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通常指老莊。其實老和莊並不完全一致。不過有一點倒一樣，即都強調矛盾對立雙方的轉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這話的意思是：壞事是好事的依憑，好事是壞事的前兆。好事可能變成壞事，壞事也可能變成好事，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不變的。
這個觀點，莊子也有。莊子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生與死、神奇與臭腐，在一般人看來，是水火不容根本對立的。但在莊子這裡，也可以變來變去，你變成我，我變成你。這就是道家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用哲學的語言來表述，就是矛盾對立的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國的智慧，是老子和莊子共有的。
那麼，老子和莊子又有什麼不同？
我個人的體會，是讀老得智，讀莊得慧。這是把智與慧拆開了講。其實這兩個字原本就有細微差別。比如智力、智商、智術、智囊，這些詞裡面的“智”，就不能換成“慧”。同樣，慧心、慧性、慧眼、慧根，這些詞裡面的“慧”，也不能換成“智”。可見智慧智慧，智與慧並不相同。
從“智育”、“智謀”這些詞看，智，是可以通過教育來學習、傳授、掌握的東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術），屬於社會。慧，則是氣質（慧性）、天賦（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屬於個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啟迪。老莊之別，即在於此。所以讀《老子》可以治國，讀《莊子》只能修身。“得智”與“得慧”，區別就在這裡。
一、先說讀老子
眾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書。它的作者是誰，成書何時，目的何在，都不清楚。這部書的性質，也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純哲學，有人說它是哲理詩，還有人說它是兵書。我覺得對於這些問題，一般讀者弄不清也罷。重要的是得其精華。
《老子》一書的精華是什麼呢？我認為就是辯證法。而且，我比較贊同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即《老子》的辯證法，是由軍事辯證法而政治辯證法，由政治辯證法而哲學辯證法，最後在中國人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步變成了一種生活辯證法（《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而且，依我看，這種生活辯證法還是屬於弱勢群體的。
實際上我們看《老子》一書，從頭到尾貫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過《老子》把它們上生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比如“有生於無”，“道法自然”；或者哲學辯證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但說來說去，歸根結底，還是那幾句話：柔能克剛，弱能勝強，無為則無不為。老子一再說，不用以為強大的就強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麼？水。最能攻堅勝強的又是什麼？還是水。所以，最弱小的，其實是最強大的；最堅強的，其實是最脆弱的。
想想看，一個人，什麼時候最柔弱，活著的時候。什麼時候最堅強，死了以後（這時只剩下骨頭，當然最硬）。可見“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因此，那些爭先恐後的，沒有一個不失敗；那些巧取豪奪的，沒有一個不輸光；只有那些與世無爭的，才最安全，也才最豐富，簡直就應有盡有。道理很簡單：正因為他們不爭，所以沒人爭得過他們，這就叫“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請大家想想，這難道不是說給弱者聽的嗎？
有趣的是，老子的這一套──無為、守雌、貴柔、知足，並非只有弱勢群體受用，權勢人物也受用。因為誰都有處於弱勢的可能。即便貴為天子，也未必總是強勢，或一定就是強勢。這個時候，就用得著老子哲學了。比方說，大成若缺，大盈若衝，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這個“若”，可以翻譯為“就像”，也可以理解為“好像”，張舜徽先生就說“不外一個裝字”。只不過，陰謀家的“裝”叫“韜晦”，老百姓的“裝”叫“裝蒜”，但都是“裝孫子”。《老子》這本書，真可謂“最抽象也最實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結果。用於學術，可以發展為思辨哲學；用於軍事，可以發展為戰略方針；用於政治，可以發展為鬥爭策略；用於生活，可以發展為生存智慧。就連同一種副產品，也可能有不同結果。比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鬥爭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見，老子是影響深遠的，也是無法盡說的。
二、再說讀莊子
和老子一樣，莊子也講“無為”。但老子的“無為”，其實是“無不為”。至少，也是“有所為”。只不過在老子看來，要想“有所為”，必先“無所為”，或者裝著“無所為”。因為按照老子的辯證法，物極必反。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相互轉化的。誰笑在最後，誰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斂，就先張揚（將欲歙之，必固張之）；你要弱化，就先強化（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你要廢除，就先興起（將欲廢之，必固與之）；你要奪取，就先給予（將欲奪之，必固予之）；總之要反著來。
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沒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沒有”到什麼程度，就能“佔有”到什麼程度。“後退”到什麼程度，就能“前進”到什麼程度。如果什麼都不想，那就什麼都能做，什麼都能得，什麼都能有。可見老子的“無為”，其實是“有為”，而且是“大有作為”。它甚至不過是重拳出擊之前的收回胳膊。這正是歷史上那些“有為者”反倒特別喜歡《老子》的原因。
