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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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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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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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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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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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登臨舜王坪的願望，因為我知道這裡是中條山最為綺麗的一座山頭。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採風，我與十幾位全國各具影響的作家朋友，舟車數個小時，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盤旋，眼觀松濤排浪，耳聽山雀鳴囀，突然地躍身在了舜王坪頂上。我吃驚數千畝的高山草甸，是壯美的，是壯闊的……藍天白雲下，壯美壯闊的禹王坪，應律依季，或藍或粉，開出滿坪的花海來呢！我們登上坪頂的日子，大面積的花海也已謝了去，但聳立的花序，還能看出曾經的爛漫……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淺，亦埋怨季節的無常，變幻得太決絕，太不留情面了。
不過我感動於時間的堅韌，舜王坪上舜王當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溝，還深刻地存在著，再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門，也巍然地挺立著。我極目望去，隔著雲霓和霧嵐，似還看得見不遠處黃河的波濤，似還聽得見黃河驚天動地地轟鳴……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戰在中條山的陝西地方軍177師，與瘋狂的日本鬼子激戰數日，退守在了黃河邊的一處懸崖上，彈盡糧絕，既無前路，又無後路；他們與數倍於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殺，數百人壯烈地犧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後時刻，在懸崖頂上，跪向了黃河，跪向了黃河西岸的陝西，高唱著秦腔，一個跟著一個，躍身跳下了波濤翻滾的黃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黃河的時候，把旗杆橫著插進一個鬼子的胸膛，與那個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黃河。三日後打掃戰場，那面血染的戰旗，雖然彈孔累累，卻依然挺立在黃河水上，獵獵地飄蕩著……戰友們有識水性的人，下到黃河的浪濤裡，打撈出那位旗手，他的兩隻手還緊緊地握著戰旗旗杆，而旗杆依舊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當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灘》楊繼業吼唱的句子：
兩狼山站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家國啊/何懼死生！
那鐵血的一幕，雖然沒有發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門上，可我在這一刻，把南天門看成了那一處無名無姓的懸崖，因為我到翼城來之前，在電腦上做過功課，查知禹王坪作為中條山的一部分也發生過十分慘烈的抗日故事。我來到翼城，見到接待我的人，最先問他們的話，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經的抗戰歷程。我查到也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侵華日軍進入翼城縣，他們所到之處，房舍被燒，財物被劫，婦女被辱，成千上萬老百姓被殺……有侵略、有屠殺就有反抗，抗戰七勇士的故事，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44年臨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慮到日寇會利用這個傳統節日搶糧搶物，派出七名戰士到位於縣城附近的村莊偵察敵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搶糧的偽軍，戰士們立即與偽軍發生激戰，順利擊退了敵人，奪回了被搶的糧食。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夜返青城駐地，但只走到兩阪村，即已人困馬乏，大家商議決定宿營在“堡壘戶”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據地。但潰逃的偽軍向鬼子兵報告後，雷霆大發的他們在偽軍的帶領下，沿路向後山搜查兩阪村，500餘人的日偽軍，像500多隻嗜血的惡狼，團團圍住“堡壘戶”。為了不使“堡壘戶”遭受傷害，七位勇士及時撤出，並藉機佔領了村莊的制高點，與日偽軍又展開了激戰。他們且戰且退，最後退守在一處有偏窯和牲口槽的窯洞裡。
鬼子兵集中機槍掃射，把窯洞的門和窗戶都打爛了……他們見硬打無效，就抓來老百姓進窯勸降。戰士們從進窯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窯外敵情，知道他們寡不敵眾，便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鬼子兵在窯洞裡放了一把大火，天將黎明時，火熄風至，鬼子兵進入窯洞，他們眼見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著戰鬥姿態，有的手握鋼槍，有的手拿手榴彈，有的手插進土中，土中埋著槍的零部件……勇士們的身體已經燒得焦黑，鬼子去摘戰士手中的槍，卻怎麼也摘不下來；等摘下槍時，戰士扣扳機的指頭也斷開了……
抗日政府的領導和縣大隊的人員趕到了，他們和村民含淚收殮著戰士們的遺體，悲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討還這筆血債。在收殮烈士們的遺體遺物時，他們從烈士馬金讓趴著的土堆下發現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縣大隊指導員、第二中隊隊長王玉文代表黨組織當場宣佈，追任馬金讓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七勇士寧死不屈的事蹟立刻在翼城縣傳播開來，並傳遍了抗日根據地，一直傳播著，傳播到今天，讓我聽來，我是要問個徹底的。這是因為我的大伯就在那個鐵血時代，從我們陝西西府的扶風縣跨過黃河，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擊日本鬼子的血腥戰場上……但他犧牲在了中條山抗戰的哪一次戰役？哪一處地方？我受父親的囑託，業已三到中條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訊息，但卻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沒有灰心，我還要繼續找下去，我寫這篇短章，就是想要讓知曉中條山抗戰的朋友，幫助我實現父親囑託給我的這一願望。
