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主導的修憲草案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性。修憲或將成為戰後日本國體和政體再度轉型的分水嶺，一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正常國家將開始變得不正常。
今年5月3日，安倍晉三首相在日本憲法70週年紀念日發表講話稱，要從舉行東京奧運會的2020年起實行新憲法。這意味著，以2020年為目標，日本修憲已箭在弦上並已開始倒計時。安倍修憲進程可能提速：2017年是修憲輿論總動員和準備階段；2018年12月眾議院選舉前爭取在眾議院通過自民黨修憲草案；2019年7月參議院選舉前爭取在參議院通過眾議院審議通過的修憲法案；然後在規定的2至6個月之內，即2020年2月前完成國民投票，最終達成修憲目標。
一、日本修憲可能性增大而不確定性猶存
1、目前有利於日本修憲的因素
第一，日本能否修憲不取決於美國等外國的意志，而取決於日本國內護憲派與修憲派之間的力量對比。更何況美國的鷹派勢力為使日本分擔美國軍事行動的負擔而一直鼓勵日本修憲。
第二，日本能否實現戰後首次修憲的關鍵在於能否分別獲得眾參兩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支持，而目前在日本眾議院475個議席中，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公明黨佔327席；在參議院242個議席中，自民黨獨佔126席，均超過三分之二。
第三，日本最大的右翼團體“日本會議”成為安倍首相進行社會動員的得力助手，通過成立“美麗日本憲法制定國民之會”等大力展開宣傳活動。據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東京電視臺今年5月3日輿論調查顯示，46%的受訪者認為憲法“維持現狀即可”，45%認為“應該修改”。與去年4月調查相比，維持現狀派下降4個百分點，而支持修憲派增加5個百分點，兩者差距在縮小。
第四，朝鮮核試驗並不斷進行導彈試射，也使得安倍內閣得以渲染“朝鮮威脅”，爭取國民認同修憲。
2、不利於修憲或不確定的因素
首先，日本國內對如何修憲並未達成共識，即便在自民黨內，對安倍主導的修憲草案和修憲日程還有不同聲音。其次，安倍晉三夫人涉嫌“森友學園”醜聞等，今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安倍的支持率，會否影響明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以及明年12月大選後自民黨能否繼續確保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席仍有懸念。
第三，雖然日本支持修憲的民意在上升，但反對安倍修憲的民眾也會奮起抗爭，安倍對國民投票能否確保過半數尚無絕對把握。第四，安倍內閣同亞洲鄰國關係不睦，修憲之舉將增大鄰國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擔憂，而外交失利又可能為國內在野反對勢力提供依據。
二、日本修憲的六大“看點”
其實，與日本能否修憲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如何修憲。從2012年4月27日出臺的日本自民黨《日本國憲法修改草案》（下簡稱修憲草案）看，以下六個要點反映出日本修憲的基本方向，即取代戰後和平憲法，竭力體現右翼保守勢力的政治理念和主張，值得關注。
第一，闡明立法理念和宗旨的憲法前言（序言）明顯不同。現行憲法的基調是：“消除因政府行為而再次發生戰禍，茲宣佈主權屬於國民，並制定本憲法”；修憲草案則強調：“日本是有悠久歷史和固有文化、擁戴國民統一象徵天皇的國家，在國民主權下，根據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權分立進行統治”；“日本國民為繼承優良傳統和我們國家的永續，茲制定本憲法。”其弱化了主權在民而突出了“天皇萬世一系”。重點不再是接受歷史教訓，防止重走戰爭老路，而是對所謂日本歷史傳統的“眷戀”和傳承，其中當然包括明治維新至1945年的這段歷史。
第二，關於天皇定位和對國旗國歌的規定不同。現行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天皇有關國事的一切行為，必須有內閣的建議和承認，由內閣負其責任”；“天皇只能行使本憲法所規定的有關國事行為，並無關於國政的權能”；對戰前傳承至今的國旗國歌未作規定。而修憲草案則恢復了“天皇是日本國的元首”的規定，同時保留了天皇“是日本國和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並新增了一項規定：“國旗是日章旗，國歌是君之代。日本國民必須尊重國旗國歌”。其重點是恢復天皇為國家元首的權威性，淡化其象徵性，從法律上規定每個日本人都必須尊重日本的太陽旗和國歌。言外之意是，今後若再有人升太陽旗不起立或不唱國歌就是違憲。
第三，關於憲法第九條對日本軍事力量、功能、指揮權等規定不同。現行憲法第九條規定有兩項： 其一，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其二，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而修憲草案則在第一項規定中刪除了“永遠”二字，同時添加了前項規定不妨礙行使自衛權的表述。
草案對第九條第二項做出重大修改，刪除了原有內容，增添了“國防軍”的內容。即，“1、為了維護我國的和平與獨立及國家和國民的安全，擁有以內閣總理大臣為最高指揮官的國防軍。2、國防軍在根據前項規定執行任務時，須依法服從國會的承認和統制。3、國防軍在為執行第一項規定任務的活動以外，為依法確保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可以從事國際協調活動及維護公共秩序，並可從事旨在保護國民生命或自由的活動。4、除第二項規定外，國防軍的組織、統制及保密事項，由法律規定。5、為針對隸屬國防軍的軍人及其他公務員的職務犯罪，或觸犯有關國防軍機密的犯罪進行審判，依法在國防軍設立法院，在這種情況下須保證被告人申訴的權利。”
