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字藹農) 書法作品

黃藹農學書伊秉綬,得其神髓。藹農晚年,精力較遜,而求書者多,為避筆墨債,經常赴吳中靈巖,在寺中盤桓兼旬,乃在門上,書帖一條:“老農入山去了。”

——鄭逸梅《書壇舊聞》

黃葆戉:“識字農”的金石奇緣

文/盧為峰

他潛心研習八體六書,詩畫篆刻均有建樹,與章太炎、陳叔通、吳昌碩、黃賓虹、張大千、鄭振鐸等交往甚厚,吳昌碩稱讚他是“真大手筆也!”有“海上三老”和“滬上四慧眼”之一的美譽。他自甘淡泊,名士風度,曾婉辭過民國代國務總理李根源的出仕之請。“不求聞達,惟以藝術為重”的品格,深受學界的認可和尊重。他就是自稱為“長樂青山農”的黃葆戉。

孝養不仕 潛心研習

黃葆戉的父親黃霽亭於清代咸豐年間任閩浙督右參將,曾參與甲申馬江抗法之戰,誥封武顯將軍。黃葆戉在家中排行第十,幼年雖生活優裕,然羸弱多病,自謂“墮地到成丁,一生出九死”,故小名“破缽”。八歲時喪父,家道中落,母子相依為命。母親吳氏是偏房,備嘗封建官僚大家庭排擠傾軋之苦,告誡他要刻苦攻讀,切勿涉足仕途,時常教誨他:“兒子做官娘做鬼。”從此,“澄懷永抱冰心潔”,終身孝養不仕,曾書寫“腰中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及“不願朝廷命官職,永使子孫持善名”等句以自明。

年少時,他遵前人“讀書必先識字”之訓,潛心研習八體六書、許氏文字訓詁之學。及長,既無意於官,更不願為商,唯獨癖嗜吟詩作詞,金石書畫,尤其篤愛摹印。有詩曰:“商既無能官絕意,偏耽書畫欲成痴。”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書畫鏡片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書畫鏡片

在福建師範學堂畢業後,繼習法政。康梁變法前,畢業於上海法政學堂。曾在安徽憲法傳習所任教,講授憲法等課程。從戊戌到辛亥,他遊學於外,往來齊魯燕趙皖浙滬閩之間,除政治思想上反對滿清,贊成共和,積極擁戴革命變革外,專致書畫篆刻,精心治學。

斯時,遍遊名山大川,飽覽各地收藏家所藏珍品,凡碑碣法帖,鼎彝璽印,漢石宋硯,名家真跡,無不悉心觀賞揣摩,兼收幷蓄。至是,藝事大進,風格一變,卓然成家。曰:“所謂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足以語一切學問,即藝事之微,何獨不然。”他在詩畫篆刻上均有建樹,尤工漢隸,其隸書宗秦漢,參以伊秉綬筆意,別具一格,自成一家。他的隸書第一感覺橫平豎直、光潔方整,細細品味,則是在不變中求變,在同中求不同,有一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美。初觀不易發現其妙,但往往會被其氣魄所震撼。執傳統之一端而極化,實為大智慧,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名士風度 自甘淡泊

“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成為黃葆戉為人處世、修身養性的根本和道德準則。這種人生觀培養了他剛正不阿、不求名利、不慕顯貴、慈悲濟世、視富貴如浮雲之名士風度。

辛亥以後,黃葆戉回故鄉從事文教,任福建省圖書館館長一職。他自甘淡泊,不求聞達,不願結交官場人物,詩曰:“時擁有圖書館,不官恣我讀。”時任福建省長的胡瑞霖也是個傳奇人物,學貫中西,他久仰青山農大名,多次託人帶名片請黃葆戉到省府面談。但黃葆戉不願高攀,均婉言託辭不去。有一次,胡瑞霖到省圖書館借書,黃葆戉不願見他,將自己反鎖書房,並吩咐管理員,省長有問起,就說自己不在館中。胡瑞霖不知內情,只好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書畫小品