我想要說，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的2015年，我幾乎都要幸運地找見我大伯了。那是因為我原來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髮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記者張鬆、張紅中赴中條山抗戰遺址，尋訪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這篇文章後邊的是一組未找到親屬的抗日烈士名單，共計43人。其中赫然羅列著我們扶風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撫摸著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撫摸到了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這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戰火刻畫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把比父親小的長輩都叫爸），叫吳俊合，他們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個“俊”字，具體叫吳俊什麼？父親給我交待過，碎爸也給我交待過，但我沒能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關於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了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這張照片，聽我父親生前給我說，是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攝的。父親還給我說，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的軍人有三個，他們三人都拍了照。在父親的講述中，大伯當時是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只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那個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大伯去中條山抗戰傳回家裡的唯一一條消息，此後就再也沒了音訊。
抗戰勝利了，家裡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三年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家裡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裡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跑去了臺灣。
因為這個猜測，生死不明的大伯猶如一團巨大的陰霾罩壓在家裡人的頭上，讓家裡人在一段時間裡，倍感哀痛。在以後很長的日子裡，沒人提說大伯，彷彿家裡從來沒有大伯這個人似的。
我碎爸吳俊合，特立獨行，他沒有像大伯一樣，參加國民黨的隊伍，而是在他扛得動槍的年紀，北上延安，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裡成長。曾經擔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牟玲生，與我碎爸吳俊合在陝北革命陣營裡相識。他給我說我碎爸特別能打仗，在游擊隊幹了沒幾年時間，就擔任了北山游擊隊大隊長的職務。我查過資料，知道北山游擊隊當年活動的範圍，既有扶風、岐山、鳳翔三縣北部的山區之地，還有麟遊、旬邑等山區之地。北山游擊隊開闢了一條關中通往聖地延安的祕密通道，我碎爸他們在這條通道上，護送過多批次的革命熱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務是，向聖地延安輸送從寶雞套購來的藥品，以及槍支彈藥等物資。
我父親吳俊番，到他嚥氣的時候，叫來了我碎爸吳俊合，當時我們兄弟也都在場。父親像是說給我碎爸，又像是說給我們兄弟聽，要我們記著大伯，到我碎爸也倒頭時，給大伯做副棺材，讓大伯陪著我碎爸一起走。
父親給我碎爸說了：咱們不能不顧大哥，讓大哥零落他鄉。
我碎爸眼裡含著淚，給我父親鄭重地點了頭。
我碎爸鄭重地點頭，讓在場的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我父親嚥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碎爸能答應我父親，在他去世後，和大伯合葬在一起這件事，是不可思議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歲時，才無災無病的辭世而去。我記著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兒子吳田平陪在碎爸身邊，我碎爸把他給我父親點頭應承的事，說給了他的兒子吳田平。我接到報喪，急忙從西安往老家趕，在我乘車都要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時，我的手機響了，是離休在省委東院的牟玲生老書記打來的，他讓我到他一直保留著的辦公室去一下。我掉轉車頭，當即去見原省委副書記的牟老叔，老叔為我碎爸寫了一個挽幛，說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靈前，讓我把他寫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靈前代他念一念。我答應了牟老叔，帶著他寫的挽幛，回到扶風縣北的老家閆村，進門看見，並排兒陳列著兩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兩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著給我碎爸下頭，田平兄拉住了我，讓我先給大伯下頭。田平兄說是碎爸最後叮嚀他的，孝子下頭，都要先給大伯下。我照著田平兄的指教，下著頭不由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到這時，我才真切的想到，親人終是親人，大伯為國為家抗擊日寇，他杳無音訊，但他從來都沒有消失，他一直活在親人們的心中。
親兄熱弟的碎爸與大伯合葬在了我們村的公墳裡。但我不認為這是結束，身在西安報業集團擔任職務的我，想著還要找到大伯，他是東渡黃河在中條山抗戰時失蹤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條山抗戰遺址上。《西安晚報》上登載的烈士名單，給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訴老家的田平兄，他憑他的記憶，並訪問了村裡幾位知道底裡的老人，這個叫吳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吳俊岐。
我有點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吳俊德也是我們村上人。
我們村因此沸騰了好些天，大家既懷著對烈士的崇敬，又懷著對親人的愛戴，組織起專門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條山，在鐫刻著吳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燒了紙，然後把香灰、紙灰收集起來帶回我們村。在村子的公墳裡，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來的香灰和紙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墳頭。嗩吶聲聲，哀樂陣陣，村裡人集體為抗日烈士吳俊德舉辦了一個追思會。
追思會上，我大伯吳俊岐享受到了和吳俊德一樣的禮遇。
我參加了村裡舉辦的追思會，並且發言，說了這些年我尋找大伯的經歷。我說了，我雖然還沒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許多像大伯一樣，英勇抗戰在中條山和黃河一線的抗日英雄和他們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黃河是我採集到的一個故事，還有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演唱的是另一個故事。我把那兩個故事已經創作成了中篇小說，到翼城來聽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寫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了。
我要用我的筆再記錄中條山抗戰勇士的鐵血故事，同時繼續尋找我大伯。
選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簡介
吳克敬，陝西扶風人。曾任西安日報副主編，現任中國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院陝西分院院長，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市政府參事，西安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冰心散文獎，柳青文學獎等獎項。2010年，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12年，《你說我是誰》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文學類）。《羞澀》、《大丑》、《拉手手》、《馬背上的電影》等四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其中《羞澀》獲美國雪城電影節最佳電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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