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頻道，厡載《北京黨史》作者吳德坤（遵義會議紀念館）
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周恩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協助毛澤東工作，共同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寫下了不朽的歷史篇章，兩位偉人的親密合作，開始於遵義會議前後，這正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周恩來功不可沒。
遵義會議的召開，曾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醞釀過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湘江戰役後，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李德已毫無威信，博古不懂軍事，更由於失敗而感到責任重大，意氣消沉。他們二人都無法繼續指揮。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挺身而出，獨立支撐危局。伍修權在他的《回憶與記念》中生動地說明這一點。他說：過了湘江，“兵力就損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隊已經潰散解體，而敵人正前堵後追，重兵設圍。在此危急關頭，李德束手無策，只能發脾氣罵人。博古也一籌莫展，只會唉聲嘆氣。正是周恩來同志毅然挑起重擔，承擔了實際的指揮責任。”紅軍進入湘南後，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見周恩來：《在延安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節錄）》）在進軍途中，能聽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的正確意見，破例請毛澤東參加通道會議，主持黎平會議，把毛澤東等的正確意見通過政治局會議變成了黨中央的決定，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籌備遵義會議，並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保證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完成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通道會議，請毛澤東參加，給毛澤東提供了闡述自己意見的機會，改變了進軍方向，轉兵貴州
1934年12月初，紅軍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後，紅軍總參謀部立即對各部進行清點檢查，並向“三人團”報告：所有部隊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周恩來沉重地將總參報告遞給了李德和博古。他們兩人看完了報告，沮喪無奈，沉默不語。周恩來又把報告遞給了朱德。朱老總悲憤地說：“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五六萬人哪！這支部隊是我們從井岡山帶出來的，一步一步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多麼不容易哪！這樣，一下子就被國民黨搞掉了五六萬，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犯罪啊！”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毛澤東聽到朱德的話語，連忙過來看報告。洛甫對李德和博古說：“你們是誰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現在是不是應當討論總結一下了？”毛澤東說：“我看僅僅討論和總結還不夠，應該追究責任！”朱德、毛澤東和洛甫的話代表了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心聲。
在這十分危急時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領導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縣城舉行緊急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有領導長征的“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中央政治局侯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共7人。毛澤東參加這次通道緊急會議，是朱老總和周恩來把毛澤東請回來參加中央負責人蔘加的第一次會議。這是毛澤東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第一次改變了“加裡寧”的身分，參加軍事決策會議。康克清在其回憶錄中對此事是這樣回憶的：“出了老山界，來到湖南境內，不久走到通道縣的一個村子裡。……中革軍委在這裡臨時開會，研究下一步紅軍行動計劃。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在群眾的強烈呼聲，老總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他在會上分析形勢作出判斷，提出改變紅軍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軍團司令部會師的打算，避開敵人為紅軍設下的口袋陣，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爭取紅軍有個喘息和整頓的時機，爾後再定停止。”毛澤東對極其嚴重的敵情進行了分析，認為鑑於在去紅二、六軍團的道路上蔣介石已設置重兵，紅軍已失去到達湘西的先機，建議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這對改變原定北上湘西北，向貴州進軍，發揮了重要影響。在通道，中央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中央紅軍按會議精神進軍貴州，打破了具有“處理一切”權力的“三人團”的權力結構。“三人團”開始分化。周恩來和朱老總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幾年來第一次採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進軍方向，開始對中央的戰略發生了重大影響。
主持黎平會議，把毛澤東西進貴州在川黔邊建根據地的正確意見，變成中央政治局決定，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通道會議一結束，中革軍委於當晚19時發出“萬萬火急”命令：全軍向貴州前進。遵此命令，先頭部隊紅二師於14日攻佔貴州邊防重鎮黎平縣城。但博古、李德仍固執己見，並通知紅二、六軍團說：中央紅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
毛澤東鑑於敵人在湘西南地區佈置重兵的情況，力主放棄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他將此意見與洛甫、王稼祥商量後，由洛甫向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建議。周恩來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向博古轉達。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來說：“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們三人有權建議召開會議，而且他們的意見我也贊同。現在是扭轉危機的關鍵時刻，趁敵還沒上來，我們抽空召開個會議，統一認識、明確方向並作個決定。這樣，有利於紅軍今後步調一致的行動。”此時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賴李德，對執掌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大權，也已有些心灰意懶，就順水推舟，未與李德商量，便同意了。（見王智濤：《紅軍洋顧問李德在長征之初》）
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討論紅軍今後戰略方針的會議。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李德因病沒有出席，但託人把他堅持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把燈點上。”博古儘管自己的意見被會議所否定，還是服從了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中革軍委在當天決定緊縮機關，充實戰鬥部隊，撤銷八軍團，併入五軍團。第二天，朱德、周恩來為執行這一決議作出行動部署。這一決議及其實行，使中央紅軍從長征開始後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避免陷入絕境。
