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稀泥是如何和成的：諸葛亮躬耕地之謎

作為二十多年網齡的老網民，上網過程中經常看到諸葛亮躬耕地之爭的帖子，因為所在皆爭，往往而是，初步判斷應是一樁無頭公案，雙方乃是意氣用事，不值得局外人細究。近期偶然捲入了爭論之中，隨便搜索了一點資料，閱罷不由喟然長嘆：諸葛亮躬耕地之謎，完全是一箇中國式的稀泥出品。本來已經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事，因為中國式的和稀泥傳統，最後弄得一地雞毛。

一、三個真相

諸葛亮先生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其躬耕地何在，乃是一樁陳年舊案。破解舊案，無外乎三個探索路徑：直接真相、證據真相、情理真相。何謂直接真相呢，就是要有圖片（眼見為實）、有戶口本、有房產證、有檔案資料等直接證明材料，持“襄陽說”、“南陽說”都拿不出來，姑不深論。何謂證據真相呢？在不能經目眼見，又無強力的公信機構為之背書時，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找證據真相了。證據真相就是用完整證據鏈來證明事實存在，而“襄陽說”可以拿出完整證據，形成嚴密證據鏈：

其一、西晉王隱《蜀記》記載：“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

其二、《三國志 諸葛亮傳》中有“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裴松之為之註解，引用了《漢晉春秋》的記載，“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漢晉春秋》是東晉史學大家習鑿齒所著，可信度極高；

其三、習鑿齒《與桓祕書》：“吾以去五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

其四、《水經注》進一步佐證“沔水又東徑隆中，經歷孔明舊宅北......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興）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

持“南陽說”者提出，今襄陽隆中在漢水以南，當年江北的“南陽之鄧縣”，從通常情況來說，是不過江的，所以習鑿齒的話不足採信。

對此專業人員繼續研究，發現了兩個證據：

其一、《續漢書• 郡國志》中明言“隆中以西、 漢水以南的山都侯國屬南陽郡所轄”；

其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 諸葛亮宅在縣西北二十里。”

上述資料來自網上，至今未見有人提出疑問，足以採信。總結一下，西晉王隱主張於先，東晉大史學家習鑿齒定之於後，《水經注》等權威專業著作亦為首肯，已無可疑。對“南陽說”支持者提出的最大疑問，《續漢書• 郡國志》、《元和郡縣圖志》又給予了直接回應。如果你不是別有用心，或腦袋有貴恙，你應該能作出你的判斷。

我們再看情理真相。

其一、東漢末年社會大動盪, 人口大批流向南方, 史載從北方到劉表荊州地區的就以千數, 北方士大夫更多奔荊州。當時的荊州在北方士人眼中是“沃野萬里, 士民殷富” 、“以觀時變” 的好去處,而南陽宛縣則是激烈爭奪、戰火紛飛之地。兩相比較, 諸葛亮躬耕於比較安定、富庶的劉表統治區是合乎情理的；

其二、 諸葛亮的叔父諸葛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 , 為避中原戰亂, 自然投向劉表。《三國志》作者陳壽即明確記載諸葛亮“隨叔父玄避難荊州, 躬耕於野”；

其三、 諸葛亮的政治思想始終是擁劉反曹, 而南陽自建安四年後一直處於曹操控制之下, 很難設想堅持反曹的諸葛亮會多年居留在曹操的地盤裡。始投劉表, 再依劉備, 才符合他一貫尊崇劉漢的思想傾向；

其四、史載，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中廬（今湖北南漳縣境）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給了襄陽大族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兒。諸葛亮最崇拜的老師龐德公住在襄陽城南峴山南，司馬徽住在襄陽城東。諸葛亮的好友龐統住在襄陽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陽城西的檀溪。因受蔡瑁排擠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術的劉表長子劉琦隨父住在襄陽城中。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條件下, 諸葛亮既與他們時常聚會, 絕不可能躬耕於遠離襄陽二百四十里的宛縣。

其五、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不稱自己躬耕於“ 襄陽” 或“ 鄧” 而稱“ 躬耕於南陽” 的原因。根據《晉書• 地理志》記載, 曹魏時立襄陽郡, 下轄鄧縣。奉劉漢為正統的諸葛亮, 絕不承認曹魏所立的郡治, 稱躬耕於東漢末年的南陽, 正表明了他反曹擁漢的政治立場。

當然，為了公平，我們必須擺一擺“南陽說”的理由。能作為證據的理由就一條，諸葛亮自己說了，“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自己說得還有問題嗎？至於證據鏈嗎？“襄陽說”的證據有很多問題，這就是他的證據鏈。問題一、習鑿齒自己說過，“秦兼天下，江以南為南郡，江以北為南陽郡”，至於到東漢末年，這一分野變了沒有，習鑿齒沒有說，沒有說就是沒變，沒變，那“南陽－鄧縣－隆中”就是作偽；問題二、《水經注》中有一個年號方面問題，所以《水經注》全書都有問題，或是偽書，不足為證。按他們的邏輯，既然“襄陽說”有疑問，“南陽說”就自然是唯一正確答案了。

