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是怎麼傳承的？

《論語·庸也》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在這裡，孔子把“中庸”視為最高、最極致的德性，倍加讚揚。在孔子之後，他的孫子孔伋（字子思）寫作《中庸》一文，系統的概括了儒家中庸思想的面貌。

關於《中庸》的寫作目的，朱熹在集註中揣摩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朱熹認為道統始於堯、舜、禹，而所謂的道統精神就是《尚書·大禹謨》中的“允執厥中”思想。這一思想經過商湯、文王和周公，最終傳承至了孔丘，孔丘將其進一步發揚廣大，創立儒家學說。可見中庸思想並非孔丘獨創，它源遠流長，是中華文明精神的一個源頭。

孔丘之後又傳承到顏回與曾參。戰國初年，曾參亡故，道統才傳給子思。子思之時，百家爭鳴，異端迭起，為了捍衛道統，發揚“允執厥中”的精神，他寫作了《中庸》一書，之後又將它傳授於孟子。孟子死後，道統就徹底湮滅了。直到千年之後的周敦頤才通過《太極圖說》和《通書》使其重新復活，《通書》的核心——“誠”——正是《中庸》的核心。之後又經過張載、二程的闡述，最終發揚廣大，在朱熹的時代，《中庸》的地位隨之提升，被抬到了《四書》的行列之中。

中庸之道，源遠流長

什麼是“中”？

沒有見識的人會誤把“中庸”當作“平庸”，沒有哲學修養的人則把“中庸”解釋為折中主義、調和論，他們大多是用西洋人的理論、概念和詞彙來解釋中國人的精神。就好比一個外國科學家走進中國的藝術館，他只能用化學的眼光來觀看青花瓷，雖然可以分析出它的物質材料，知道那些紋樣是用什麼技術描繪出來的，卻看不懂紋樣的寓意，理解不了內在的文化。

我們是中國人，自然更不能用西方人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傳統了。而且哲學概念遊移不定，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孔子也說：“予欲無言。”我們研究中庸思想，不能執著於概念，不要妄想一定要給“中庸”下個最終的定義。

何謂“中庸”？程頤曾解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熹則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從《中庸》本身的論述來看，程頤與朱熹的解釋是準確的。

“中”就是適度，不偏不倚之意。在孔子的思想中，“過”與“不及”是一對矛盾範疇。子貢曾經問孔丘說：子張與子夏這個兩個弟子那個更賢能些？孔丘說子張“太過”，子夏“又不足”。子貢因此問：是否可以說子張更賢能些？孔子卻回答：“過猶不及”。“過”與“不及”一樣，都偏離了“中”的原則，因此它們之間無所謂優劣，或者說同樣低劣。

因此，為了把握住“中”的意思，我們可以使用排除的辦法，把一切不屬於“過”或“不及”的都歸為“中”。“中庸”的“中”就是既不“過”也無“不及”，處於和諧、合適的狀態。

孔門問答

什麼是“庸”？

至於“庸”，程頤說是“不易”，朱熹說是“平常”，這裡的“不易”和“平常”不是靜止不變的意思，而是孔子所說的那種“道不遠人”，意指道統思想是一種人道思想，不是天道、神道或者其他思想。儒家的思想注重的就是人道，體現對人的關懷，儒者關注的是人的社會關係、倫理、政治、道德和教育等等。

孔子與老子的一個區別在於孔丘很少講陰陽五行等天道、玄學方面的東西。老子常講“玄而又玄”的理論，而孔子讀《易》只關心裡面的人道精神，說：“《易》我後其祝卜矣”，“吾求德而已”。這頗似蘇格拉底跟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自然哲學家的區別。

孔子與墨子的區別又在於墨子講“天志”、“明鬼”，而孔子直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始終關心的是人道。

由此可知，孔子的儒家精神，堯舜禹的道統始終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以人為本，人事才是道統所關心的重點問題，天道與鬼神都是次要的。因此，《論語·述而》說：“子不語力、亂、神。”

“中庸”的“庸”所具有的第一層意思就是平常的人事，關心現實世界、關心現實生活、關心現實中身邊的人，而不是去迷戀那些古怪的、啟示的、抽象的、神祕的宗教妖魔之事，或者無法進行實踐的形而上幻想。第二層意思就是《中庸》裡說的道統思想就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平常的，只是人們沒有發覺而已。

因此，道統精神的核心思想就是堯舜禹說“允執厥中”，在孔丘和子思那裡稱之為“中庸”。道統精神以人道為主題，觸及到人們的平常生活，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偏不倚，不“過”也無“不及”，正好合適、和諧。

