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觀若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真性情。我從來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標，覺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沒有虛度了人生。所謂真性情，一面是對個性和內在精神價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對外在功利的看輕。
一個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時，看重的是它們在自己生活中的意義，而不是它們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實際利益，這樣一種生活態度就是真性情。
一個人活在世上，必須有自己真正愛好的事情，才會活得有意思。這愛好完全是出於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為了某種外在的利益，例如為了金錢、名聲之類。他喜歡做這件事情，只是因為他覺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這就好像一個園丁，他僅僅因為喜歡而開闢了一塊自己的園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許多美麗的花木，為它們傾注了自己的心血。當他在自己的園地上耕作時，他心裡非常踏實。無論他走到哪裡，他也都會牽掛著那些花木，如同母親牽掛著自己的孩子。這樣一個人，他一定會活得很充實的。相反，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園地，不管他當多大的官，做多大的買賣，他本質上始終是空虛的。這樣的人一旦丟了官，破了產，他的空虛就暴露無遺了，會惶惶然不可終日，發現自己在世界上無事可做，也沒有人需要他，成了一個多餘的人。
在我看來，所謂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愛好，即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是名利場上的生意經。而幸福則主要是一種內心體驗，是心靈對於生命意義的強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靈的感受力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個人必須有一個真實的自我 ，一顆飽滿的靈魂，它決定了一個人爭取成功和體驗幸福的能力。
人做事情，或是出於利益，或是出於性情。出於利益做的事情，當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見名利場上的健將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奮鬥不止，對此我完全能夠理解。我並不認為他們的叫苦是假，因為我知道利益是一種強制力量，而就他們所做的事情的性質來說，利益的確比愉快更加重要。
相反，凡是出於性情做的事情，亦即僅僅為了滿足心靈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標準。屬於此列的不僅有讀書，還包括寫作、藝術創作、藝術欣賞、交友、戀愛、行善等等，簡言之，一切精神活動。如果在做這些事情時不感到愉快，我們就必須懷疑是否有利益的強制在其中起著作用，使它們由性情生活蛻變成了功利行為。
“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我相信，在義和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和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套孔於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以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佔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後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慾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麼，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佔有的物品，你之為你僅在於你的真實“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佔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
你說，得活出個樣兒來。我說，得活出個味兒來。名聲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對人對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換來換去，我還是我。脫盡衣裳，男人和女人更本色。
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報酬都在眼前。愛情的報酬就是相愛時的陶醉和滿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締結良緣。創作的報酬就是創作時的陶醉和滿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揚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給人以陶醉和滿足，就不足以稱為美好。
我的確感到，讀書、寫作以及享受愛情、親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樂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煉出來的，它直接來自所做的事情對你的吸引力。人生有兩大幸運，一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說，我的“定力”來自我的幸運。
此生此世，當不當思想家或散文家，寫不寫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願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夠安靜聆聽別的生命也使別的生命願意安靜聆聽的純真，此中的快樂遠非浮華功名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