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對商朝時的商族人來說，周族肯定是異族，還是落後並臣服於自己的異族。沒問題。但是商朝周邊佈滿自然形成，獨立建國的邦國或部落，對商朝人來說，自己肯定是先進的，對周邊落後族群一定是鄙視的，可並沒有華夷對抗的文化概念。華夷之辨是周朝封建性質的華夏文化圈產生後，形成的文化區分概念。早在滅商前，周文王就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且是他是斷訟稱王，以德服人，周人是多數小邦敬仰的對象。而商紂直到滅亡時還在多線作戰，以武壓人，當時的周在多數小邦眼中，或比商還文明。
然後，對周朝時的華夏人來說，周族是蠻族？這有點滑天下之大稽了。文化、倫理、體制的源頭，共同尊奉的大宗，天子是蠻族？周都建朝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些諸侯國從法理上來講，都是周朝治下的臣民。周朝是蠻族，那誰是華夏？戎狄是華夏？尚未融合的長江流域以南是華夏？這種用地理概念偷換文化概念的觀點，是今天一小撮地域黑愛好者最喜歡搬用的。
最後，對於今天的中華民族來說，周朝是蠻族嗎？有點爺爺不配和我一個姓的感覺。下邊借題詳細說說商朝與周朝的一些明顯文化區別。
這幾張都是安陽出土的商朝小玉人。
婦好墓出土的這些玉人，是僅有的能夠反映商朝服飾髮飾的久遠文物了。
看看現代人通過這些玉人還原的髮飾圖畫。
是不是很感人？我們商朝的祖先，髮飾和我們現在心目中的古代蠻夷形象如出一轍。這些都是商朝極盛期的文化形象。
事實上，無論從政治、文化、經濟各種層面來講，我們所謂的華夏文化，或者說，我們認同的古代中國人形象和中國文化，都是周朝確定下來的。夏商周作為三個並存的共主族群，整個三代時期都是中華文明形成期。周朝對商朝的確有不少文化和技術上的繼承，但是總的來說，商朝還只是多元文化並存期，探索期。後來成熟的，確定性的中華文明特質，根本還沒成形。另一個答案裡說周朝是中華文明從邦聯進化為聯邦的時代，形容很貼切。用我這個俗人的大白話來說，商朝是周邊眾多小部族認得老大哥，給你進點貢，讓你當個盟主。而周朝搞封邦建國開始，底下凡是被納入華夏文明圈的諸侯國，那對周王室的感覺是親生爸爸啊，那是授權給自己的主人啊。不然八百年周王室，最後弱得僅剩半個城市不到，憑啥還能死撐幾百年？如果把周朝看做蠻夷文化，那此後三千多年直到今天，我們都是蠻族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如果是這樣，中華文化又是什麼鬼？應該是三千年前就已經消亡了。提出這個偽命題的又是哪族人？我不想在題目下糾於“是不是”，“為什麼是”，“為什麼被說是”這樣的字眼遊戲。只需理理商周核心文化的區別所在，看清了中華文化的成形點是誰，周朝是蠻族的觀點，會不攻自破。
1、商有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周有先進的農業技術。
夏以大禹治水之功建朝，夏族水利技術領先天下。商朝之所以能夠代之成為共主，則是因為商族領先於時代的青銅冶煉技術。青銅技術超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禮器先進，意味著武器先進。
周是遠古農業專家后稷的族脈，坐擁西北適合早期農具作業的疏鬆黃壤土質，河流溫和密佈的關中沃土，擁有當時最先進的農業技術。
在關中周人聚集區出土的3000年前小麥，挑戰了小麥從西漢才開始廣泛種植的傳統觀點。
2、商朝重巫鬼文化，周朝則信奉天人觀。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商朝的青銅技術決定其禮器和武器的先進。禮器的先進，代表著商部族對神權，對世界解釋權的壟斷。商君生前稱王，死後為帝。商朝信仰祖先神，而非後世意義上，宗族文化性的祖先崇拜。商朝大規模的人牲和人殉，是教權強大的體現。商朝重巫官。商朝的都城宮殿既是王權行政中心，也是神權祭祀中心。所以更類似古埃及那樣的神權國家的大邑商，對周邊部族來說，的確是當時最先進文明的存在，可如果商朝文化繼續深入，中國很可能會走入宗教國家的歷史軌跡。