後來胡瑞霖因不滿時弊,棄職入佛門,號妙觀道人。直至1927年,此時黃葆戉正在上海,胡第三次託友人——冰心的表哥劉放園,希望黃葆戉幫他刻一方印章,“放園如例以求,黃君知為餘物,辭不受直,且道當日未能一見,至今為憾,欲以此結翰墨緣。”胡收到印石後回贈“印印功德心”字軸以報,並題跋說明“此一段公案”,“以為異日一笑之因也”。此後,兩人始得互吐衷曲,往還頻數,日久交誼益深,感情彌篤。胡為之作指書對聯:“度是春風常長物,心如清水不沾塵。”以喻君子之胸懷。1944年,妙觀居士辭世,黃葆戉為作長篇挽辭,緬懷往事。

當年李根源(曾任農商總長、代國務總理等)、鄭孝胥、陳叔通等都曾邀黃葆戉出仕,但他一概婉言謝絕,惟藝事為重。寧願淡泊一生,兩袖清風。詩有:“自甘寒素守詩書,家本無田之祗破硯”,“自分生無騰達志,世傳代有讀書痴”,“一卷相隨消歲月,蟲魚生計有餘歡”,以明心志。

結交名流 切磋技藝

1922年,黃葆戉由閩入滬定居。繼黃賓虹、吳待秋後任商務印書館美術部主任二十餘載,主持歷代及近世書畫名作出版工作,對弘揚傳統藝術,厥功至偉。所出版之書畫精品,題簽大多親自操刀。在此期間,又兼任《中華新報》副刊“文苑”主編,上海美專教授、國畫系主任及國共合作創辦之上海大學教授等職。編輯、教學餘暇,他大量收羅出版歷代名家書畫精品,精美的畫冊與青山農的題簽曾一度“洛陽紙貴”風行上海灘。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商務印書館聘書

他博覽縱觀,涉獵廣泛,故精於鑑定,成為海上鑑賞名家之一。在當時的上海灘,“青山農”名氣之大,文與王福廠、馬公愚齊名,號稱“海上三老”。又因善辨書畫真偽,與姚虞琴、吳湖帆、張大千並稱“滬上四慧眼”。

黃葆戉在上海與吳昌碩、黃賓虹、張大千等藝術大師過從甚密,經常交流作品,切磋技藝。吳昌碩於癸亥年(1923)題詞曰:“藹農先生喜篆,雄渾古穆中能得自然之氣,真大手筆也。”吳昌碩與西泠同人贖回文物《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於杭州西湖西泠印社建石室永久保存。石室兩邊由黃葆戉篆書對聯:“競傳炎漢一片石,永共明湖萬斯年”,留傳後世。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 隸書扇面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篆刻:老農長樂青山下

黃葆戉與章太炎、李根源、陳叔通、譚澤闓、李拔可、鄭孝胥、蔣維喬、鄭振鐸等名流交往甚厚,經常吟詩作畫,研究學問。陳叔通與黃葆戉住得最近,稱通家之好。陳叔通七十歲時,黃葆戉寫荷花為壽,題詩曰:“生先荷花六月,坐夏不畏炎熱,荷淨時送涼風,頓覺身心冷冽。出淤泥而不染,彼君子清且潔,西土上生上品,人間康強逢吉。”李根源寓居蘇州時,常與黃葆戉蘇滬間往來,情深誼篤。抗戰期間,李擬組織老子軍抗日,老而不忘愛國,黃葆戉深為敬佩。

黃葆戉為人廉潔耿直,慎持繩尺,不慕顯貴,不畏權勢,恤貧憐弱,平易近人。身歷滿清、民國、北洋政府、國民黨和日寇統治諸時代,不願為官,不爭名利。暮年歸終淨土遊戲佛門,自嘲:“識字農夫有發僧”,怡然自得。

青山長在 家學有傳

黃葆戉一生創作甚豐,出版著作有《黃葆戉篆書百家姓》《青山農分書千字文》《青山農書畫集》《暖廬摹印集》《青山農——知錄》《謝友庵傳》等,所作詩篇及所書墓誌銘、題簽等無計其數。友人劉亞文贈聯:“滄海屢遷,蔗境自甘天所厚;青山長在,硯田無恙墨生香。”跋有“蔗香主人詩又書畫深受於天”之語,並詠詩“著作已等身,卷帙紛盈幾”以頌。

