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見到這樣的朱軍——臉有點腫，眼圈有點黑，伴著咳嗽，看起來很疲憊。
“我今天早上5點才睡。”他說，“一直在和團隊討論新節目的事兒。”
“什麼樣的節目？”
“現在還不能透露，只能說是全新的，從舞臺設置到節目模式，都是全新的。”他停頓半刻，說，“到了我這年齡，是該做更多有分量的節目了。”
這兩年，朱軍雷打不動地主持著春晚，在按季播出的《藝術人生》坐鎮，在音樂節目裡當了回“導師”。今年“十一”假期，他又主持起《中國民歌大會2》。這檔民歌節目播出8期，收視率穩居同時段冠軍，微博話題閱讀量突破3.4億，朱軍個人發起的節目子話題閱讀量更是達到了9.4億。對一個沒有明星參與的節目而言，實屬不易。
看起來已經在主持的世界裡遊刃有餘了，朱軍卻說：“我依然在找一個屬於自己的，或者叫適合自己的方向。”他也想過停下來。“我經常給自己寬慰，行了吧，春晚恐怕也沒人能破你紀錄了，21年，夠了。現在躺在原來的功勞簿上也可以了，洗洗睡了也無所謂。但轉念一想，我才五十出頭，就在這等著退休？觀眾饒不了你，自己可能也饒不了自己。所以還得往前奔。”
堅持不容易，大成靠平臺
往前奔的動力，一部分來自於危機感，而且是複合式的危機感，各種焦慮情緒在知天命的年紀交織而來。
兒子今年中考，他焦慮。“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告訴他。孩子的壓力我能感受到，他焦慮我也焦慮，但是你又不能給他撤火，說孩子沒關係，考成什麼樣都行。他不行！社會就是這樣，不讀書不行！”他想讓兒子別學了，又覺得會把孩子害了；但看著兒子這麼學，同樣感覺在害他。“真的沒辦法，只能等他學一段後帶他出去玩一會兒，讓他精神上放鬆一點。”
面對媒體形勢的劇變，他也焦慮。今年他特地數了一下，上世紀90年代初進入央視的主持人，如今就剩他和張澤群，身邊的搭檔有的功成身退，有的轉戰幕後。“坦率講我們都有誘惑，好多橄欖枝伸過來，那傢伙，都誘惑得不得了，動不動就是高薪什麼的。要堅持不容易啊，但是我特不願意說得了便宜賣乖的話，大成靠平臺，我站在世界最大的舞臺上，這也是幸福的一種。”
《藝術人生》邁入第十七個年頭，他更焦慮。他是這個節目的製作人兼主持人，親眼看著它經歷起步、輝煌、質疑和瓶頸。今年，《藝術人生》的播出頻率基本上是一個月一集，“隨著播出年限的推移，節目的老化，嘉賓的枯竭，《藝術人生》再做下去也會受到許多客觀因素的限制。”朱軍說，“審美的疲勞是不可逆的。”
對朱軍來說，《藝術人生》的意義重大而又複雜。2000年剛做這節目時，娛樂圈的浮華風氣才有點苗頭，“很多年輕人覺得去參加一次選秀、一個PK就功成名就了。我就想通過講老藝術家或者成功明星的故事，讓大家看到他們背後必然的智慧和努力”。節目裡，他用一包黃土弄哭了陳凱歌，解開了孫悅對父母離異的心結，讓陳坤吐露對去世姐姐的愧疚……還有常香玉、傅彪、陳曉旭，都把人生最後的亮相獻給了《藝術人生》。節目收視率始終位居央視前三，“最火時一期嘉賓可以成為一個星期的話題”。2005年前後，朱軍因為《藝術人生》拿遍了全國所有的主持人獎。
但節目也讓朱軍幾次陷入質疑的漩渦，其中就包括對他美化嘉賓和過度煽情的批評。前段時間他看到一篇文章，大意說《藝術人生》太過於包裝化，把嘉賓的毛病、缺點統統掩蓋掉了。但朱軍覺得這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他給一些嘉賓做節目時，對方有一句話若說得不合適，他會提醒一下：能不能重說一遍？“我覺得這是一個公眾媒體的節目，一定是要具有教化和引領作用。”
“有想過終結這個節目嗎？”
“到目前為止也沒說停播，但我希望自己還有節目組能冷靜下來，沉澱一下、梳理一下。”
打從心裡，朱軍並不想停掉《藝術人生》，或者說這個節目已成為他的某種使命。“我們努力建立了一箇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檔案。每當有老藝術家謝世，我看到《新聞聯播》上用的都是《藝術人生》當年的資料時，心裡就會有一份危機，真的想在他們有生之年把最精彩的故事留下。”他始終記得2003年，豫劇大家常香玉上《藝術人生》，特別動情地對他說：“我是來謝幕的。”
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感動和沉重的責任，直到今天依然記憶猶新。
“聰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沒有成不了的事”
年輕的時候，壓力一大，朱軍就邀三五好友喝一場大酒，徹底把自己灌醉，睡一覺起來一切也就都過去了。“但現在不行，胃也差了，不敢那麼喝了。”如今，他排解壓力的方式，是畫畫。
他中學開始學畫，後來到處奔波也就放下了。12年前，他終於在北京買了房，有了一間自己的書房。“買了點筆墨紙硯放那，閒來沒事就拿起來畫，突然覺得內心的東西並沒有走遠。”