周朝取代商朝，其實是一次整體文明圈的文化轉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雖然商周都有巫官和史官，但毫無疑問，商朝重巫，周朝重史，商朝重神，周朝重人，商朝殉人命以侍鬼神，周朝惜農力以侍天道。商朝只有王族重與先帝神之溝通，而周朝則是全民性文化性的敬天法祖。從周公制禮作樂開始，周朝就堵住了華夏文明深度宗教化的步伐。周朝用崇德重本，祈天保民的一套新理論，用天道和人本，重新解釋了世界，解釋了政治興替合法性的存因、規律和目標。甚至說，如果沒有更偏重歷史經驗傳承的尚農周族發明天人觀，樹立起以德得國的合法性，中國的歷史觀恐怕也不一定是獨特的一朝一朝輪替狀，後人會不會追溯夏商周三代為始祖都難說。由此，中華文明早早走上了與其他文明最大的道路區別——世俗化。宗教不可逆轉的轉弱，變得工具化，手段化。政治不可逆轉的轉強，變得神聖化，倫理化。這也是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源頭和基礎。這種最顯著並獨有的中華文化特質，影響了整片東亞地區數千年，並一直保留到今天。
如何解釋世界，是文明軟實力的核武器。今人看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人，迷信那些神啊天啊的東西，覺得那是愚昧。現代科學發展不過幾百年，難保幾千年、幾億年後的人類不會嘲笑侷限在三維空間的我們這代人。人類本能地需要一個能夠形成邏輯閉環的，對所生存世界的解釋。人都是恐懼未知的，誰能解決不明確感和不安感，誰就是權威。這是人性中固有的，迫切的安全感需求使然。古人、今人，都只是在現有的技術能力範圍之內，去圓滿對世界的解釋。其實到現在，人類也沒脫離“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的“祀”，只不過我們信奉科學以後，所謂的“祀”批上了現代化外衣，變成了諸如航天探月和奧運會的國家工程。所謂的禮器、祭廟變成了大工業支持的，航天器械和鳥巢水立方。跳出歷史看歷史，研究歷史的方法再科學，也是順沿著傳統的政治需要和標杆行進。人類從來沒能離不開舉國盛會的族群歸屬感需要。本質上，這些事物最大的價值，仍是為國家軟實力服務，是為加強文化凝聚力，體現綜合國力而存在。那是人性深處就本能地想要歸附和拜服的東西——權威。
3、商朝有顯著漁獵民族特徵，而周朝的經濟基礎則是農業。
講這一點，不得不提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在三千年前的地理和氣候環境。
首先，那個時候的平原，農業開發是極不充分的。今天這兩處平原，都是廣袤農田+片片村莊。那時則是少有堤防的湖澤大河，是大片大片古木密聳的原始森林，除了數千年城邦發展而來的大都邑，各地區間道路都很少。一些今天區位很便利的地區，在當時仍舊顯得封閉。這些都是邦國部落存在的自然條件基礎。所以，商與西周，甚至到春秋時期的所謂國家版圖，都僅是勢力範圍而已，而非主權領土。那時邦國林立，獨立建國的族群尚多，談不上後來的正式分封。國之規模，無非是控制的城邑更多。朝之尊貴，無非是臣服的邦國、部族最多。而且那時所說的“國”，更像是今天“地區”，這一地理概念，而非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在國之勢力範圍內，還有大大小小的獨立勢力存在。
那時的中原地區，就是今天河南中部，及與河北相接那一片，氣候遠比今天溫潤，並非今日一馬平川的田野景象，而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那時的黃河也並非今天的河道，而是幾乎縱穿河北，貼著太行山方向，從天津入海。商族成為共主後，僅在黃河兩岸，原始森林的邊緣地帶淺耕，進行局部的農業開發和生產。他們的青銅技術先進，以應用於部分農具製造，農業耕作效率應該是一度領先於時代的。