出席猴場會議，鞏固了黎平會議決定，排除了李德，為開好遵義會議進一步作了準備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甕安的猴場（今草塘）召開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王稼祥、鄧發、李德等。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主力紅軍渡過烏江後：“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嶽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指權，從組織上改變了李德取消軍委的集體領導、壓制軍委內部不同意見個人包辦的狀況，為開好遵義會議進一步作了準備。
籌備遵義會議，並在會上作自我批評，勇於承擔責任，全力舉薦毛澤東來領導紅軍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9日，周恩來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遵義老城黔軍二師師長柏輝章私邸。周恩來進入遵義城後，立即佈置總部參謀人員打掃貴州軍閥柏輝章住宅。當時在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書中回憶說：“我們中午進屋後，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佈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一遍，表示滿意。”周恩來及軍委的其他同志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13日，周恩來又親自打電報通知劉少奇、李卓然：“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參加會議。這份電報是目前發現判斷遵義會議召開時間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周恩來支持遵義會議召開並積極組織和籌備的實證。
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它的目的之一，是檢查在第五次反“圍剿”與西征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他與博古的態度截然不同，明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從主觀上作了檢查，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絲毫不推卸責任。同時，他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楊尚昆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此事說，“他出以公心，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這種正確態度，對扭轉會議形勢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站出來，會議要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隨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也先後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楊尚昆後來說：“當毛澤東同志作長篇發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後，周恩來同志又不計個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具有革命膽略和卓越軍事才能的毛澤東同志參與領導中央紅軍今後的行動。這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中記錄著：“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
經過三天的議論，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作出如下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議結束後，中央常委開會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恩來同志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出於對毛澤東同志的充分信賴，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同志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講，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會後所說的那樣：‘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
苟壩會議，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後，中央軍委縱隊於1月19日離開遵義向赤水地域挺進。28日，紅軍在土城與川敵郭勳祺、廖澤旅一部遭遇，由於沒有摸清敵情，原來以為敵人只有四個團，實際超出一倍；同時低估了川軍的戰鬥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這次戰鬥失利，紅軍不得不放棄原定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赤化四川的計劃，於29日拂曉前與敵脫離接觸，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雲南扎西（今威信）前進（“一渡赤水”）。
2月5日，紅軍到達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小村莊，這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政治局在這裡開會，決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博古改任“紅軍野戰政治部主任”。
由於川軍、滇軍、國民黨中央軍向扎西合圍，中央決定改變建立川滇邊新蘇區的計劃，出敵不意，回師黔北。於2月19日二渡赤水河，重佔桐梓，攻克婁山關，再佔遵義。紅軍與國民黨中央軍趕來增援的兩個師激戰於老鴉山紅花崗一線。此戰役殲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3月4日，為繼續爭取紅軍更大的機動，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決定“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5日，朱德、毛澤東在前線鴨溪發佈了作戰命令。這是從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一切職務後，第一次以明確的軍內職務簽署作戰命令。這表明，毛澤東任前敵司令部政委取得了對紅軍的公開的直接領導權、指揮權。
3月10日，周恩來在苟壩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周恩來回憶說：“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樣指揮，還是成立幾個人的小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22日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講到：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雖然是作為周恩來的“幫助者”，但此後的軍事行動，周恩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不攻打打鼓新場，就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再三建議而說服大家放棄的。此後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烏江、西進雲南，巧過金沙江，跳出敵軍的包圍圈，毛澤東書寫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這也是與周恩來尊重毛澤東，全力支持毛澤東分不開的。有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遵義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中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