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中美依舊“非敵非友”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海軍少將楊毅：中美關係當前正處於一個關鍵與危險的十字路口。首先，中美兩國戰略目標貌似雷同卻又相互排異：中國要民族復興，美國要使自己更偉大。相互認為對方的目標是傷害自己的猜疑加劇。
第二，中美互動中的態勢是“美攻、中防”。美國綜合戰略焦慮症導致了動作走形，中國則希望維持中美關係穩定。
第三，中美關係互動有惡性循環甚至失控的風險，尤其是“戰略意外”發生後都不肯放棄尊嚴使得雙方難以達成“體面的妥協”。
第四，中美戰略競爭已涵蓋各個領域，各個領域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經濟從壓艙石到衝突點，政治領域的相互戰略定位還在漂移。安全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互有防範，但是儘量避免對決。總體來說中美關係動盪將持續一段時間。
第五，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不可能通過任何一方完勝來達到，必須雙方都做一定程度妥協。在當前運籌中美關係中，我們要努力做到“不失控、不吃虧，不急不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世界很大，不光有美國。2018年美國不僅對中國出手，還在全球四處出擊。美國國內政治在分裂、激化，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也在分裂。中美關係很重要，一定要認真對待美國，美國引領世界的能力衰減了，但製造混亂的能力還是非常強的。2019年，美國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在政治、文化上，中美之間都在發生變化。美國內部對於上世紀60年代形成的很多主導世界的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態度變化。在中美關係裡，這個趨勢也體現出來。過去中美期望藉助道義上的制高點來進行博弈、溝通、協調，都試圖以更具道德或文化上的優勢為基礎。現在美國則不顧忌這些，直截了當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發生衝突，美國一些保守主義精英甚至把美國國內的問題都外溢到中美關係上，比如芬太尼問題。
我覺得在兩國文化、觀念上美國如果鬧得太僵了，就會引起社會經濟、政治問題都會變僵，這是2019年大家要面對的問題。如果一些美國人要在文化、觀念上與中國“脫鉤”，那麼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會發生重大、不可逆的變化，這些變化將令中美關係可能回不到前40年的基點。
國防大學教授、少將喬良：我們今天怎麼判斷中美關係呢？簡單地判定是敵人還是對手，沒有意義。因為美國與中國非敵非友，從貿易戰角度看，它僅是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但這個競爭對手今天採取的對華方式是帝國式的，與當年大英帝國約束法國、德國的崛起是一回事。而今天美國對我們的約束不是軍事上，而是經濟、技術上的。
面對這樣的對手，我們該怎麼辦？一味妥協或一味對抗都不可取。那就應確立共同的遊戲規則。我們過去更多從東方的君子思維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但西方與我們完全不同。孟晚舟事件完全超出我們的思維觀念，但對中國來講是一針清醒劑。我們必須熟悉、學習這種打交道方式。
軍事科學院中美防務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趙小卓：過去一年大家看到很多現象，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是轉折性的變化、長期性的變化。從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美國官方發佈了多份報告，都把中國定位成“對手”。而過去40年美對華政策是接觸+防範，以接觸為主。現在已經變為以防範為主，甚至是遏制為主，這是一個主要的變化。
這個“對手”是什麼性質呢？是競爭對手，還是戰略對手？這些問題我們都需要界定清楚，然後做出相應的迴應。
中美關係進入調整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當前中美關係態勢很可能處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糟糕的狀態。我們要思考的是中美關係40年磕磕絆絆有好多次危機，有的比現在更尖銳，為什麼現在是最糟糕的時候？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政治生態的原因，二是雙方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的原因。
在政治生態方面，過去中美雙方在處理所有尖銳與敏感問題時，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控制問題不要外溢。而現在通常會把個別矛盾或具體問題政治化、戰略化。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領導人反覆講不打地緣政治的小算盤，但美國許多人仍固執地宣稱“這是全球地緣戰略”。
在實力對比方面，中美兩國開始發生由垂直向水平對比的結構性變化，這也導致美國的焦慮，打壓中國是戰略圖謀。
中美關係處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頭通向“新冷戰”。如果中美所有問題都被戰略化、政治化，那麼中美進入新冷戰不可避免。但如果雙方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就有可能建立一種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國關係。經過2018年雙方激烈博弈之後，我認為2019年中美關係會進入一個相對比2018年稍平靜的調整期，而這個調整期將決定中美是走向新冷戰，還是建立起新的大國關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我對中美關係沒有那麼悲觀。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公報。兩件事情前後相差兩天，沒有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可能中國改革開放那時也無從談起;沒有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中美關係也未必可以實現正常化。從此之後40年，這兩個偉大的事件都取得了成功。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中美關係其實總體也是成功，既沒有出現熱戰，也沒有出現冷戰。我們現在正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美關係也進入一個新階段。