根據以上分析，“襄陽說”合乎“證據真相”、“情理真相”要求，可以結案。“南陽說”事實不清楚、證據不確鑿、情理存杆格，應予駁回。

二、“南陽說”是如何附會成形的？

專業人員已經研究得出，直接涉及躬耕地何在的史料，元以前都認為是襄陽隆中，元以後才“南陽說”出來，最早出來的理由是“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可見源頭起於民間傳說，屬於無證據意義的傳聞。

本人推測，這個相傳的起源，在於《三國演義》的流傳。《三國演義》雖成書了元末明初，之前就有一些話本資料的底子。我引一段網上的資料，“三國故事在我國古代民間頗為流行；宋元時代即被搬上舞臺，金、元演出的三國劇目達30多種。元代即出現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在中國古代，別說沒有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連書都是奢侈品，老百姓哪有機會讀書呢？稍微講究點的，也就是聽個評書而矣。評書藝人也不是通過看書修業的，靠的師徒相傳。傳藝過程中，真相越來越渺茫，故事越來越精彩，但幾個關鍵語句是不會變的，否則就不能稱其為《三國》了，哪些語句是的呢，推測“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等就是。南陽郡後來廢置，隋時設南陽縣。古之編戶齊民，沒有互聯網、移到互聯網，甚至連書都沒有，哪裡能知曉這些滄海桑田般曲折複雜的演變，就想當然地認為諸葛亮筆下的“南陽”就是今南陽了。

劉禹錫等文人，《出師表》自然是讀過的，是否研究過相關地理歷史著作呢分析可能性不大，以當年的客觀條件，搞點業餘研究，太困難了。我們現在看的一些可資為證據的資料，都是專業人員（史學、地理學）寫的，劉等非專業人員，風聞提筆，“南陽諸葛廬”， 乃是信手揮灑，再說了，這也並不構成躬耕地在南陽縣（當時）的證據。

“襄陽說”絕非襄陽方面片面聲稱，我在百度貼吧“南陽吧”內看到，南陽方面也有明白人，認為躬耕地不可能在今南陽，只可能在今襄陽隆中。其實，清朝時修武侯祠（今南陽）時，就有人說了老實話——武侯祠（今南陽）左側碑廊一塊明萬曆乙丑年四月立的《重修臥龍岡草廬碑》中就說：“草廬在襄陽者為真，在南陽者贗哉！玄德屯軍新野三顧孔明者，實在隆中，非今所稱在南陽西南七裡者，故曰贗也。”

1989年12月在北京舉辦了“諸葛亮躬耕地”專題學術座談會；1990年4月14日，三國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諸葛亮躬耕地學術討論會在四川大學舉行；1990年4月在上海舉行“ 諸葛亮躬耕地”學術座談會，這三個高級別學術會議的結論都是：諸葛亮在今襄陽隆中躬耕。

三、稀泥是如何和成的？

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爭一爭猶有可解，為什麼呢？資料不易獲得，少數人可以壟斷資源，吃瓜群眾只能看看，將信將疑。現在互聯網已經普及了，你要的什麼資料網上搜不到，為什麼爭議還不能夠平息，原因就在中國式的和稀泥大法在作怪。

和稀泥的開山祖是顧嘉蘅。顧氏號湘坡，祖籍江蘇崑山，寄籍湖北宜昌。道光庚子科（1840年）二甲第五名進士。因緣際會，數任南陽知府。這人在南陽幹得最有名的一樁事就是和了一捧稀泥。“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這副現在還堂而皇之掛於南陽（今）武侯祠大拜殿中的楹聯即出於其手。不決策、不表態、不作為，你還不能說他是官僚主義，因為他政治正確，“心在朝廷”。這個稀泥和出了水平。襄陽人可以接受，“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爭”嘛，我的就是我的，爭不爭不改變事實；南陽人更滿意，明知爭不過，不爭，大家都有面子。所以，南陽方面恭恭敬敬地把顧知府顧大人的“名聯”虔誠於掛於正殿，引為護符。比起無辜捱罵的習鑿齒，顧嘉蘅名聲好多了，胸襟開朗、立意高遠，好評如潮，正所謂，“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稀泥留其名”。

顧氏的那捧稀泥應該是主動和成的，敷衍了事不可能和得如許高質量上水平，被動和稀泥就有後來的國家郵電部。1990年，由於《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中有一張是“三顧茅廬”，圍繞這組郵票在何處首發，襄樊、南陽又展開了激烈爭論，兩地分別舉辦了學術討論會，出版了論文集。最後國家郵票發行部門決定：兩地均可自辦首發式，總算暫時化解了矛盾。稀泥和到了第二代。