從出土甲骨文記載，以及殷墟出土的一些諸如象尊，犀牛觥的青銅文物來看，商朝的大象比較普及的，是戰爭、運輸都常用到的交通工具。殷墟還多次發掘到犀牛、象、貘、聖水牛等熱帶地區才有的動物骨骼。可見當時中原地區的氣候。現在有種說法，河南簡稱取自禹貢九州之豫州的“豫”。豫就是一個“矛”加一個“象”，正是時人捕獵大象場景的象形字演變而來。可見當時中原地區的氣候和環境，以及商政權與後世截然不同的自然文化特點。
說了這麼些，我們或能一窺商朝的文明邏輯。它與後世華夏這個典型的農業文明，其實是有質的區別的。商朝並非傳統意義的農業民族，也是一個典型的漁獵民族。這裡不是說商朝沒有農業經濟，商朝從盤庚遷殷安定下來後，應該就是一個發展綜合經濟已久的族群。可是商朝的文明取向，似乎並沒有把農業放在首位。
甲骨文雖也有對農耕的記載，但有更多田獵的記載。田弋(打獵)，田犬(獵狗)，田車(打獵用的車子)，田事(狩獵之事)。“田”字古意就是打獵，後來才引申出耕種的意思。殷墟出土過不少石鐮刀，說明為收割採集發達，但難以證明種植的發達。而且對比殷墟與周原出土的耒耜、鍤以及西周文獻，商朝晚期，無論是農業生產工具的多樣化，還是穀物生產品類，殷商都漸漸落後於周族。
安陽一帶，當時氣候溫潤，自然資源豐富，可食用的野生動植物是非常豐富的。存世2000多件殷商玉器中，僅玉魚就有100多件。可見殷商是漁獵民族主導的文明時代，絕對不是胡謅。而且，殷商時期婦女地位甚高，戰將型王后婦好就是典型例子。人類在進入農耕生產者時代之前，處於狩獵採集者時代，大致對應母系氏族時期。當時之所以女性地位高，是因為女性作為通過採集作業獲取穩定食物來源的主力群體，經濟能力，收穫穩定性，食物易儲藏性，都強於負責狩獵的男性。先祖未婚而孕的商朝崇拜玄鳥圖騰，優先兄終弟及的繼承製度，這些母系優先的母系氏族文化遺留，也從側面印證了商朝的漁獵文明特徵——採集狩獵經濟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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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漁獵民族，我們通常會想起歷史上離我們最近最重要的滿族。現在再看最上邊那張商朝髮飾圖，尤其那張金錢鼠尾小辮，是不是忽然明白了一些什麼？
同樣是3000多年前，不僅中原氣候溫潤，西邊的同緯度的關中地區，及今天陝北地區的黃土高原，氣候都較今天溼潤。尤其是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極高，植被密集，牢牢抓固了稀鬆的黃土，並沒有今天我們見到的黃土高原嚴重水土流失問題，也沒有摻雜大量黃沙的渾濁黃河。廣義的黃土高原，即黃土區，包含了甘肅東部，陝北、關中、山西中部、南部、河南西部。這片區域也正是仰韶文化遺址的密集分佈區，是上古社會人類活躍的地帶。從黃土區北部邊緣發現的石峁遺址，東部邊緣的陶寺遺址等城邦文化之發達，規格之高來看，黃土區在數千年前的面貌，並非今天的惡劣環境。
關中地區，處於黃土區最南邊，與秦嶺山脈相抵。由於北邊黃土高原的森林植被覆蓋率高，所以當時水土流失並不嚴重。關中北部與南部高山上密集的原始森林，有效涵養了水源，眾多河流奔洩而下，匯入到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及其支流之中。渭河不斷在這裡改道，反覆衝擊出渭河平原。關中河網密佈。渭河水源豐沛，又較為溫和，不似黃河行至下游時洪汛凶猛。周人就是在渭河平原的周原之上崛起。關中地處黃土區，黃土土質為稀鬆顆粒性，適合早期農具作業。周族得以建立了一個以農業經濟為核心的，農業高度發達的國家。這個幾乎是普遍觀點，不多說了。
