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新解：人生常態是中庸，世間萬象是中庸'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錢穆先生認為，《易傳》《中庸》出於孔孟、老莊之後，是新儒家之學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綜合孔孟、老莊之學方能解釋清楚。
老莊反禮樂，倡自然，主張“道常無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陰。孔孟主文化，倡積極有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端之中間階段即為中庸。陰陽合一、儒道和合，構成宇宙本體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源自老莊，仁義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兩家。儒道兩家“陰陽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傳）。
《周易》六十四卦簡明之極，但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自上而下闡明瞭萬物變化之理。
六十四卦裡面，只有純陽、純陰兩卦：乾卦、坤卦（象徵天、地），其餘諸卦都包含陰、陽兩端，代表世間萬物的中間狀態——常態。
如屯卦、蒙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離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不同；頤卦、大過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錢穆先生認為，《易傳》《中庸》出於孔孟、老莊之後，是新儒家之學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綜合孔孟、老莊之學方能解釋清楚。
老莊反禮樂，倡自然，主張“道常無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陰。孔孟主文化，倡積極有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端之中間階段即為中庸。陰陽合一、儒道和合，構成宇宙本體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源自老莊，仁義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兩家。儒道兩家“陰陽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傳）。
《周易》六十四卦簡明之極，但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自上而下闡明瞭萬物變化之理。
六十四卦裡面，只有純陽、純陰兩卦：乾卦、坤卦（象徵天、地），其餘諸卦都包含陰、陽兩端，代表世間萬物的中間狀態——常態。
如屯卦、蒙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離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不同；頤卦、大過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學宗旨是，世間萬物，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為萬物之常態——中庸之道（棄其兩端，持守中間）。
在《易傳》看來，《周易》已囊括宇宙萬物所有形態，除乾坤兩卦外，其餘各卦均屬中間階段，此為宇宙本體之中庸之道。
中國文化歷來講究天人合一，根據《易傳》邏輯，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屬一箇中庸，陰陽化合，一以貫之。
《中庸》思想近於《易傳》，蘊含道家哲學；力主天地之道誠實不欺，“天”化生萬物，“地”承載萬物。
《中庸》說：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載物；天地之道誠，故能悠久無疆。誠者，明也；明者，誠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話語概括：天地不言，以萬物為芻狗（老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錢穆先生認為，《易傳》《中庸》出於孔孟、老莊之後，是新儒家之學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綜合孔孟、老莊之學方能解釋清楚。
老莊反禮樂，倡自然，主張“道常無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陰。孔孟主文化，倡積極有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端之中間階段即為中庸。陰陽合一、儒道和合，構成宇宙本體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源自老莊，仁義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兩家。儒道兩家“陰陽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傳）。
