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曹賈互證與史學索隱

曹賈互證在《紅樓夢》一書的研究中，備受矚目的同時也飽受爭議，該研究成果的取得離不開索隱這一學術研究方法，索隱這一研究方法指的就是史學索隱。本文主要介紹曹賈互證與史學索隱的關聯。

一、《紅樓夢》小說創作中的史料元素與史學價值。

對於曹霑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一書，裕瑞在《棗窗閒筆》“《後紅樓夢》書後”條記載，“其（曹雪芹）先人曾為江寧織造，頗裕，又與平郡王府姻貌往來，書中所託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備知府第舊時規矩。其書中所假託諸人，皆隱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際，一一默寫之，唯非真姓名耳。聞其所謂寶玉者，尚係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所謂元迎探惜者，隱寓原應嘆息四字，皆諸姑輩也”。可知，《紅樓夢》書中有著曹雪芹家族家史的史料元素，但小說人物“假託諸人”，並不是家族人員的“真姓名”，而是“假託某人”做了一定的文學加工塑造而成。裕瑞的這條記載可以結合第八回甲戌眉批“《石頭記》立誓一筆不寫一家文字”來看，這條脂批是說《石頭記》小說中的人和事都是根據曹家生活中的人和事為原型塑造，小說中伏筆暗寫了一部曹家家史，但這都是重新組合而成，每個小說人物每段故事情節都由多名曹家人物、多個曹家家事組合而成，都是說這部小說的創作雖然取材自曹家家史，但經過文學加工，已不是曹家家事的再現。

第十七回賈寶玉在大觀園遊玩被賈政呵斥，庚辰側批“不肖子弟來看形容。餘初看之，不覺怒焉，蓋謂作者形容餘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餘哉？信筆書之，供諸大眾同一發笑”，這條脂批是批書人根據現實生活作出的分析，書中的賈寶玉不但是批書人“幼年往事”的生活情形，而且也是作者“自寫其照”，這條脂批與裕瑞文中“聞其所謂寶玉者，尚係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的記載也相吻合，都是說小說人物賈寶玉並非作者曹霑曹雪芹的“寫照”，而從這條脂批來看，批書人是像小說中對賈寶玉負有教育之責的賈政一樣，在現實的曹家生活中對曹霑曹雪芹有著教育之責的長輩之人，這也與裕瑞書中“叔輩某人”的敘述相符合。

其實，在脂批中也有關於曹家生活細節與小說描寫互相對照的點評敘述。第十九回襲人“便拈了幾個松子穰，【己卯（庚辰、蒙府）夾批：唯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託著送與寶玉”，第二十五回王熙鳳送茶葉給林黛玉，“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眾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甲戌（庚辰）側批：此句還要候查。】說著便啐了一口”，從兩條脂批來看，這兩處故事情節的構思都描摹自作者的現實生活情形，這部書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家世家史，一件吃食的敘述都不曾有誤，一句話語都是可追憶查詢的。

由此可見，《紅樓夢》一書作為虛構故事情節的小說的同時，也包含有記錄作者曹霑曹雪芹家族生活細節的一面，因而這部書的創作中包含有史料元素，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

二、小說與史書同源異流的分析。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雜篇《外物》：“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以“小說”與“大達”對舉，是指那些瑣屑的言談、無關政教的小道理。班固《七略•輯略》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從這一論述可知，小說已經被界定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該類文體具有一定史料價值但又摻雜很多虛假成分，班固所說的“小說”，是指《漢武別傳》、《趙飛燕別傳》一類的“稗官”野史。

根據班固把小說界定為“稗官”野史的論述來看，小說與史書是有同源之處的，都是記述史實的文體，所不同之處在於，史書注重於真實的記載由太史令等史官創作成為了正史，而“小說”經過“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渲染摻加了虛假成分而成為了“稗官”野史。儘管小說和史書都是對史實的講述而“同源”，但是在文化傳承中，創作中的差異之處漸行漸遠形成涇渭分明的“異流”，小說的創作中以至於杜撰人名虛構故事情節，虛假成分也就越來越多，班固界定“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記述史實的小說也逐漸成為了小說中的一個支派，冠以演義之名，稱為歷史小說，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等。

儘管小說與史料在文化傳承中同源異流，但史書的輯錄由於誤記無考等原因也存在失實的情況，甚至存在有摻雜小說野史的情形。《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記載，“（同昌）公主，郭淑妃之女，上（唐懿宗）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裡，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它物稱是”。這段記載在前代的正史《新唐書》《舊唐書》中是沒有記載的，考其出處卻出自唐代蘇鶚編寫的小說《杜陽雜編》，《杜陽雜編》卷下記載，“鹹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裡，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樻水槽、釜鐺盆甕之屬，仍鏤金為笊籬箕筐。制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床，悉榰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圓案”。儘管《資治通鑑》的編纂有著誤引自小說的不當之處，但並不影響該書的史書性質。