孔子與蘇格拉底都有“道不遠人”的主張

中庸思想是天賦的嗎？

關於《中庸》的核心內容，程頤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這是把《中庸》當做孔門的“心法”來理解。

對此，顧炎武表示質疑，他在《日知錄·心學》裡說：“《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可無酌。”顧炎武認為孔丘從來就沒講過什麼心法，心法是佛教的用語。在程頤之前，唐朝的惠能寫出《壇經》，在其中大講心法，傳授“從心”、“順心”的道理，這才影響到了宋代的儒者。

顧炎武認為原始的儒學或者說孔丘本人的儒學不是從“從心”、“順心”說起的，因為“從心”和“順心”是修道的終點而不是起點。孔丘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一直修身到七十歲，才能做到順從自我的內心行動又不逾越禮的界限，沒有“過”和“不及”，能夠隨心所欲，應用自如的到達“中”的境界。可見，中庸是思想應是一種需要修行以達到的境界。

如何通過修身來到達這種從心所欲的境界呢？孔丘的主張是“操心”，就是要修煉自己的內心，培養自己的內心，而不是直接訴求於內心或者順從內心。孔丘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這句話就證明了心和仁並不是統一的，而是能夠互相分離和違背，心有時會違背仁，顏回之所以傑出，就在於他能夠堅持“操心”，使自己的內心長達三個月還不違背仁。孔丘又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批評的就是那些不肯操心的人。

後世的儒學，特別是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則把關係顛倒了過來，以“從心”為起點。認為人心無需操練，本身就是純然優良的，只是被私慾矇蔽了。因此要求人們要“致良知”，去除人慾，迴歸本心，這就不是“操心”而是“求心”了。而且講究的也不再是長久的修行，而是一時的頓悟，顯然這是佛學、禪宗的影響，而非儒學本身。

陸王心學

孔子和孟子有什麼區別？

用“求心”來代替“操心”的心學思想來自於《孟子》，孟子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在這裡，孟子是以性善的天賦論為前提，他改變了孔子的“操心”思想，並且變相的說“操心”是揠苗助長。認為心本來就是善的、仁的，不需要人為來助長它。孟子又說：“養心莫善於寡慾”，這與孔子說的：“從心所欲”又不同，孔子並不主張寡慾，而是講慾望需合乎於禮。

孔孟之別的根源就在於孟子有天賦論的思想，而孔子沒有。孟子的天賦論思想就是來源於《中庸》。

孔孟之間也存在不同之處

《中庸》開頭的第一句話就講天賦論，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性”就是“天命”，它是天生所賦予人的。“性”既然是天賦的，那麼道統思想就是要遵循和順從這種“性”，而傳授道統思想、修身養心就是“教”，這是三者之間的關係。

《中庸》認為從堯、舜、禹傳承下來的那個道統思想是源自於我們對自己的天賦本性的依循，道統思想就是依順本性而產生的思想，把它宣揚出來就是“教”。這樣，整個儒學或者道統思想就該叫做“天性之學”了，因為它的對象和內容都是“天性”。

中庸是需要修行才能達到的境界

孔丘是怎麼說的呢？《論語》記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很明顯，孔丘是不常講“天道”與“性”的，孔丘認為這些東西已經“遠人”了，違背了“庸”的原則，而他主張的正是“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論語》裡，孔丘講“性”的地方只有一條，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差不多是唯物主義的白板論，又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說明除了最高的智者和最低的蠢才之外，所有人的習性都是可以改變的。性本來就是一塊白板，只有人經過後天去學習、去“多聞”、“多見”才能有真正的知。因此，那種認為天賦本性，本性善良，本性無法改變的說法是孔子所沒有主張過的。

在孔子看來，中庸乃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是我們應為之而努力的目標；在子思看來，中庸則是人的本質，是我們必須要順從的本性。中庸思想的地位被子思給誇大了。

《中庸》在後面又繼續闡述天賦觀念的說法，認為“誠”的理念是天賦的，“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能達到“誠”的境界有兩種方法，一是天賦的自明，另一個是後天學習修煉。

孔子說卻：“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說明孔子自己承認自己並不是天生而有知，天生而“誠”的聖人，孔子是主張後天學習的。唯物主義者荀子說：“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體現的正是後天學習的思想。

“中庸”之道是人在社會生活中，認識和總結出來的一套優秀理論，它雖然不是天賦的，但這絲毫不會損害它的價值，它的價值也不需要被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