此外，第九條還增添了第三項“領土的保全等”，規定“國家為保護其主權和獨立，必須與國民合作，保全領土、領海及領空，確保其資源。”這一規定無疑為日本今後行使所謂的“集體自衛權”，對外使用武力奠定了法律基礎。
第四，關於“政教分離”的規定有微妙變化。現行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從國家得到特權或行使政治方面的權力。……國家及其機關不得從事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動。”憲法修改草案則改為：“國家及地方自治體、其他公共團體，不得從事為特定宗教的教育和其他宗教活動，但是對於沒有超越社會禮儀和習俗範圍者則不受限制。”日本右翼勢力就曾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說成是“日本的文化習俗”，因而這一規定很可能是為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合法化”預留的“後門”。
第五，修憲門檻將大為降低。現行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1、本憲法的修訂，必須經各議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由國會提議，向國民提出，並得其承認。此種承認，必須在特別國民投票或國會規定的選舉時進行投票，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2、憲法的修訂在經過前項承認後，天皇立即以國民名義，作為本憲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公佈之。”而憲法修改草案則將其改為，修憲只要分別獲得眾參兩院過半數贊成就可在國會通過，經過國民投票中有效投票的過半數贊成就算獲得國民承認。修憲門檻降低後，即使日本右翼不能一步到位地修改憲法，也可能不斷推動修憲。修憲草案規定修憲通過後天皇須立即公佈，但刪除了“以國民名義”和“作為本憲法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限定，暗含允許徹底顛覆現行憲法而另起爐灶。
第六，憲法修改草案新增加了第九章《緊急事態》。其中第九十八條規定：遇到外部武力攻擊、因內亂等引起社會秩序混亂、地震等大規模自然災害，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的緊急事態，必要時總理大臣可以依法宣佈緊急事態。此舉須事前或事後經國會批准。進入緊急狀態期間，內閣可以制定具有法律同等效力的政令，而眾議院不得解散，參議院任期和選舉日可另設特例。這項規定將進一步擴大和強化日本政府對國民和整個日本社會管控，有利於日本政府推行更具有強制力的政策。
三、結論
綜上所述，安倍主導的修憲草案儘管還會有所調整和修改，但其仍將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性。即，在歷史問題、天皇地位、軍隊地位與作用、靖國神社問題、國旗國歌問題、國內統治等焦點問題上，通過修憲或制定新憲法，徹底瓦解日本戰後和平反戰進步勢力的所有主張，為進一步全面推行右傾化大國路線奠定法律基礎。
在這種背景下，一旦日本實現修憲，有可能成為戰後日本國體和政體再度轉型的分水嶺，一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正常國家將開始變得不正常。現行憲法的重點是限制政府，防止重蹈戰爭覆轍；而修憲草案則旨在給政府“鬆綁”而限制國民的民主權利與自由。例如，修憲草案新增一項規定，要求日本國民都必須遵守憲法。因而修改或制定日本憲法將是關乎每個日本人的大事，勢必引起日本國內進一步熱議和鄰國的密切關注。
作者簡介
劉江永，1953年生於南京，原籍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前副院長。197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專業；1987年獲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CICIR）法學碩士學位，其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博士研究生課程，1988年因公中途輟學，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聘任為副研究員（副教授）；1992年晉升該所研究員（教授），後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和1997年曾分別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客座研究。1994年被授予全國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5年受國務院表彰，獲得政府特殊結貼證書。1999年至2003年借調至中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從事研究工作。2003年至今應邀到清華大學任教，並被聘為中央外辦、外交部諮詢專家。
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關係，主要研究方向是國際關係、東北亞安全、日本問題及中日關係等。迄今除完成大量研究報告外，單獨及合著專著約40部，發表論文及專業文章約500篇，研究成果多次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