他成了範曾的關門弟子，但拜師過程頗為曲折。範曾先是屢次拒絕，之後又佈置了許多費工夫的作業，諸如臨摹《八十七神仙圖》《屈原遠遊圖》等。後來朱軍問師父為什麼接納了他，範曾回答：“因為這些都是需要下笨功夫的作業，你在主持這個行業幹到這份氣象說明你是個聰明人，聰明人肯下笨功夫，就沒有成不了的事。”
現在，師父的話成了朱軍自我鞭策的警句。“03、04年的時候，我的節目、事業都特別好，內心就開始得意起來。”2004年的春晚，在最後零點時，朱軍把猴年說成了羊年，這成了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誤。“那個年過得特別不好，但我越來越覺得，老天爺就是在用這樣的方式提醒我，不要自作聰明，不要有一絲懈怠，要下笨功夫。”
“我特別浮躁的時候，看什麼都覺得不舒服。有幾次，我就去到剛來北京時租住的那個地下室，把車停在馬路邊上看著。地下室裡來來往往，我告誡自己，20多年前，你是他們中的一員，大冬天沒地方洗澡，只能把手臂洗乾淨，脖子擦乾淨去見人。現在日子好了，有車有房，內心就不安穩了？你不還是那個朱軍嗎？今天的你跟昨天沒什麼區別。這樣跟自己說說話，人就冷靜了。”
朱軍與範曾
畫畫，讓朱軍變“笨”，也讓他找回了許多記憶。他畫了大量人物畫，主題大多與藏區有關，那是他年輕時最深刻的經歷。朱軍生長於西北，17歲入伍當兵，跑到青海的海北州農場支農。農場很大，人站在田地這頭，那一頭就是地平線。每天給4行油菜除草，一上午從這頭走到那頭，一下午從那頭走回來，一天就結束了。
“當時部隊沒有營房，我就住在一個藏族老阿媽家裡，跟她生活了3個多月。後來她聽說我們要走，天沒亮就起床了，給我下了一碗青稞面。藏族的青稞面不是用擀麵杖做的，是用手一條一條搓出來的，那一碗麵我吃得特別香。這碗麵就是她對我的不捨和祝福。”朱軍有幅名叫《雪中祈福》的作品，畫的就是這位房東老阿媽，他說：“畫畫時想起藏區裡的時光，就覺得安靜。藏人內心很從容，按時髦話講，他們心中有詩有遠方。在這樣一個匆忙的社會，那樣的眼神特別珍貴。”
主持節目時熙熙攘攘、燈光閃耀，畫畫時關起門來安安靜靜，這兩件事在朱軍的生活裡相互補充。“工作這麼多年，我很多稜角被磨平了。我特別不願意把自己磨成一塊鵝卵石，但生活不經意就會讓你這樣。所以畫畫就是我鋪開宣紙發洩所有情緒，記錄所有回憶，找回自我的東西。”
“生活給我上了那麼大的課，內心變得很豐富”
不論是央視還是地方臺，今天人們說起主持人，想到的依然是十幾年前活躍的星光燦爛的那一代。為什麼新主持人越來越難脫穎而出？朱軍說有兩個原因：“從大方面講，媒體環境不一樣，我們那時比較單一，人們回家只能看電視，主持人容易出名；從小方面看，人的經歷不一樣，我年輕時幹了好多事，真的特感謝那段時光，生活給我上了那麼大的課，內心變得很豐富。”
對朱軍來說，第一堂課就來自於家庭。“我小時候撿了一個雪花膏的瓶子，拿回家洗乾淨擺著，還挺美。我媽看到後打了我一巴掌，說：撿來的都不是你的，真喜歡自己去掙！”這種嚴格的家庭教育讓朱軍成為拼命又謹慎的人。
1993年，早已在甘肅家喻戶曉的他開始北漂，住過地下室，坐過冷板凳，在央視每天打水、擦桌子、遞盒飯；1997年他第一次主持春晚，直到直播開始也沒敢和家裡說自己要主持；壓力最大的幾年，他夢到過話筒不見了，或者節目快要開始了，半夜驚醒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人家開玩笑說你要是想累的話就去電視臺，那裡拿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牲口用。幹我們這一行，你只能拼命，只能時刻準備著，就這樣你也未必能贏。”
過程要一絲不苟，但結果可以淡定看待。“我真的不是一個很在意外界評價的人，這可能和個人經歷有關，我很小就經歷過很多同齡人不可能經歷的事。”年輕時，他隨著部隊執行特殊任務，看到許多生命無常，“中午還在一起吃飯的戰友，下午執行任務就沒回來，再見到就是一捧骨灰”。這些都讓他對成敗、得失有了更坦然的態度。
儘管如此，在備受爭議的那幾年，他還是有了些波瀾。他一面讓自己多點“阿Q精神”，讓想法積極起來；一面也自我提醒：做人要低調，不要當孔雀。“雲南人把那種特別張揚的人叫孔雀。孔雀開屏時，你在正面看特別美，到後邊就不能看了是吧。人也是，你尾巴搭著的時候什麼也看不到；尾巴翹起來了，美是美，但也把最隱私、最醜陋的東西全撅在外頭了。”
這些年他開畫展，從北京一路開到臺北。畫展名字原本想用“若木”二字，因為“折若木以拂日”，霸氣、逍遙。範曾看到後問他：“若木？你想幹什麼？”朱軍回過神來，把若木改成了杜蘅，那是種很不起眼的小草，少可入藥，多可致毒。
他說：“杜蘅挺好，有著豐富的功用和頑強的生命力，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