《周易》六十四卦簡明之極，但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自上而下闡明瞭萬物變化之理。
六十四卦裡面，只有純陽、純陰兩卦：乾卦、坤卦（象徵天、地），其餘諸卦都包含陰、陽兩端，代表世間萬物的中間狀態——常態。
如屯卦、蒙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離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不同；頤卦、大過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學宗旨是，世間萬物，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為萬物之常態——中庸之道（棄其兩端，持守中間）。
在《易傳》看來，《周易》已囊括宇宙萬物所有形態，除乾坤兩卦外，其餘各卦均屬中間階段，此為宇宙本體之中庸之道。
中國文化歷來講究天人合一，根據《易傳》邏輯，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屬一箇中庸，陰陽化合，一以貫之。
《中庸》思想近於《易傳》，蘊含道家哲學；力主天地之道誠實不欺，“天”化生萬物，“地”承載萬物。
《中庸》說：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載物；天地之道誠，故能悠久無疆。誠者，明也；明者，誠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話語概括：天地不言，以萬物為芻狗（老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中庸》一文有多處明確言及“中庸”，如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中而時，小人之中庸無所忌憚等。
在《中庸》作者看來，誠是天地本心，中庸道體，不自欺不欺他；涵蓋本末、始終、動靜、是非、生死，無區分、無界限，這是道家思想。高明、博大屬於天地之功，中庸之德：天行健以滋養萬物；地勢坤以厚德載物。此為孔孟思想。
孔子說，君子應努力修身，奮發有為；孟子說，君子應盡心知性，以德化人。《中庸》說，君子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儘性知天，即可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孔孟、《中庸》之道，一以貫之，彼此貫通。
站在《易傳》《中庸》立場看，孔孟、老莊又各有利弊和侷限。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錢穆先生認為，《易傳》《中庸》出於孔孟、老莊之後，是新儒家之學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綜合孔孟、老莊之學方能解釋清楚。
老莊反禮樂，倡自然，主張“道常無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陰。孔孟主文化，倡積極有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端之中間階段即為中庸。陰陽合一、儒道和合，構成宇宙本體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源自老莊，仁義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兩家。儒道兩家“陰陽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傳）。
《周易》六十四卦簡明之極，但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自上而下闡明瞭萬物變化之理。
六十四卦裡面，只有純陽、純陰兩卦：乾卦、坤卦（象徵天、地），其餘諸卦都包含陰、陽兩端，代表世間萬物的中間狀態——常態。
如屯卦、蒙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離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不同；頤卦、大過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學宗旨是，世間萬物，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為萬物之常態——中庸之道（棄其兩端，持守中間）。
在《易傳》看來，《周易》已囊括宇宙萬物所有形態，除乾坤兩卦外，其餘各卦均屬中間階段，此為宇宙本體之中庸之道。
中國文化歷來講究天人合一，根據《易傳》邏輯，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屬一箇中庸，陰陽化合，一以貫之。
《中庸》思想近於《易傳》，蘊含道家哲學；力主天地之道誠實不欺，“天”化生萬物，“地”承載萬物。
《中庸》說：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載物；天地之道誠，故能悠久無疆。誠者，明也；明者，誠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話語概括：天地不言，以萬物為芻狗（老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中庸》一文有多處明確言及“中庸”，如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中而時，小人之中庸無所忌憚等。