周朝是典型的農業文明。古代的農耕作業是人力導向的生產勞作。周朝的人本思想，天人觀也是順應農業經濟需求而產生。這是周作為農業民族，與商這個漁獵民族最大的不同點。商朝的狩獵採集經濟比重過大，所以面對自然存量的爭奪，與野獸野、蠻部落的戰鬥，更著重於武器的研發。採集經濟，對自然存量獲取具有不確定性，面對戰爭的生存概率與殘酷性，導致漁獵文明從心理上也更祈求神的庇佑，更顯神權性。異族奴隸，更大程度上僅為存量資源分享者和潛在爭奪者，商朝人不需要也並不愛惜其生命。這是人殉的文化心理基礎。而周人，主要進行農業增量生產，就十分惜護當時最緊俏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即人命，周朝很快廢止了大規模人牲和人殉制度。他們更多的是祈求上天的風調雨順。這種低偏差性的穩定產出，也決定了農業文明並不偏信神祗的文化心理。
周朝取代商朝，不僅是政治上，制度上的變革，更是經濟上，文化上的換新。當華夏大地逐步開發，人口逐漸增多，自然存量資源越來越少，採集經濟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被產出型的農業經濟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勢所趨。西周僅通過武王克商，周公平定三監之亂，並未大動干戈，即降服天下。他們分派到各地的諸侯，是眾多文明據點，呈零星式擴散的開始。這種本來飛地般的分封，是獲得了宗主什麼樣的技術支持，何以迅速席捲封國周邊土地，以遷徙者後來者居上而吞滅當地土著，最終融合成戰國七雄角逐統一？他們的確有時代的先進性，這種先進性，讓此前領先的大邑商都無法招架，讓數千年間形成穩固的，遍地的部族邦國都無法逃脫被迅速兼併融合的命運。那先進的武器，正是農業。當齊桓公會盟諸侯，舉起尊王攘夷的旗幟，一同在東部大平原之上，橫掃亂邦蠻族的時候，這些華夏文明旗幟的背後，作為戰爭堅實後盾的，是蠻夷未能掌握的，先進發達且產出穩定的農業經濟。這比武力擴張的商朝，以一家政體，在華夏大地上像貪吃蛇一樣的吞併有效率多了。四大文明中最後成熟的中國進入集權時代，可不就早了同規模文明少說幾百年。
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古老而典型的農業文明，其文化內涵和文明邏輯繼承自哪朝，不言自明。
4、商朝重商好戰，周朝重產崇德。
商人作為貿易從業者，這一明確的概念詞彙，即說明商族的重商傳統之濃厚。史料記載，商王十一世祖相土發明了馬車，使馬匹為運載工具。商王七世祖王亥，更是馴馬伏牛，發明牛車，與其他部落邦國最先進行長期易貨貿易。這是中國人最早開展商業活動的記錄。殷墟同樣出土了不少無文銅貝，是中國最原始的金屬貨幣。這些都說明了商朝商貿的發達，是當時商業文化的起源與中心。直到商朝滅亡後，經商都是殷商遺民的主流行業，和身份標示。其實重商文化，正說明了商朝並非後世兩千多年裡，重農抑商的小農經濟文明性格之源頭。
商朝擁有強大的青銅冶煉技術，武器先進。作為非生產型的漁獵民族，他們必須武裝自己以更好的爭奪自然存量資源。武力強大，也是商業文明崛起，並且持續維繫商業發達的必然條件之一。
商朝重商，主要依靠對周邊貿易及朝貢體系支撐經濟的共主，勢必會更多的依靠武力征服來發展壯大自身實力。正如華爾街和五角大樓全球基地佈局是當今霸權兩翼。其實從紂王最後的作死就能看出商人的戰爭，是一種常態化的國家理念。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後，就是通過朝貢珍寶和貨品重獲自由，並且取得了專征之權。這麼大的政治功效，足見商朝對朝貢經濟的依賴。換個角度想，如果晚商的經濟實力仍就超然，紂王又怎麼會為了區區貨品，輕易放回姬昌。
商朝幾乎具備戰鬥民族多數的基本特徵：
好狩獵。這個不多說了，漁獵民族嘛，甲骨卜辭中有很多田獵記載。
好酒，好肉，故有酒池肉林之說。殷商出土尊、卣、爵的數量，可以考古奪冠。
好遷徙，商朝反覆遷都，其實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下，就是漁獵民族逐茂林富野而居的遷徙特徵。
