範發電報，表達解放區職工聯合會能夠派出自己的代表與朱學範所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共同出席當年9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的願望。朱學範當即赴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表明同意解放區工會請求的態度。9月，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之際，周恩來又與朱學範當面詳談了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問題。周恩來還在談話後給朱學範寫了封信，再次表明“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頗願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勞動協會”，“該籌備會及陝甘寧邊區職工聯合會亦願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職工大會之代表董必武、鄧發、章漢夫3人蔘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使之成為中國統一的職工代表團。”朱學範在與周恩來的談話和來信裡，深切地感覺到與解放區工會代表組成中國工會統一代表團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於是，朱學範決心去爭取實現這一目標。
不久，朱學範又在重慶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向朱學範講述了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深刻闡述了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各項主張，並對中國勞協籌備與解放區工會團結合作、共同開展國際活動給予肯定。他用鄭重的語氣對朱學範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們。”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中，朱學范增強了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奮鬥的決心和信心。通過與國民黨當局不斷據理力爭，國民黨迫於國內外形勢和輿論的壓力，最終同意讓中共黨員鄧發參加中國勞協代表團。國民黨當局對解放區工會組織的封鎖就此被打破。
在朱學範的幫助下，鄧發成功出席了當年9月至10月間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二人攜手步入大會會場，各國工會代表熱烈鼓掌以示歡迎。朱學範讓鄧發在會上代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發言，以便讓世界各國工會代表全面瞭解中國解放區工人的鬥爭和生活狀況。鄧發向全世界工人階級介紹了中國工會的八項主張，表達了中共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的堅強意志，並表達了要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狀況、爭取工會權利的強烈意願，這受到世界各國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在這次會議上，朱學範當選為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鄧發當選為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委員、理事會理事，中共黨員劉寧一當選為世界工聯候補理事。會後，鄧發向朱學範表示，此次中國勞動協會同解放區工會組織的代表團一同出席世界職工大會，不僅是在形式上向世界各國工人表示了中國工人的團結，“而且由此奠定了中國職工團結統一的基礎”。
朱學範幫助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工會走向了世界舞臺，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則對朱學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段真誠合作、並肩戰鬥的經歷對朱學範在其後工人運動中堅持團結統一、堅持國共合作、反對破壞工人團結運動、反對阻撓國共合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朱學範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作出了選擇，自覺走上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
投身反內戰反獨裁鬥爭
參與民革創建
解放戰爭時期，除了投身工人運動，朱學範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內戰、反獨裁的國內民主運動中，參與創建了民主黨派之一的民革，成為一名民主黨派人士。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由於朱學範是國內勞工界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當局極力拉攏他參加國民大會，並要求朱學範把解放區工會從中國勞動協會中排擠出去。朱學範經過認真考慮，毅然決定不參加會議，並離開上海到達香港，還發表了一份公開反對國民黨當局反共、反對國民黨當局排斥解放區工會出中國勞動協會的聲明，表明他決心與國民黨當局分道揚鑣。
國民黨當局派出特務到香港對他進行暗害，使其遭遇“車禍”受傷住院。為了打壓朱學範，破壞他在國際上的聲譽，國民黨當局還開除了朱學範的國民黨黨籍，吊銷了他的護照，給他扣上“貪汙美援”的罪名，進行通緝。身在艱難處境中的朱學範，得到來自國內外各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有力聲援與支持，朱學範更加增強了與國民黨當局決裂的決心和勇氣，並繼續為爭取民主、為維護中國工人運動的團結統一而鬥爭。
在香港期間，朱學範會見了中共華南局負責人，還同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與何香凝、李濟深等著名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密切接觸。朱學範想，如果能把這些同樣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渴望民主與和平的國民黨愛國軍政人員組織起來，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對這場鬥爭將更為有利，而自己則可以利用在勞工方面的影響，追隨李濟深、何香凝等國民黨民主人士一起奮鬥，並積極推動勞工方面的合作，共同進行鬥爭。於是他投身參與到民革的籌備組織工作中，積極聯絡各方，做了很多工作。
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宣佈成立。朱學範因去巴黎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未能參加成立大會，但仍被選為常務委員，並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注：由於朱學範不在國內，組織工作實際由副主任委員陳汝棠負責）。朱學範在倫敦得知民革成立的消息後，立即發電報表示祝賀。並於1948年1月8日在倫敦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首次使用“愛國統一戰線”一詞，號召全國工人採取有效行動進行鬥爭，擁護消滅蔣政權的民主革命運動，擁護土地改革，擁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反對美國政府的魏德邁計劃及馬歇爾計劃。1月12日，朱學範還以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向世界工聯執行局送交提案，要求世界工聯採取措施反對馬歇爾計劃。