在《中庸》作者看來，誠是天地本心，中庸道體，不自欺不欺他；涵蓋本末、始終、動靜、是非、生死，無區分、無界限，這是道家思想。高明、博大屬於天地之功，中庸之德：天行健以滋養萬物；地勢坤以厚德載物。此為孔孟思想。
孔子說，君子應努力修身，奮發有為；孟子說，君子應盡心知性，以德化人。《中庸》說，君子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儘性知天，即可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孔孟、《中庸》之道，一以貫之，彼此貫通。
站在《易傳》《中庸》立場看，孔孟、老莊又各有利弊和侷限。
孔孟強調中庸之“陽”一端——積極作為，自強不息；老莊強調中庸之“陰”一端：持虛守靜，被動承載。《易傳》《中庸》認為，一陽一陰，一動一靜，一實一虛，分為兩橛，不是全德。故《易傳》《中庸》把兩端加以綜合，取其中間狀態：陰陽和合之博大、悠久。至此“中庸”辯證法得以完善。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不行，吾知之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吾知之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也。
這段話的宗旨是，宇宙之道內含陰陽，持中守庸；知者只知持虛守靜，不思進取（老莊）；賢者刻意作為，有損自然（儒墨）；自私者力主“為我”，走向極端(楊朱)；普通百姓生活於其中而不自知（民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要想實現中庸之道，就很困難了。
據此說，“中庸”是儒道兩家的契合點，《周易》《中庸》既含道家，又含儒家，兩端匯通，方為中庸之道。故《易傳》《中庸》超越孔孟、老莊，是更高一級的中庸哲學。
“極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中庸》出自《小戴禮記》，為儒家“四書”之一。《中庸》一文，文字簡約，義理艱深，是儒家經典中哲學意味最濃的篇目。
《中庸》和《論語》《大學》《孟子》一樣，意義重大，是古代儒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讀篇目。“中庸之道”和《中庸》一文密切相關。
“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思想核心命題之一，歷來眾說紛紜，分歧甚大。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和稀泥”的同義詞：折衷調和，兩頭不得罪。這是所謂騎牆派做法。
傳統學界認為，中庸之道是“持中”哲學：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如漢代鄭玄解“中庸”、宋儒程顥、朱熹解“中庸”皆作如此看。
程顥註解：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朱熹加註曰：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常也。
總的來看，中庸之道含兩種意義：一是儒家德性“中庸”；二是宇宙、本體論“中庸”。孔孟重點關注前者；《易傳》《中庸》關注後者，兩者缺一不可。
一，中庸第一層含義：孔子儒學之中庸。
作為修德治世之學，中庸說法最早出自《論語》。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其至也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之德是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具備這種德性。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做事有些“過”，子夏做事則“不及”。子貢說，子張比子夏要好嗎？孔子說：過猶不及。孔子的意思是，子張之“過”和子夏的“不及”都不好。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是持中之道：既不要“不及”，也不要“過”，把握好分寸，不走極端，取其常理。這是孔子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中庸》一文專門探討中庸，多處論及中庸之道。
仲尼說：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時而中，小人中庸無所忌憚也。
為解釋中庸治國之道，《中庸》還舉了一個著名例子。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舜治理百姓，善於綜合各種意見，如對錯、“過”與“不及”，融合匯通，最後採用“中庸”之道治理天下。
據錢穆先生解讀，中庸辯證法的要義是，不守兩端，取其中間；去絕對之善（聖人之賢）和絕對之惡（愚人之不肖），以中間狀態作為道德標準。
按照孔子劃定的界限，墨家學派主“兼愛”，屬於太“過”，楊朱主“為我”屬於“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兩者都不好。
如墨子“兼愛”是博愛，墨子說：愛人之父如其父，此要求過於理想化，不合常情、常理，普通人不易做到。楊朱“為我”只顧自己，無視他人，以自我為中心，既有背德性，也不合實際，屬於“不及”之德。