好征伐，從有殷墟甲骨卜辭記載來看，武丁中興後，到武乙時期，殷商伐國上百，發動戰爭不斷。武丁中興，是殷商的鼎盛期。但史料對這個時期記載最多的，仍舊是征戰四方，擴地千里。徵西羌，伐東夷，取荊襄，亡土方。即使到了武王克商時，紂王還在兩線作戰。要知道這個時候，周文王早已就拿下上黨高地上的黎（即“耆”，今山西省長治縣境），攻滅河內地區的邘（今河南沁陽北），並收服關中到洛陽黃河一線的虞國、芮國，而後稱王。這是從三面對朝歌形成合圍，朝歌門戶已然洞開，按說傻子都知道周人想幹什麼。恐怕商紂王自己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正在討伐東夷時，不小心讓周人鑽了空子吧。實際上，商朝慣於征伐，以武力維繫共主之威，樹敵頗多，最後的確是不得當時輿論人心，無法避免多線作戰。這種戰鬥基因，在之前數百年裡，不斷的擴散傳播先進文化和技術，強力聚合眾多邦國部落，減少和衝破各個地區的行政壁壘，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但是走到商末，生產力極大發展後，文明理念加強，更先進的農業經濟成熟，顯然需要穩定的耕作環境。強硬的戰爭擴張，是商朝作為漁獵民族的路徑依賴，不合時宜。封建擴散，是周朝取代商朝，順應了歷史發展階段性需求的原因所在。
牧野之戰時，商紂王竟能臨時拼湊起17萬奴隸軍隊對陣周武王不到5萬正規軍。可見殷商奴隸數量之眾。試問在當時的人口條件下，通過什麼方式可以迅速獲得數量眾多的奴隸？恐怕不是刑罰，而是戰爭。事實上，這些奴隸的臨陣倒戈，助周滅商，也正說明了奴隸對商的仇恨，絕非一般刑徒之恨。秦朝的刑徒軍可還給秦續了一把命呢。
馴化走獸多於家畜。坐在大象上的商兵，就是這種霸氣豪放派形象的展現。
豪放而不拘禮教約束。婦好作為第一夫人，直接領兵上陣殺敵，且老婆打仗勇猛還被武丁極力推崇，可見尚武在商朝絕非一時風潮，可見商朝的不拘泥禮教，頗有遊牧民族之風。商人大規模人牲、人殉制度，甚至有更為虔誠的貴族殉葬的例子，也體現著一種不懼流血，不惜生命的鬥爭精神。
商朝兄終弟及的繼承製度，也是防止出現主少國疑的局面。對成年國王的偏重需求，不得不說，共主的安全環境，可能一直都不是特別好。
周人滅商後，謀求改朝換代合法性和合理解釋時，著重反思殷商敗亡命運，總結其為失德，也可反印商朝在武力征伐上做的太過，不得人心。畢竟這些是輿論導向的政治說辭，很大程度上是順應當時輿論形勢的，不會是完全的捕風捉影。
周朝的革命，是農業經濟主導下的文化、制度革命：
周人就相對太規矩了。信奉天道酬勤的樸實農民，看不慣商人的奢靡自由化。他們批駁商人酒池肉林，刮財寶，愛美女，周公還專門寫了《酒誥》作為禁酒令。這種至今猶存的德行意識，當真源遠流長。
周人不重商業，不似晚商文化的奔放和華美。天人觀的周人，注重農業生產。這種穩定性極強的經濟模式，對勞動力充沛性、作業環境穩定性需求極為苛刻。所以整個西周的政治基調還是以德說事，少動干戈。同時，經驗技術的傳承，產業產品的傳承，有助農業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周朝都非常重視。所以周朝偏重歷史記錄，推崇以人為農本，在意社會秩序的穩定，鼓勵個體行為向集體要求最大程度的規範...所以，農業為本，安土重遷態貌的周文明，勢必會深度挖掘“德”的社會價值。這是歷史規律。
周朝對德的推崇，是從先周就開始形成的核心價值觀。周文王身體力行得樹立了一個美德善行的聖王形象，向天下昭示周以德立國，向後世子孫設立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周武王克商後，對殷商遺民主要採取懷柔安撫策略，也是道德推崇的體現。周公則更是將文化層面的德，進行了秩序設計和制度層面的改造。這種強調“德”的公共倫理內涵，是中國區別於西方那些強調“愛”的個體心理層面的，中國後來天下主義、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盛行的根源。
至此，西周確立了宗法制。
