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宏觀分析

內容提要:存在鉅額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單方面挑起貿易戰的主要藉口。然而,無論從統計口徑、計算方法看,還是對比中美兩國企業在對方市場的銷售總額,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都被大大誇大了。過度消費、儲蓄不足是美國貿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邏輯起點,鉅額財政赤字是美國貿易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美國數十年來保持鉅額貿易逆差,顯然不是被迫之舉,而是因為能夠從中獲得好處。美元作為國際貿易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地位,決定了美國可以藉助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斷地獲得物美價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過美元迴流購買美國國債獲得大量廉價資金。科技優勢及在全球產業鏈所處的高端位置,決定了美國在長期保持貿易逆差的同時仍能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挑起貿易戰,是逆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違背經濟規律的魯莽霸道行為,危害世界經濟復甦的大好局面,最終也會害了美國自己。今天的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經濟韌性強、迴旋餘地大,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應對任何風險挑戰。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腳步。

近一段時間,美國蓄意挑起對中國的貿易戰,主要藉口是美中之間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美國吃虧了。那麼,中美貿易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美國長期保持貿易逆差是吃虧還是佔便宜,其對華貿易逆差形成的真實原因是什麼?美方奉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輸美商品加徵高關稅,能否減少貿易逆差?對於這些問題,有必要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清楚。

被誇大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細加分析不難發現,美方統計口徑誇大了美中貿易逆差。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貨物5056億美元,向中國出口貨物1303.7億美元,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為3752.3億美元。而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貨物4297.5億美元,從美國進口貨物1539.4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為2758.1億美元,比美方統計的美中貿易逆差少994.2億美元。中美對雙邊貿易額的統計歷來存在差異,而且差異不斷擴大,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國未考慮轉口貿易及其加成加價因素,從而誇大了美中貿易逆差。二是美方統計貨物進口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包含了從中國口岸到美國口岸所發生的國際運費、保費等,而統計貨物出口額按離岸價格計算,不包括上述費用,這種計價方式也誇大了美中貿易逆差。還應指出,中國居民赴美旅遊時大量購物,實際上屬於美國的貨物出口,而按現行國際標準是作為服務統計的。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2017年服務貿易旅行項下,中國居民在美國的支出達321.8億美元。因此,分析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應考慮美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對中國存在鉅額順差這一重要因素。

按照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中貿易逆差會大幅度減少。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許多商品實際上是多國共同生產的,在一個國家組裝,而零部件來自其他國家。眾多“中國製造”的零部件和技術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供應鏈,中國在加工、組裝環節形成的增加值只佔最終產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卻按照最終產品價值全部計算到中國出口額上。這種不合理的計算方法,是誇大美中貿易逆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世界貿易組織和經合組織等從2011年起倡導以“全球製造”新視角看待國際化生產,提出以“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實際地位和收益,並建立了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以2016年為例,據中國海關按照傳統貿易總值的統計,中國對美順差額為2507億美元;但若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從貿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394億美元,較總值方法減少44.4%。更何況,美國禁止其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向中國出口,是人為擴大美中貿易逆差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方撤銷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禁令,美中貿易逆差可以減少35%左右。

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比出口貿易數據所顯示的要大得多。美國出口貿易數據沒有包括在中國運營的美國子公司在華銷售額及其為母公司創造的大量收入。實際上,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銷售額已大幅度超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5年美資(含美資參股)企業在華銷售額(包括商品和服務)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於中資企業在美國256億美元的銷售額,也大大超過美國對華出口額。由於美國企業跨國經營佔有突出優勢,德意志銀行2018年6月的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據其計算,2017年美國享有的淨利益達203億美元。因此,評估中美經貿關係,僅看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是十分片面的。美國以美中之間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為藉口向中國挑起貿易戰,是站不住腳的。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成因及從中獲得的利益