莊子的“無為”，卻是“真不做”。莊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門來的功名利祿拒之門外。有一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這故事記載在《莊子》的《秋水》篇。這故事說，有一天，楚國兩位大夫千里迢迢來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陽縣），找到正在河邊釣魚的莊子，請他出山為楚國卿輔，說是我們大王想把國境之內的事麻煩先生了！
莊子沒有直接回答，一邊繼續釣魚，一邊頭也不回地問：聽說貴國有一種神龜，死了三千年了。貴國大王寶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廟堂之上，有這事吧？那麼請問：作為一隻烏龜，它是寧願去死，留下骨頭享受榮華富貴呢，還是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地裡打滾呢？
兩位大夫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是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地裡打滾了。
莊子說，二位可以回去了，我會繼續拖著尾巴在泥地裡打滾的。
這故事很多人講過，一般都理解為莊子的清高。其實莊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徹。也就是說，作為哲學家，莊子想明白了兩個問題：世界上什麼最可寶貴，什麼最有價值。什麼最可寶貴呢？生命。什麼最有價值呢？自由。這兩個問題合起來，就可以表述為這樣一句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的價值在於自由。
我認為，這就是莊子哲學的核心。莊子一生，也在實踐著他的哲學。為了生命和自由，莊子把很多問題都想得很開，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說，在孔子那裡極為重要的“名”，在莊子這裡就無所謂。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話說，你管我叫牛，我就跟著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馬，我就跟著你把自己叫做馬。
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沒有用，甚至沒有用更好。在《人間世》篇，莊子講，有一棵樹，奇大無比，許多人都去看它（觀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顧，說這是沒有用的東西。晚上，樹就來跟他說話，說我要是有用，豈不早就被你們砍掉了？正因為我什麼用都沒有，這才活到今天。這正是我的大用啊！
顯然，莊子看來，有名有用，都不如活著。活著，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為了生命之外的東西去死，那就可悲了。為此，他連儒家極其推崇的“以身殉國”、“捨生取義”也予以否定。
在《駢拇》篇，莊子說，歷來就有人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為了利益，士人為了名譽，大夫為了家國，聖人為了天下。這些人，事業不同，名聲也不同，但在違背天性傷害生命這一點上，是一樣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見，莊子把個體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它甚至高於道德追求、民族大義、國家利益、社會理想。
那麼，個體的生命為什麼最可寶貴呢？因為生命是天賦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遊》），所謂“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肯定的都是那種天生、天然、天賦的自由。
莊子的可貴正在這裡，莊子的問題也在這裡。在那樣早的一個時代，莊子能夠切身體會到人的“不自由”，並對這“不自由”進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貴的。但將自由歸於自然，則是他的歷史侷限性。他不知道，自由從來就不是天賦，而是人權；它也從來就不屬於自然，只屬於人類。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這就是人所獨有的“自由意志”。
正因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進行選擇。比方說，為了民族、國家、他人，放棄和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孟子所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見義勇為、赴湯蹈火、為國捐軀等等，並非如莊子所說，是對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這些行為乃是出自當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願的自由選擇，那麼，就正是對自由的肯定。在這裡，“自由意志”這四個字，是極為重要的。
當然，我們不能以這樣一種現代觀念來苛求古人。而且，由於莊子是那樣地注重人的個體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學便充滿了聰慧和靈氣，讓人讀後心馳神往，久久不能望懷。我同意李澤厚先生的觀點，莊子哲學，是可以看作美學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莊子的思想，也在後世變成了一種與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藝術化生存。
對於先秦諸子，我的觀點是：
第一，作為文化和學術的傳播者，首要任務是繼承和弘揚經典中寶貴的思想遺產。批判的工作，不妨留給專家們去做。
第二，作為一般觀眾和讀者，沒有必要對先秦諸子作全面系統的瞭解，完全可以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
第三，先秦諸子博大精深。除極個別大師外，大多數人閱讀這些經典，都難免管中窺豹以己度人。更何況我們讀經典，原本就是為了獲得人生的智慧。
人生是一種體驗。人生的智慧是體驗後的思考。每個人都只有一個人生，每個人的人生也只屬於自己。誰也不能代替別人去體驗，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