這使嫡長子繼承製成為了中國數千年的約定成俗。在大宗、小宗不斷分化下，誕生了中國獨有而龐大的“士"階層。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輿論貢獻，是中國幾千年統一的信仰基石。王朝的血統穩定，也是促進中國長期統一的因素之一。祖先崇拜由此成為普遍性的文化心理。在中國，頻繁祭奠先人，追緬先人，尊崇孝道，幾乎具有強力的社會道德約束力。中國人至今以德的行為視角看待父母和子女，而非西方人以愛的心理視角看待父母和子女。這是中華文明最顯著的普遍特徵之一。宗法制的後續影響，還在於生產力和交通技術落後，人口稀少的漫漫歷史長河中，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倫理，價值體系，推動了家族治理，有效的解決了一個早期的世界性、歷史性難題：集權體制下，對基層人口的有效管理。在古代中國，只要德行不失，宗族和血統，其實是更為穩固的傳承紐帶。中國也是因此形成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生育文化，擁有了這麼長久的第一人口。
西周確立了禮樂制。
這不僅使本該處於邦國混戰的那個時代，在一套務虛的文化認同標準牽制下，迅速安定下來，並將華夏文明通過軟實力方式持續擴張。這也促使道德標準成為了中國人的心理約束。中國人有信仰嗎？信教的民族總想嘲諷我們這一點，但其實我們的信仰真的又簡單又實用：祖先，以及人言可畏。從西周禮樂脫胎而來的儒學，是不斷根據時代進化的理論指導。鞭策我們這個民族能活這麼久，如今還這麼強大的，就是我們文化環境一直以來對我們的價值觀要求——行為規範。當然，每當執政民族遊牧化或漁獵化，這種文化心理都會不同程度萎縮。但它從未斷絕。
西周的井田制。
雖然後來制度破產，但它的影響至今猶在：中華文明的經濟制度，從此始終圍繞農業與土地。這是天人觀，人本思想，天命唯德，在經濟方向層面上的確立。中國從此就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文明。他的擴張汲取，他的對外輸出，無不以穩定農業發展環境需求為核心。這也形成了中國人少有的疆域歷史觀，而非更普遍的民族歷史觀。在發炎人說“自古以來”以闡明我國領土合法性的時候，有些反覆遷徙的民族國家或者非土著遺民國家，應該是挺懵逼加抓狂的。
西周的封建制。
雖然在大一統之後也破產了，但是直到明朝初期還一度反彈，也蠻有韌性的。其實封邦建國的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即使沒能使華夏成為一個行政共同體，卻讓華夏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不同於西方采邑制度下，貴族領主自下而上的奉選國王，教會蓋章加冕即可。西周的封邦建國，是自上而下的授權。諸侯的合法性來源，從邏輯上來說仍是天子。天子這個流於表面，卻有無法繞開的文化實質性的權利，一直保持到戰國末期。宗法制下，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鋤頭所致，盡皆王臣。可以說，一旦時代進一步發展，技術成熟，均勢打破，行政的統一，在中國是必然和遲早的事情。羅馬的統一，是一個行政主體徵服併兼容不同文化圈的結果。中華的統一，是文化在宗法制、禮樂制、井田制、封建制下的優先統一，行政體順其自然的經過優勝劣汰後，隨之統一的結果，二者結局豈會相同？
文化心理的統一，是一個比文字、車軌、風俗，更重要的統一要素。說的直白些，那就是信仰。科學發達如今天，威脅統一的因素，仍然是信仰。周朝的天人觀，人本思想，禮樂文化，宗法制度，恰恰是把信仰統一，發揮到淋漓盡致。他對世界存在的解釋，對執政合法性的解釋，對人類追求方向的解釋，在當時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有邏輯性、合理性，以及可實踐性。這樣的文化說服力，怎麼會不推助中華文明持續大個頭了幾千年呢？此後，內在的行政分裂，大多是階級問題，政治問題，或者制度問題。這些歷史通過篩選統統都搞的定。對周人“德”的信仰，這種文化的內在凝聚力，才是遲早重回統一的根本。比如帝國制度後，經歷最長一次大分裂而重新統一的隋，伐陳時就向南人廣發傳單，列舉對方失德行徑。要知道此時，南方與北方在政治上已經分離了數百年。但南方欣然接受了隋唐的統一。為什麼？因為南北的信仰是一致的，且非宗教性的，都是“德”。對於宗教國家，民族國家來說，他們雖然也要求道德，卻不會因德而否認政權合法性。這其實也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文化心理基礎。東亞最深受華夏薰陶的臺灣和韓國，就越發展現出了華夏文化心理與西方制度不兼容、矛盾性的一面。