黃葆戉為人耿介,一生淡泊,布衣素食處之怡然。常告誡家人:“書香二十世,素風慎毋忘”,“痴頑無用莫如我,蟲魚生計聊自安。志堅忍苦甘淡泊,蔥湯麥飯勝雞豚。”

他於辛亥前後曾治“蔥湯麥飯家風”印章一方以自勵,因祖上黃勉齋,乃朱熹之婿,其所鐫邊款曰:“餘二十二世祖勉齋公,祖妣朱太君,文公女也。一日公至,太君家貧具蔥湯麥飯以進,形有愧公。文公因口占一絕雲:‘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補脾。莫道此中滋味少,前村還有未炊時’。先賢淡泊知足之風,豈徒我黃氏子孫姓所宜世守哉!”

黃葆戉老來得子,十分憐愛,求其立志。子聿豐耳濡目染,自幼聞雞即起,刻苦臨池。且又聰穎好學,書法篆刻亦有造詣,有“大小米”之譽。

抗戰勝利後,上海市中心大觀園茶室為文人雅士吟詠之所,經常展出名家書畫近作。1944年有十老雅集之舉,黃葆戉與商笙伯、姚虞琴等書畫傢俱與焉。又有十少書畫展覽,聿豐年僅十五,參展其中。不久,聿豐舉辦個人書展,所展書畫作品均課餘勤學苦練之碩果,深得各家讚許。展品除告售罄外,尚有不少復訂,使聿豐深受鼓舞。黃葆戉為此勉勵聿豐更要努力發奮,與時俱進。教導聿豐書寫對聯一副:“黃卷青燈世業,蔥湯麥飯家風”,傳為佳話。

1960年農曆九月,孫女一晴生。黃葆戉六十年前喪女,今兩代才見女孫,喜賦一絕:“一晴女也生何晚,得似驪龍熟睡珠。六十年來今始見,重闈家慶倍歡娛。”平日直呼孫女為“六十年”,可見先生之疏曠灑脫。其孫一知,亦承繼祖業,善書擅隸,家學有傳。可謂“祖孫三代一脈承,情繫書法翰墨香”。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 隸書作品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 隸書作品

晚年的黃葆戉,銀髯飄拂,彷彿神仙中人,一見令人塵襟盡滌。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以他名重書壇,儀表絕佳,於六十年代中葉曾敦請參加書法教學電影拍攝。八十五歲那年,黃葆戉擔任片中之老祖父,不但諄諄訓誨孫兒注意習書,且親為示範執筆揮毫之法,不厭其詳,寓嚴肅教學於洋溢溫情之中。全國播映後,眾皆稱善。黃葆戉也欣然成詩兩首,其一雲:“白盡髭鬚紅兩頰,衰齡望九眾為奇。播音攝影頻邀約,慚愧人諛好表儀。”

1992年冬日,長樂鄉親冰心為黃葆戉題詞:“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其人其畫永垂不朽。”僅隔半年,次年初夏,臺灣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也為他揮筆題詞:“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壽。”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上海“慈孝邨”匾額

黃葆戉書於1936年

金石書畫大師黃葆戉先生

黃葆戉(1880—1968),也寫作葆鉞,字藹農,號青山農、鄰谷等。

祖籍福建長樂,1880年6月24日生於福州。

畢業於全閩師範學堂(福建師範大學前身)和上海政法學堂。1905年任教於安徽法政學堂及安徽憲法傳習所。民國成立後回到福州,任福建甲種商業學校教員、監學和福建省圖書館館長等職。

1922到上海定居。1923年任中華新報副刊“文苑”主編。然後受聘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輯,並在黃賓虹、吳待秋之後長期擔任商務印書館美術部主任。在此期間也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主任及上海大學美術科教授等職。抗戰時期,黃葆戉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以鬻藝自給。1949年以後,受聘為上海文史館首批館員,曾任上海文聯第三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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