面向未來40年，這兩件事情是什麼關係？這是需要我們思考的重大戰略性問題。首先，跟過去相比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在於經貿關係。過去40年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這個“壓艙石”出現了重大的問題。第二，人文交流過去是深厚的基礎，現在美國開始在人文交流上製造麻煩與噪音，這是我們需要面臨的重大問題。第三，可能我們跟全球一樣面臨重大的困境，不得不面對兩個美國：一個是特朗普的美國，一個是其他的美國，而這兩個美國有相同的一面，也有手段不一樣的一面，我們必須要同時面對。
我們今天有新的優勢，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實力快速躍升。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具主動塑造力，怎麼把塑造力用好，第一取決於改革開放，第二取決於高超的外交技巧，第三取決於實力累積。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蔡瑞德：雖然我是美國人，但我一直視自己為中國的好朋友。過去的40多年裡，我有25年生活在中國。今天我所代表的中國美國商會，也一直支持著中國與美國經濟關係的友好發展。我對2019年的中美關係走向比較樂觀，我認為貿易摩擦的結果是雙贏。為何這麼說？美方希望中國更大程度地開放投資與貿易市場，這對中國的經濟有好處。我們回顧歷史，只要市場開放的時期，中國經濟就會更發達。當然，中國開放市場對美國也有好處，現在一些美國公司認為這個平臺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中美之間確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要解決所有分歧是不可能的。但我認為不少問題基本上可以解決。
防止意外狀況出現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孫哲：我對2019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持樂觀態度，根據現行的體制性特點，中國的動員能力很強。而且中國官方在今年已經多次表態，根據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需要與人民追求更高品質生活的需求，進一步擴大開放和進口。所以，我相信中國領導人在歷史關鍵時刻是有遠見卓識的。
現在更關鍵的問題是，在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的情況下，中國怎麼能夠在一個新時代變得更強？這特別需要我們考慮大的戰略問題。中美關係要走強，中國自身發展要走強，強的標誌恐怕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獲得感，包括各級官員、知識分子，也包括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幸福感的獲得與中美關係的總體態勢有一定的內在聯繫。我相信只要中國領導人意志堅定，2019年應該說是比較樂觀的。但仍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第一，90天談判不順利怎麼辦？我們有沒有做好新的準備？第二，2019年中美雙方除了比擴大內需之外，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很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未來中美關係的突發性事件會越來越多，我們希望90天之後中美可以達成協議，這是簡單的“休戰”。未來“競爭”甚至是“較量”會越來越激烈，因為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講話和蓬佩奧在布魯塞爾演講已經表明，美國人要給世界一個新的規則。當然美國人有沒有能力，重新塑造聯盟、重塑全世界的秩序，這要打一個問號。
國防大學教授、少將喬良：我覺得從國際戰略角度看，最大的戰略意外是美國的戰略失誤。美國認為它在今天遇到的種種麻煩，都與中國的崛起有關，但是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時代誤解。因為從根本上說，美國今天遇到的麻煩與中國沒有太大關係。例如特朗晉發動貿易戰的理由，是因為幾十年貿易交往，中國順差、美國逆差，特朗普認為美國吃了大虧。可這是你自己推動美元成為全球流通貨幣的代價。因為你只有先購買別國的產品，美元才能走出美國在全球流通。這樣一來，你即使不跟中國逆差，你也必須跟其他國家逆差。否則，美元怎麼出去？出不去，還有美元霸權麼？再者，有了美元輸出換別國產品，美國就不需要大量從事中低端製造業生產了，於是美國主動把製造業問外轉移，再用手中的綠紙把別人的產品買回來，這也是逆羨的原因，而它帶來的就是美國產業的空心化，這不是別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崗位，而是姜國主動為之。把責任推給別人是沒道理也站不住腳的。用貿易戰也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只能是明火執杖地搶別人的血汗錢。
此外，美國必須找到自身問題產生的真正根源，那就互聯網以及互聯網經濟的出現。因為美國雖然是互聯網的發明者和互聯網經濟的始作俑者，但美國典型的傳統的資本主文生產方式和經濟模式，明顯地在很多方面已不適應互聯網經濟。這就是美國可以產生喬布斯，但卻難以出現馬雲的原因。
所以，美國必須從下面這個例證中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當年柯達與富士膠捲的競爭，是導致柯達衰落的原因嗎？不是。導致柯達衰敗的原因是科技進步。因為數碼相機出現了，這才使所有的膠捲都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今天，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是互聯網經濟發展帶來的，不是中國給美國帶來的。但不可否認，中國適應的速度比美國快，美國人應看清楚這一點，打貿易戰解決不了美國在這方面自身存在的問題。（環球時報年會第一議題嘉賓討論精彩內容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