西周創業期，文王、武王、周公三代人，一直持續探索這種對“德”的信仰塑造工程，最終完工於周公。西周中後期，關中土地在王室進行持續百餘年的食邑分封后，周王手中土地資源已極其匱乏。這種情況倒逼西周王室開始發動一些對外擴張戰爭，逐漸喪失了貫穿西周都在尊奉的“德”的理念。最終，西周失德，導致禮樂制度逐漸自上而下的崩潰，諸侯也理所當然的背棄西周制度，西周滅亡。東周之後，王室逐漸衰微，無力繼續主導禮樂這種制度層面的“德”，但周的“德”在文化層面無疑勝利了，並且貫穿此後近三千年至今的整部中華歷史。
西周對天道和世界的解釋，中國人足足用了3000年，東亞各國也取經直至近代。而現在的中國，GDP也第二了，產業門類越發齊全，最缺的，恰是如何去用自己的文化邏輯，更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的解釋這個世界，解釋政治的存因、規律和方向，解釋個人與集體應如何協調各自追求。現代霸權，是把武器部署到別人那裡，把軍隊駐紮在別人的土地，不用吭聲，用不動武，他就會圍繞著你的全球產業體系轉，高價購買你的高端產品，低價向你輸送低端產品，怎能活得能不舒服？軟實力，就是起碼做這些事時，得讓當地人相信你的正義性。這一點，今天做的最好的，仍是美國。中國，其實還是在用三千年前的“德”，來對內解釋政治合法性來源，比如“小康”“人民幸福”，未免欠缺點現代精神和對外說服力。中國需要的正是一次“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文化心理進階。
周武王當年留下了紂王的兄弟箕子和微子。箕子受封在當時氣候條件下，尚算苦寒之地的遼東朝鮮。微子在三監之亂後，受封在商族龍興之地，卻也是四戰之地的宋國。宋國立國後，仍牴觸新興的周文化和周制度，不奉行嫡長子繼承製，而繼續堅持殷商兄終弟及的優先繼承製度。整個周朝華夏文明圈，通過數百年的對殷商舊文化的輿論攻防戰，在文化上通過孤立宋國，比如出現大量嘲諷宋國的成語，加上宋國堅持殷商繼承製度，搞的自己內亂不止，形成了文化優劣的現實比對。最終，以誕生了一位，在後人看來簡直是窩囊迂腐的宋襄公，這位實現宋國文化轉型，堅定遵守周朝禮樂文化和制度的春秋“弱”霸，宋國才真正受到尊重，並延續到了戰國後期。
加上春秋禮崩樂壞時，出身殷商、宋國王室的孔子，開創儒學，為禮樂文化吶喊還魂，商、周文化正源之爭，終於塵埃落定。有趣的是，與倡導農本的後世儒家不同，孔子本人的言論多顯輕農思想。他從不介意愛徒子貢經商，卻在背後嘲笑以務農為志願的弟子樊遲。直到臨死前，孔子對著經商成功的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一生為周禮奔走吶喊的孔子，始終沒忘記，他是殷商的後裔。但作為歷史當事者的他知道，殷商文化早已不合時代了。
最後，寫了這麼多，並非要抹去商朝的作為文明正統的歷史。比如文字，比如青銅鑄造技術，比如商業起源，比如越發完備的國家形態，商朝堪稱中華文明的開創者、探索者和起源之一，也不可否認，商族作為共主，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體。但是從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上講，毫無疑問，周朝是中華文化開創性的奠基者，也是最終敲板的定鼎者。我們今天的文化心理猶存諸多周文化痕跡，尤其是蠻族這種夷夏文化概念，就是周朝發明的東西。如果說周朝是蠻族，那亦可問，誰是華夏？亦可說，從未有華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