其實,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絕大多數年份都是貿易逆差國,其貿易逆差並非因中國而產生,也不會因中國而終結。美國出現貨物貿易逆差始於1971年,在到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其餘年份都是逆差,逆差額逐漸擴大,2017年已達到8075億美元。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科技強國,美國數十年來保持鉅額貿易逆差,顯然不是被迫之舉,而是因為能夠從中獲得好處。

美元作為國際貿易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地位,決定了美國可以藉由貿易逆差向全球徵收鑄幣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確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經濟危機和美元危機頻發,到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但由於美國有發達開放的金融市場,美元流動性強,美元資產收益穩定,加上歷史原因,沒有其他貨幣能夠取代美元的地位,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和投資,仍然需要以美元作為主要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這就導致流出美國的美元在海外不斷沉積。對美國來說,1971年以後,美元已不再承擔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責任,因此可以不顧別國利益而根據自身需要濫發美元,向全球徵收鑄幣稅,用以彌補美國持續增加的財政赤字。其渠道就是藉助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斷地獲得物美價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過美元迴流購買美國國債獲得大量廉價資金。外國購買美國10年期國債平均收益率為3%左右,而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平均收益率比3%高出數倍。大量廉價商品和廉價資金輸入,降低了美國物價水平和利率水平,使美國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能不受通脹之苦,每個美國家庭每年都能節省不菲的支出。如此看來,貿易逆差不僅沒讓美國吃虧,反而讓美國佔了大便宜。佔了便宜的美國,回過頭來卻以貿易逆差為由向別國發動貿易戰,顯然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其意圖無非是想用不講理的辦法從別國獲取更多利益。

科技優勢及在全球產業鏈所處的高端位置,決定了美國在長期保持貿易逆差的同時仍能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美國長期居於全球產業鏈的頂端,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術、高端製造業和金融等高增值服務業上一直佔據世界領先甚至壟斷地位,因此獲取了整個產業鏈的大部分利潤。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承接的是生產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只得到小部分利潤。發展中國家出口到美國的貨物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佔很大比重。美國可以用少量的高附加值產品交換大量的低附加值產品。所以,認為貿易順差一方佔便宜、貿易逆差一方吃虧,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一國從貿易中獲得的收益並非只來源於數量和順差,更取決於貿易的結構和質量(附加值和利潤)。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布斯特費爾德所說:“雙邊貿易結構反映的是基於各國比較優勢的國際勞動分工”“將一國總體貿易順差等同於貿易福利是錯誤的,將雙邊貿易逆差視為從貿易中失利更是錯上加錯”。在國際貿易中吃虧了的言論從美國人口中發出,實在是非常荒誕和諷刺。

國內儲蓄不足、投資大於儲蓄的狀況,也使美國保持長期貿易逆差具有必然性。統計數據顯示,美國貿易逆差與其投資大於儲蓄呈現正相關關係。在1971年至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貨物貿易順差的年份儲蓄率(總儲蓄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略高於投資率(投資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其餘年份都是投資率高於儲蓄率。投資率與儲蓄率差距越大的年份,貿易逆差也越大。儲蓄是指收入沒有被消費的部分,投資是指資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儲蓄等於投資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恆等式。當總儲蓄與投資總額存在缺口時,就會出現貿易逆差。大量美元通過貿易逆差流出美國,再通過資本賬戶迴流購買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以彌補美國政府的鉅額財政赤字。所以,美國貿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邏輯起點是過度消費、政府和居民儲蓄不足,重要原因是美國政府的鉅額財政赤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國的問題不在於中國,而在於國內儲蓄率太低了”“如果美國的國內投資仍然高於儲蓄,就必須進口資本,併產生鉅額貿易逆差”。2017年美國國債總規模達到20萬億美元(其中6萬億美元為外債)。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美國財政赤字到2020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可見,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出路不是挑起貿易戰,而是提高國內儲蓄率,並減少財政赤字和負債規模。

美國挑起貿易戰危害全世界,是極端不負責任的錯誤舉動

美國政府以美中之間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為主要藉口,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高關稅,挑起貿易戰,這是逆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違背經濟規律的魯莽霸道行為,危害世界經濟復甦的大好局面,最終也會害了美國自己。