在孔子看來，中庸之德，基於人性，服務現實，既考慮自身，又兼顧他人，這是中庸之道理想標準。孔子討論的“仁義智信”、“忠恕”之道，都內含此標準。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並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既顧及自己，又顧念他人，兩端保持平衡。這是孔中庸之德的要求，像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符合此道。
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道並非無界限和一律平等，而是仁愛中存等級，兼顧中有界限。這才是孔子中庸的真精神，和墨子兼愛有重大區別。
把儒、墨、楊朱三家對比，孔子中庸之德更合實際、更貼近人性，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反觀墨家講“兼愛”、楊朱主“為我”，要麼刻意拔高，要麼極端狹隘，讓人難以接受。
《中庸》說：道不遠人，遠人非道；道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中庸》一文始終強調德性和現實生活的關聯，和孔子意圖至為接近。
孔子中庸之道闡明一個深刻道理：若要從道德上教益別人，讓別人接受，切不能要求過高，不能按照聖人標準，要求普通人同樣毫無利己之念，全心全意為公。在孔子看來，這種道德過於拔高，非中庸之道，一般人很難做到。這是孔子思想的精細、聰明之處。
孔子曾發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說，食色性也（告子語）。孔子的意思是，人性是一個多元素整體，既包含道德，也內含生命、生理需求，若要人人皆為堯舜，實為不易。
孔子談論德性，圓融、務實，既講究原則，又重視權變；著眼人生實際，關注人性整體，不走偏鋒；強調推己及人，兩頭兼顧，這是孔子之德的真性情。
遺憾的是，孔子之智慧和圓融到後世儒學手中，變得抽象、簡化、拔高、歪曲，日益遠離普遍人性，遠離現實生活，最後導致僵硬刻板，曲高和寡，讓人難以認同。一如魯迅先生對儒教的批判，封建道德是“吃人”文化。
如漢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程顥、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慾盡處、天理流行”等看法，皆僵化抽象，遠離孔子本心，淪為道德教條，貽害無窮。
根據亞里斯多德倫理觀，人類靈魂有理智、情慾兩部分，人的德性表現在用理性駕馭情慾，這是希臘倫理的“中道”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中道”為“克己”，精神實質極近於孔子中庸之德。
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看來，靈魂的理性和情慾部分能夠實現和解，可以藉助“中道”實現和諧統一。
孔子同樣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剋制私慾即為中庸，“仁義”是實現中庸之道的根本途徑。這是東西方“中庸”、“中道”觀的相合之處。
孔子為何重視禮法制度，像婚禮、聘禮、鄉飲酒禮、射禮、喪葬之禮等？其中有何道德緣由？
比如婚禮。《禮記》對婚聘之禮有嚴格、詳盡之規定，像婚聘之期、場所、次數、禮器佈置、程序步驟等，皆有詳盡之說明。
根據儒家倫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天理，順人情，既通於感性，又合乎理性；人情天理在婚禮中實現和諧，婚姻之禮體現中庸之道。
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道”倫理來說，婚姻是感性、理性的和解，是人性對立因素實現統一的重要途徑。
二，中庸第二層含義：中庸的宇宙、本體論意義。
儒家重視修德養性，中庸之德宗旨是，人人講團結，講仁義，最終實現天下太平。
孔子不喜談性命，很少論哲理，中庸的哲學、宗教精神，在《論語》中含蓄、隱晦，始終引而未發。
老莊、《易傳》、《中庸》一出，中庸的哲學、宗教內涵，得以彰顯。唯有綜合老莊、《易傳》《中庸》，才能完全理解中庸之道的準確含義。
孔孟是儒學道統，倡導仁義，鼓勵修身，主張積極有為，像“乾卦”“大象”義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積極進取始終是儒家倫理弘揚的主流精神。
老莊道家接續孔孟而出，和孔孟道德唱反調，反對積極作為，倡導虛靜自守，無為而治，所謂“道常無為無不為也”。
如果按時間順序和儒學內在邏輯，孔孟、老莊之後是《易傳》、《中庸》，《易傳》《中庸》綜合孔孟、老莊之學，繼續深化、提煉儒家中庸之道，直至上升為哲學、宗教。
前人認為《中庸》出自子思、《易傳》出自孔子。後經後學考察，上述說法並無事實根據。現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庸》《易傳》皆秦漢之際無名氏之作（如錢穆）。
雖同為無名氏作品，然《易傳》《中庸》含義深刻，指向深遠，有承前啟後之功，是孔孟、老莊之學集大成者，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備受推崇。
其中邏輯可概括為：孔子中庸之道，經《易傳》《中庸》得以最終完善，成為貫通儒家之學核心精神，也是儒、道之後的最高哲學。
從宇宙觀、本體論層面言，何為中庸之道？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天道和合，化生萬物。據此，宇宙本體中庸之道內含陰陽兩端，天屬陽，地屬陰，世間萬象皆為陰陽兩端之中間狀態。
《易傳》《中庸》一併揭示出中庸哲學的本體精神：陰陽化合之謂道，承載萬物之謂德。正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勢坤；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錢穆先生認為，《易傳》《中庸》出於孔孟、老莊之後，是新儒家之學代表；中庸之道，只有綜合孔孟、老莊之學方能解釋清楚。
