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3月30日電 日本創價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汪鴻祥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發表《公明黨及其對華政策的演變》(全文約2萬字)。
汪鴻祥在文章中指出,公明黨作為日本聯合政權的一員,對日本內政外交具有重要影響。公明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架橋鋪路,邦交正常化後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發展,在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兩國關係複雜多變的形勢下,始終堅持日中友好。公明黨在今後中日關係發展中依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公明黨對華政策與實踐有一個形成和發展以及調整的過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明黨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形成於60年代後期,其重要表現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架橋鋪路,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
1968年9月8日公明黨創始人池田大作在創價學會學生部第11屆大會上發表了《光榮屬於戰鬥的學生部》的演講,明確提出瞭解決日中關係問題的三點建議:(1)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2)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3)發展日中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後被稱為“池田倡言”。“池田倡言”在國際上衝破了兩極格局的束縛,在國內打破了佐藤內閣親臺反華的外交方針,超越了原有的日中民間交流範圍,壯大了日中友好的力量,成為公明黨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指針。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國內要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1970年12月成立了以公明黨為中心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國民協議會”,有力地開展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民眾運動。1971年初,公明黨進一步調整對華政策,確認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1971年3月,中國國務院外辦日本組負責人王曉雲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副團長的名義率團訪日,與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進行了會談。這是公明黨與中國正式交流的開始。會談後,竹入義勝發表談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主張美軍從臺灣撤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還進一步表明必須廢除“日臺條約”。
為了實現邦交正常化,1971年6月公明黨代表團首次訪華,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會見。7月2日,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與公明黨訪華團發表聯合聲明,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復交五原則”。1972年5月公明黨第二次訪華團訪問北京,周總理在會見時表示,歡迎下一屆日本政府的代表訪華。
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誕生。公明黨在田中內閣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重要作用。1972年7月25日,公明黨代表團第三次訪華,圍繞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事項,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三次會談。根據會談內容,形成了聯合聲明的八項草案和關於臺灣問題的三個要點。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會談,29日中日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由此可見,當時公明黨雖然處於在野黨的地位,但是實行對華友好的政策,以民促官,對執政黨自民黨的對華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力地促進了自民黨對華政策的轉變,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在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公明黨對華政策不斷髮展,其重要表現是繼續發揮橋樑作用,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公明黨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繼續發揮日中友好的橋樑作用。公明黨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以及友好團體之間建立了密切友好的關係,並頻繁地派遣代表團訪華。隨著中日之間友好交流的日益發展,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提上了兩國的議事日程。
在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8月12日正式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訪日,中日雙方互換批准書,條約正式生效。
進入80年代以後,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迅速發展。1982年中國總理訪日時,提出了中日關係“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長期穩定”三原則。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訪日時,雙方同意增加“互相信任”的原則,形成了“中日關係四原則”。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蘇聯解體,中美日三國的“共同威脅”隨之消失,美日兩國開始調整對華外交政策。90年代中期,中日關係進入了結構變動期。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戰略等領域的競爭加劇,兩國國民感情上的對立情緒上升,這是中日結構變動期的基本內容。
在中日關係複雜多變的形勢下,公明黨仍堅持對華友好的政策方針。1992年,中日兩國實現了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和天皇訪華。公明黨的市川雄一書記長對天皇訪華和天皇訪華時的講話明確表示,“御言”明確了侵略中國的日本的責任,不僅考慮日本,而且考慮今後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政府應該拿出正視歷史的勇氣。公明黨明確地表示了正視歷史、與中國等亞洲各國加強友好關係的願望,有益於促進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
近年來,中日兩國之間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教科書事件、釣魚島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光華寮事件等。在新的形勢下,公明黨與中國有關方面保持密切聯繫,繼續發展和加強與中國的交流,繼續在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首先,對自民黨的部分保守政治家背離中日關係正確方向的言行施加了壓力,進行了牽制。其次,堅持日中友好的基本方針,圍繞兩國關係問題向日本社會和國際社會闡述和表明公明黨的立場。再次,積極參與日中兩國執政黨之間的交流,尤其在兩國關係困難時期,積極發揮了政黨外交的重要作用。還有,積極推進兩國首腦的互訪和交流。
在今後的日本內政外交中,公明黨將日益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在今後中日關係的發展中,公明黨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依然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日本創價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汪鴻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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