美國挑起貿易戰會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破壞性影響,並將傳遞到美國,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聯繫和互相依存不斷加深,進而使各國經濟週期互相影響。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後,主要國家紛紛提高關稅、構築貿易壁壘,結果釀成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現在美國的所作所為正在重蹈歷史覆轍。據經合組織預計,如果美國發動貿易戰引發他國反制,最終將導致全球貿易成本上升10%,全球貿易減少6%。英國央行的模擬研究結果顯示,如果美國對所有貿易伙伴都將關稅提高10%,美國的GDP可能會損失2.5%,對世界經濟增長則會有超過1%的負面影響。貿易戰還會影響通脹率,阻止貨幣政策正常化,提升長期利率,推高避險情緒,增加全球金融風險。因此,美國挑起貿易戰將拖累全球經濟,並損害其自身經濟增長。

美國挑起貿易戰是在使用雙刃劍和迴旋鏢,在傷害貿易伙伴的同時也會傷害自己。首先,貿易戰會加重美國消費者負擔。對進口消費品加徵的關稅最終會轉嫁到美國消費者頭上,並導致物價上漲和消費支出下降。再加上美國已經和擬加徵關稅的中國產品有很多在美國早已不生產,不從中國進口就只能從別的國家進口性價比低的替代產品。這不僅不會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反而會進一步增加美國消費者的負擔。其次,貿易戰會提高美國製造商的成本。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有37%是中間產品,對進口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加徵高關稅,會提高美國國內製造商的成本。今年8月底、9月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多次舉行擬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的聽證會,與會絕大多數企業和行業代表反對加稅舉措,認為這將損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貿易戰破壞全球產業鏈,美國跨國公司也難以倖免。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在中國對美出口產品中佔一半以上,外資企業在中國對美出口100強企業中佔七成。美國首批加徵關稅的340億美元中國產品中,有200多億美元產品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其中美資企業佔相當大的比例。美中貨物貿易逆差很大一部分是由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在華外資企業跨國生產經營造成的。所以,美國挑起貿易戰在很大程度上是打擊美國及其盟友的企業。貿易戰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對美國跨國公司利益的衝擊,都將威脅美國經濟增長。

自美國挑起貿易爭端以來,中方一直主張通過談判協商解決,並以最大的耐心和誠意迴應美方關切。但美方漫天要價、蠻橫霸道、言而無信、極限施壓,直到挑起貿易戰,中方只能被迫進行反制。應對世界最大經濟體挑起的貿易戰,當然要準備承受巨大壓力和付出必要代價,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承受這種壓力和代價,也有信心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外部壓力將倒逼我們更加堅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下同心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發展活力和動力;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以更大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至於有人想通過貿易戰使中國遭受災難性痛苦,阻撓中國發展,這種企圖是不可能得逞的。今天,中國擁有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而且正在成長、潛力無限,具備轉向更大程度依靠消費和內需的條件;中國的儲蓄率為美國的兩倍多,發展資金充裕,外匯儲備雄厚,是少有的資本淨輸出國和債權國;具有門類齊全的獨立工業體系,220多種主要工農業產品生產能力穩居世界第一位,國內市場供應充足,完全有能力穩定物價、穩定市場、穩定金融;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市場經濟長處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兼備的優勢;中國人均收入比發達國家低得多,正處於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經濟增長可以保持比發達國家高一倍以上的速度;中國堅定維護並推動改革完善多邊貿易體制,堅定實行全面對外開放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得道多助,外貿市場多元化有很大拓展潛力;中國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中成長壯大的,具有在困難面前不低頭、越是困難越奮發圖強的傳統和經驗。總而言之,中國經濟具有韌性強、迴旋餘地大的巨大優勢,有力量有辦法抗擊來自各個方面的風險挑戰。貿易戰造成的暫時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消極悲觀的預期是沒有根據的。歷史將繼續證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人民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腳步。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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