稀泥升級到第二代，應該積重難返了罷，事情常有意外。2001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將《出師表》編入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中語文課本時，將“南陽”註釋為“南陽，郡名，在現在湖北襄陽一帶”，曾引發南陽人不滿和抗議。這個抗議動靜很大，南陽市為此舉行了“捍衛歷史，尊重史實，諸葛亮南陽躬耕地萬人簽名活動”。民意可以影響政治，民意能夠影響學術，還是一箇中國式的創舉。人教社值得點贊，他們只是讓了一步，將註釋改為：“南陽，地名，諸葛亮隱居地隆中當時屬南陽郡”。 該社編輯列舉了陳壽的《三國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1979年版的《辭源》等史料，這些史料中均支持“諸葛亮隱居襄陽隆中”的說法。在南陽人不滿意的情況下，人教社依然故我，又將《陋室銘》中的“南陽”註釋變為“古隆中”，體現了堅持定見的勇氣。

事情的發展非常具有戲劇性，就在人教社堅持“襄陽說”時，北師大出版社出版的義務教育教材，卻支持“南陽”說，不知是不是南陽方面下了什麼功夫，反正南陽的學校一致採用北師大版教材。對於兩社教材不同，人教社的迴應是：“一般情況下，我們的教科書註釋以古地名為依據。這個註釋是我們組織專家研討之後確定的。只要人教社出版的教科書註釋一致就沒有問題，沒有必要考慮其他出版社如何註釋。”

稀泥和到了第三代，某出版社利用教材這個平臺，成功把稀泥和到下一代。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襄陽說”日益深入人心，新《三國》將諸葛亮躬耕地定到襄陽，引起了南陽人的強烈不滿。電視劇播出後，不斷有網友和當地學生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前聚會，他們一起誦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一起聲討新《三國》“篡改歷史”，從報道中的照片看，學生們牽著橫幅整齊站著，隊形保持得非常好。有報道稱，還有南陽人砸電視以洩憤。

第四代和稀泥者是一些專家（也是磚家），他們是有學問的，有邏輯修養的，知道不能因為“襄陽說”的個別證據有疑惑就據此肯定“南陽說”是唯一正確的答案，也不像民間人士那樣容易衝動，他們主張“地位未定論”，應作疑案處理。某副研究員對教材出版社提出了批評，“對於學界仍無定論的爭議問題，教科書是不能隨便自己下結論的。出版社和教科書的編者應該嚴謹，不能為了市場利益介入爭論。”學界定論的標準是什麼？至少三次全國性的專題學術會議結論還不是定論，怎樣才算“定論”？為市場利益介入爭論固然是不該的，這不能反過來證明為市場利益而和稀泥是應該的。

某詞典常務執行主編表示：“對沒有結論的爭議問題，搞史學的處理辦法是要麼兩說兼收，要麼就不要註釋。歷史上沒有人在‘躬耕南陽’一詞上做過注，包括陳壽的《三國志》。到目前為止，諸葛亮躬耕地之爭畢竟還是一個沒有定論的爭議問題，教科書不能自己下結論，當裁判。不同的教科書給出不同的答案，這樣會給學生，給後代的知識啟蒙傳達一個不正確的概念。”繞了一大圈，第四代和稀泥者又回到了顧嘉蘅開拓的老路上——“何必辨襄陽南陽”，或者一個不少，或者一個不留。比之顧嘉蘅的政治正確，這些人連這點優勢都沒有了，也許還有一個正確——經濟正確！因為顧嘉蘅或者是真不知道，這些磚家只能是佯裝不知。

這些都不是和稀泥的集大成者，真正的推手都在幕後，他們相信“許多問題沒有定論比有定論要好。”亦即稀泥狀態好於土歸土水歸水狀態。理論體系搭建後，對躬耕地之爭，他們就別具隻眼：諸葛亮“躬耕南陽’，不啻是躬耕地的自我表白，更有深刻的文化意象——既具有儒家正統文化傳承的承前啟後意象，又具有唐宋之後日益強化的正統與平民文化意象。何況，“慶幸的是，諸葛亮躬耕地之爭，使得襄樊古隆中和南陽諸葛廬都得到妥善保護，兩地利用‘名人效應’發展旅遊事業，推動了經濟建設的發展。”有了稀泥理論，一個躬耕地，化為兩個聚寶盆，倘若一定打破沙鍋問到底，非要辯個真假，何如在稀泥狀態兩化而並存之呢？

有此修養認識，若問起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裡？這些人就能報以微笑，“許多問題只能是笑一笑。一笑解千愁。”佛祖拈花，迦葉微笑，你笑不出來，因為你沒有禪心禪意。

諸葛亮躬耕地爭得一地雞毛，真相不過如此。諸葛亮到底躬耕在哪？並不重要，我也不怎麼關心。我疑惑的是，信息如許發達的網絡時代，爭還有什麼意義，誰不會百度工具呢？誰不會下自己的判斷？前臺爭得面紅耳赤，後臺將你們——簽名的、扯橫幅、砸電視的——視為雙簧戲的材料，這才是“躬耕地爭議”永遠不能結案的根本原因。 結案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