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漫談：《中庸》與佛老

《中庸》原為《禮記》之一篇，南宋以後成為《四書》之一書。在《中庸》由“篇”升格為“書”的過程中，佛教與道教（佛老）人士對《中庸》的重視與提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老人士對《中庸》的重視與提倡，始於南北朝時期的戴顒與梁武帝。戴顒出身於南朝劉宋的一個隱逸世家。根據《宋書·隱逸傳》的記載，他曾著有《逍遙論》一書，以“述莊周大旨”，可見戴顒在道家學說上應該有很高的造詣。戴顒對佛教也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在佛像雕刻方面，戴顒與其父戴逵都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當時宋世子鑄造了一個精銅佛像，但是面孔顯得太瘦，工人又無力修改，就請教戴顒。戴顒稍加指點，問題立即解決。後世對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藝讚歎有加：“二戴像制，歷代獨步。”（弘贊《兜率龜鏡集》初集）就是這麼一個兼尚佛老的隱士，曾撰有《禮記中庸傳》二卷。這是史書上個人研究《中庸》的最早記載。

與戴顒的隱士風格相比，梁武帝蕭衍可以說是聲名顯赫。但梁武帝的聞名非僅以其文德武功，更因其佞佛諂道。梁武帝與道教茅山派創始人陶弘景私交甚篤。梁武帝當年起兵叛齊時，陶弘景曾奉表擁戴。梁武帝登基後，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陶弘景，以至於陶弘景被時人稱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傳》）。梁武帝後來舍道歸佛，曾經四次捨身出家，每次都是朝臣用重金才將其贖回。梁武帝平日不但自己升座講經，還令王侯弟子皆受佛誡，臣子奏表上書也必須稱其為“皇帝菩薩”（《魏書·蕭衍傳》）。根據《梁書·武帝紀》與《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梁武帝一生著述頗為可觀，以千卷計，其中就有《中庸講疏》一卷。

戴顒與梁武帝的《中庸》著述皆已不傳，但從他們的佛老背景來看，其著述中必定會薰染很重的佛老氣息。

唐代初期，《禮記》入選《五經正義》，從而升格為天下士子的科考經書，《中庸》也隨之水漲船高，備受關注。到了中唐，禪宗與道教高度發達，禪風道氣瀰漫士林。很多文壇領袖與士林賢達都把《中庸》作為溝通儒釋道三教的一座橋樑。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人物樑肅，少年時即從天台宗湛然禪師學佛，並“深得心要”（《佛祖統紀》卷四一）。他根據天台教義，撰成《止觀統例議》一文，將《中庸》的“誠明”思想與天台宗的止觀思想進行會通，提出“復性明靜”的哲學思想。被後人譽為“閩學鼻祖”的歐陽詹，青年時期曾與泉州著名道士蔡明浚、逸人羅山甫有“合煉奉養之契”，一起隱居修煉三年（《歐陽行周文集》卷八《與王式書》）。歐陽詹曾撰有《自明誠論》一文。在這篇論文的最後，歐陽詹曾引用了《中庸》“明誠”之語來論證人之天性根器。

中唐士人的著述中，哲學造詣最高的當屬李翱的《復性書》。在此書中，李翱通過對《中庸》等儒家文獻的理論進行發揮，精彩地論證了其“性善情昏”與“誠明正性”的哲學思想。眾所周知，李翱是中唐時期排佛健將韓愈的弟子與侄婿，但他同時與僧眾也過從甚密。他在問道南禪曹洞宗始祖惟嚴時，留下了“雲在青天水在瓶”的名句（《宋高僧傳》卷十七《唐朗州藥山惟儼傳》）。李翱還曾師事天台居士樑肅，其《復性書》與樑肅的《止觀統例議》，無論是在遣詞造句，還是在論證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處。學界甚至認為，李翱“復性說”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就是樑肅的“復性明靜”（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第七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士人在以《中庸》融會儒釋道三教時，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於《中庸》“誠明”思想，並形成一個長達三四百年的中心議題。北宋范仲淹在科舉考試中作《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陳襄曾撰《誠明說》一文並進獻給宋神宗，直到南宋王柏還寫有《誠明論》一文。

兩宋時期，道學興盛。北宋儒者普遍重視《中庸》。范仲淹曾經勸張載讀《中庸》，胡瑗、司馬光、劉敞、二程、遊酢、楊時、呂大臨、晁說之等北宋大儒與道學大家也都給予《中庸》以高度重視，並有專門著述。從北宋楊時到南宋李侗還傳承著一個“靜中體驗未發”的道學訣要，這就是“道南指訣”。後來，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又從道南指訣中相繼悟出“中和舊說”與“中和新說”，從而奠定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至高地位。無論是道南指訣，還是中和之說，都源於《中庸》首章。

但宋代對《中庸》進行大力提倡與表彰之首途者卻不是道學家，而是佛教徒，尤其是智圓與契嵩。孤山智圓是宋初佛教天台宗山外一派的義學名僧，終生服膺《中庸》，甚至自號“中庸子”，並作《中庸子傳》三篇，將儒家的《中庸》與天台宗初祖龍樹的《中論》相提並論。明教契嵩是禪宗雲門宗的第五代嗣法弟子，對儒家經典尤其《中庸》極為重視，曾撰《中庸解》五篇，對中庸與禮樂及人性的關係進行了精到的闡釋。智圓與契嵩等佛教徒對《中庸》的大力提倡，直接影響了宋代道學家對《中庸》的重視。尤其是智圓，陳寅恪先生曾說他“似亦於宋代新儒家為先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余英時先生進而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迴流假說”：“《中庸》在北宋是從釋家迴流而重入儒門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上篇《緒說》）

南宋以後，《中庸》合入《四書》，地位迅速上升。元仁宗時期，《四書》被定為科場教材，《中庸》從而成為天下士子科考的必讀書。於是關於《中庸》的研究著述也隨之大增，其中幾個佛門弟子的《中庸》著述頗為引人注目，比如明末高僧憨山德清與蕅益智旭有同名著作《中庸直指》，覺浪道盛有《學庸宗旨》，近代的佛教居士歐陽漸也著有《中庸傳》。《中庸》與佛教的這種緊密關係，甚至讓清代經學家姚際恆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好禪學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禪學。”（《禮書通論·中庸》）

佛教與道教人士對《中庸》的重視與提倡，客觀上促進了《中庸》的思想傳播與地位提升。《中庸》的佛老化解讀，也深化了儒家的義理之學。而佛老通過《中庸》這一儒家經典，援儒釋佛，借儒解道，也增進了其世俗化的廣度與深度。可以說，在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漫長過程中，《中庸》起到了一種積極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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