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近日，安倍內閣會議決定，允許“在不違反《日本國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前提下”，將《教育敕語》作為教材使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強調：“《教育敕語》的法律效力已經喪失。對在不違反《日本國憲法》及《教育基本法》並經妥善考量後使用的情況，不應予以否定。”
果真“不應予以否定”？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了解《教育敕語》的性質及其與軍國主義教育所具有的密切關係。
必須強調，《教育敕語》是《軍人敕諭》的“民間版”，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道德補充”。
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睦仁頒佈了由“日本近代陸軍的締造者”之一山縣有朋策劃、“日本近代哲學之父”西周起草的《軍人敕諭》。《軍人敕諭》第一句即開宗明義地強調：“我國之軍隊世世由天皇統帥”，並強調了天皇與軍隊的親密關係：“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其親特深”，並對軍人提出了“五條訓誡”。
1889年2月11日，即“紀元節”（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日）當天，
在“以法律取代道德”的社會風潮中，明治政府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作為憲法的道德補充。該憲法最大特點是使天皇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萬世一系的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使天皇擁有集政治、軍事、法律、外交大權於一身的無限權力，並帶有濃厚神權色彩。《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
但是，權力的無限和精力的有限，使天皇對軍隊的統帥只能由陸海軍大臣輔佐。陸海軍大臣有“帷幄上奏權”，即直接向天皇稟報並聽命於天皇、不受內閣干涉的權力。加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即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官擔任、由軍隊推舉而非首相任命。若軍隊對內閣組成不滿意，則不推舉。若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對內閣的政策不滿意，則“撂挑子”，使內閣因“殘缺”而倒臺。也就是說，這種法律和制度性安排，使軍隊實際掌握了內閣組織權和政策決定權，並因此種下軍人擅權的禍根，成為軍國主義高揚的重要原因。
1890年10月3日，明治天皇頒佈了由內閣法制局官長井上毅和宮內省顧問元田永孚起草的《關於教育的敕語》（簡稱《教育敕語》），以宣揚“皇國史觀”和培養“忠君愛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精神，造就“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忠良臣民”。山縣有朋在談到《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的關係時指出，《軍人敕諭》是《教育敕語》的藍本：“因有《軍人敕諭》在先，故教育也希望能有同樣的東西。”著名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指出，“日本的教育有很大部分是致力於把‘忠’變成最高道德。這種設想最權威的宣言，就是明治天皇於1882年頒佈的《軍人敕諭》。《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是日本真正的聖典。這兩本日本真正的聖典的精神本質是一致的”。簡而言之，兩者都是培養軍國主義精神的“聖典”。
進入昭和年代，《教育敕語》被進一步絕對化與神聖化。日本政府規定，學生必須背頌《教育敕語》，學校必須興建特別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語》。1938年日本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後，《教育敕語》更成為軍國主義的“聖典”。
1946年，《教育敕語》從日本教育體系中被排除，但其基本精神在《教育基本法》中仍被部分保留。現在，日本政府欲以《教育敕語》教育學生，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意欲何為？社民黨幹事長又市徵治指出：“安倍內閣顯然在追求國家統治型的政治。這與時代不符。”誠哉斯言！
2012年，安倍首相以“復興日本”為口號，領導自民黨重新奪回了政權。2014年，安倍又在“新年獻辭”中表示要“復興強大日本”。安倍要復興的是視人類為“命運共同體”、積極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強大日本”，還是不斷擴充軍備，讓陰魂不散的軍國主義再現真身的“強大日本”？聯繫日本最近一系列動向，我們是否有理由產生這樣的疑問？
安倍多次表示，“日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希望改善中日關係”。若安倍真有此意，是否當認真傾聽中國的聲音？今年1月11日，中國首次發表了《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提出：“圍繞日方在歷史、涉海等問題上的消極動向，中方敦促日方切實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項原則共識，妥善管控分歧矛盾，避免給中日關係改善進程帶來干擾。”試問：用《教育敕語》這一培育軍國主義精神的“聖典”教育日本學生，是不是對中日關係改善進程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