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參與新中國建立
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1948年2月28日，朱學範在劉寧一等人陪同下取道蘇聯回國，來到哈爾濱，進入東北解放區，受到了李立三等人的熱烈歡迎。那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開始戰略反攻，但兩黨軍隊的戰鬥依然激烈，究竟誰勝誰敗形勢並不明朗。所以表明立場，統一民革全黨尤其是領導人的認識，變得越來越重要。
到達解放區的第二天，朱學範向毛澤東、周恩來發出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並擁護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中國共產黨並肩作戰，參加偉大的革命鬥爭。李濟深後來稱讚這份電報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領導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電報。很快，毛澤東和周恩來向他發來覆電表示熱烈歡迎，對他能夠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奮鬥表示佩慰。接到覆電的朱學範感到鼓舞和欣慰，心情愉快，他對《東北日報》記者堅定地表示：“中國內受蔣賊外受美帝雙層壓迫的各民族、各階層及各種職業的人民，只有在中共及毛主席領導之下，方能完成徹底解放自己的歷史偉業。”“在反蔣的鬥爭中，絕無中間路線可循。”“今後願在毛主席指導之下，與解放區軍民一道，為粉碎蔣政權，解放全國人民而奮鬥到底。”香港《華商報》刊登了《東北日報》這篇對朱學範的採訪報道，在香港的民革同志受到積極影響，思想上產生了很大觸動。
為了瞭解解放區的情況，朱學範先後到東北多地的農村、工廠、煤礦參觀學習。他在綏化縣住了10天，又到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參觀考察煤礦、發電廠等輕重工業生產。東北資源豐富，但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軍大舉破壞，生產陷入停頓。解放區軍民在短時間內就將受損的工廠修復起來投入生產，產量比日據時期還多。工廠幹部大都來自於工人，他們與工人共同勞動生產，工人的勞動熱情高漲，為支援全國解放而積極投入生產。朱學範還到農村考察了當地農民生產、生活情況：農民有土地、房子、牲口，有副業生產，農村的各類生產生活都是農會在負責，幹部都是用民主方式選出來的，根本看不見地主壓迫農民的現象。這樣的生產生活場景與國統區裡工人農民被壓迫的境遇（如徵兵、徵稅）完全不同。對比如此強烈，朱學範不得不心生感慨：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8年4月30日，朱學範在哈爾濱看到了中共中央為紀念五一勞動節而發佈的“五一口號”，表示完全擁護贊同。8月1日，朱學範出席了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此次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實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大團結，中國勞動協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總工會，這正是朱學範長期以來為之不斷奮鬥的目標與夙願，朱學範在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會後，中國以統一團結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入世界工聯，這是對世界工聯的極大支持，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
1948年10月，隨著香港北上的民主黨派人士陸續到達東北，新政協籌備工作開始進行，從而揭開了民主黨派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歷史新篇章。朱學範也投身到這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工作之中。朱學範代表民革與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等人就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對一些重要事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新政協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必須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朱學範等7人還提議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將“平津教授”改為“全國教授”；將“南洋華僑民主人士”改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列為一個單位。這些意見幾乎全部為中共中央所採納。
1949年2月25日，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陪同下，朱學範等35名民主人士從瀋陽來到北平，受到熱烈歡迎。隨後，他參加了為迎接上海解放的經濟問題座談會，結合自身的經驗就勞資問題發言；還積極投入到起草共同綱領小組的繁重工作中。也就在這時，鑑於朱學範的經歷與影響，中共中央決定由他出任郵電部部長一職，主政新中國的郵電事業。10月1日，朱學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朱學範的人生如同整個中國歷史一樣，翻開了新的一頁。與此同時，這樣的翻頁也宣告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在經歷了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偉大變革中，朱學範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歸宿。40年後，朱學範當選民革中央主席。80多歲的他依然反覆告誡民革全黨，一定要真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承和發揚民革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的優良傳統：“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
1949年10月19日，朱學範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任命，出任郵電部部長，在郵電部部長一職上任職至1967年，時間長達18年。在他的帶領下，廣大郵電職工克服困難、努力奮鬥，新中國郵電事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至今，電信、郵政系統的員工都很尊重這位老部長：“可以說，今天中國郵電通信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與以朱學範部長為代表的新中國郵電事業開拓者們是分不開的，他們為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金綺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