老莊反禮樂，倡自然，主張“道常無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陰。孔孟主文化，倡積極有為，此為陰陽兩端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端之中間階段即為中庸。陰陽合一、儒道和合，構成宇宙本體的中庸之道。
所以《易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源自老莊，仁義之德取之孔孟，中庸之道包含儒道兩家。儒道兩家“陰陽合德”，“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易傳）。
《周易》六十四卦簡明之極，但含義豐富，外延寬廣，自上而下闡明瞭萬物變化之理。
六十四卦裡面，只有純陽、純陰兩卦：乾卦、坤卦（象徵天、地），其餘諸卦都包含陰、陽兩端，代表世間萬物的中間狀態——常態。
如屯卦、蒙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但位置不同；同人、大有卦，陰爻、陽爻數量相同，位置不同；坎卦、離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不同；頤卦、大過卦，陰爻、陽爻數量、位置均不同，等等。
《周易》六十二卦的哲學宗旨是，世間萬物，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但萬變不離其宗——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為萬物之常態——中庸之道（棄其兩端，持守中間）。
在《易傳》看來，《周易》已囊括宇宙萬物所有形態，除乾坤兩卦外，其餘各卦均屬中間階段，此為宇宙本體之中庸之道。
中國文化歷來講究天人合一，根據《易傳》邏輯，儒家人文的中庸，和道家自然的中庸，同屬一箇中庸，陰陽化合，一以貫之。
《中庸》思想近於《易傳》，蘊含道家哲學；力主天地之道誠實不欺，“天”化生萬物，“地”承載萬物。
《中庸》說：天道之高明，故能覆物；地道之厚博，故能載物；天地之道誠，故能悠久無疆。誠者，明也；明者，誠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上述《中庸》思想也可以用道家話語概括：天地不言，以萬物為芻狗（老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中庸》一文有多處明確言及“中庸”，如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中而時，小人之中庸無所忌憚等。
在《中庸》作者看來，誠是天地本心，中庸道體，不自欺不欺他；涵蓋本末、始終、動靜、是非、生死，無區分、無界限，這是道家思想。高明、博大屬於天地之功，中庸之德：天行健以滋養萬物；地勢坤以厚德載物。此為孔孟思想。
孔子說，君子應努力修身，奮發有為；孟子說，君子應盡心知性，以德化人。《中庸》說，君子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儘性知天，即可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孔孟、《中庸》之道，一以貫之，彼此貫通。
站在《易傳》《中庸》立場看，孔孟、老莊又各有利弊和侷限。
孔孟強調中庸之“陽”一端——積極作為，自強不息；老莊強調中庸之“陰”一端：持虛守靜，被動承載。《易傳》《中庸》認為，一陽一陰，一動一靜，一實一虛，分為兩橛，不是全德。故《易傳》《中庸》把兩端加以綜合，取其中間狀態：陰陽和合之博大、悠久。至此“中庸”辯證法得以完善。
《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不行，吾知之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吾知之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也。
這段話的宗旨是，宇宙之道內含陰陽，持中守庸；知者只知持虛守靜，不思進取（老莊）；賢者刻意作為，有損自然（儒墨）；自私者力主“為我”，走向極端(楊朱)；普通百姓生活於其中而不自知（民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要想實現中庸之道，就很困難了。
據此說，“中庸”是儒道兩家的契合點，《周易》《中庸》既含道家，又含儒家，兩端匯通，方為中庸之道。故《易傳》《中庸》超越孔孟、老莊，是更高一級的中庸哲學。
此外，《易傳》《中庸》更看重變化，重視天地之道的事工、效能，“義理”側重於實在。《易傳》說：生生之謂易；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說：天道悠久無疆。皆是出於此意。所以《易傳》《中庸》最終導向儒家社會界、人生界，不同於老莊之虛無界。
換言之，相對於老莊的“清靜無為”觀，《易傳》《中庸》距離儒家更近，被儒家奉為經典，反而距離道家更遠。
綜上所述，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精神，其豐富、深刻內涵和儒道兩家皆有關聯。從百姓日用之“形而下”層面看，中庸之道是指生活的常態——中間狀態（陰陽、美醜、善惡、是非之相輔相成）。從哲學、宗教之“形而上”層面看，中庸之道內含宇宙之德（一陰一陽之謂道）。兩者加起來，便是中庸之道根本特點：極高明而道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