《紅樓夢》書中存在著故事情節互相矛盾的情形，這種情形有別於版本文字差異形成的“異文”，姑且稱之為“文異”。如，第二回說賈元春出生之後“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是說姊弟相差一歲，第十八回則說“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又說姊弟年齡相差很大。這種“文異”情形對於小說故事的整體構思來看，這是失誤敗筆之處，然而從該書創作的藝術水準而言，曹霑曹雪芹的文才斷然不會允許出現如此低級錯誤。這種有悖於小說創作的故事內容只能是作者曹霑曹雪芹有意為之，應該是指第二回說賈元春出生之後“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的小說情節是對其家族某兩位相差一歲姊弟年齡的真實記載，而第十八回說“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卻是對另兩位姊弟年齡的真實記載。《紅樓夢》書中的這種“文異”情形，如果僅僅是用作為虛構故事情節的小說而採用文學鑑賞之類的研究方法是無法做出合理分析的，這隻能作為“稗官”野史的小說而採用曹賈互證的紅學研究方法，通過還原素材分析出這處故事情節中的人物原型作出合理解釋。這種“文異”情形的存在，使得《紅樓夢》一書的創作是不能視同於其他小說的。

可見，《紅樓夢》作為一部虛構故事情節的小說，儘管是曹霑曹雪芹“假託諸人，皆隱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際，一一默寫之，唯非真姓名耳”創作而成，但因為其中包含曹家家史的史料元素，具有著曹家家史為主的史料價值，也可以認為是一部“稗官”野史，《紅樓夢》小說情節也就是一個關於曹家家史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

三、史學索隱方法的界定與在曹賈互證紅學研究中的應用。

《紅樓夢》作者曹霑曹雪芹在這部小說的創作中，記載家族家史的同時也虛構了大量的虛假內容，塑造了不同於曹家家史的小說人物與故事情節。《紅樓夢》小說作為一部曹家家史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因而含有史料元素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在通過曹賈互證的研究方法展開對《紅樓夢》這部書的研究從而論證曹家家史的史實中，這必然離不開史學研究的適用，也只有使用史學研究的方法才可以剔除《紅樓夢》小說所包含的虛假內容。以史學研究對《紅樓夢》展開研究的具體研究方法有兩個，一是以文獻辨偽學的研究方法，分析出哪些文本與內容出自曹霑曹雪芹的筆下，而哪些文本與內容為後人篡改；二是以史學索隱的研究方法，結合有關曹家的史料論證《紅樓夢》書中哪些內容是對曹家家史的記載。

前代史官等史學家在史書的撰寫中難免有疏漏以及記載不清之處，為探尋史實真相，後人難免還需要加以考證探尋，史學索隱即由此產生。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序》中說“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示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文中對“索隱”一詞有著明確的界定，索隱的史學研究方向在於“解其所示解，申其所未申”，所應用的是包括“異聞”與“典故”在內的各種資料。

曹賈互證，顧名思義是通過作者曹霑曹雪芹家族家史為主的小說素材與《紅樓夢》中賈家故事為主的小說情節相互關係作出論證的紅學研究。而曹霑曹雪芹家族雖有傳世的史料記載，但畢竟不能詳細到日常生活情形的記錄，所以說對曹霑曹雪芹的生平以及家族生活細節這些史實的研究之中，史學索隱是一個值得采用的史學研究方法。當然，因為具有史料價值的《紅樓夢》小說可以看作是一部“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關於曹家家史為主的史書，紅學研究中的曹賈互證研究方法歸根到底也就是史學研究。

“索隱”出自《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孔穎達疏註釋說“索謂求索，隱謂隱藏”，意思是探求隱微奧妙的道理。“索隱”一詞也是一個紅學研究派別的名稱，俞平伯先生在《宗師的掌心》文中說“以前的紅學實是索隱派的天下，其他不過茶酒閒評”。在《紅樓夢》研究史上，“索隱派”與“考證派”是兩個對立的紅學研究派別，俞平伯先生《從“開宗明義”來看紅樓夢 的二元論》文中說“人人皆知紅學出於《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語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俞平伯先生所說的“索之”就是索隱派的研究，“實之”就是說考證派的研究，這段對當時紅學研究的評定就是指出了索隱派紅學研究與考證派紅學研究的不足，認為對書中“真事隱去”部分的研究應該由考證派完成，然而卻由索隱派加以研究，書中“假語村言”部分的研究應該由索隱派完成，卻又由考證派加以研究，這樣的研究遠離作者曹霑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主旨本意。“索隱派”這種紅學研究中的派別固然冠以索隱之名，卻是與曹賈互證這一紅學研究方法中應用的史學索隱大不相同的。紅學“索隱派”的索隱研究是利用文本小說情節對書中故事內容隱晦之處作出的揣測，而紅學研究中曹賈互證這一研究方法應用的史學索隱，是“探求異聞，採摭典故”的同時，利用有關曹霑曹雪芹家族記載等史料，以及《紅樓夢》小說作為曹霑曹雪芹家族“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稗官”野史在書中存留的具有史料價值內容，而“解其所示解，申其所未申”，致力於分解小說創作素材與小說創作構思的關係，綜合分析出曹霑曹雪芹家族的家史。

也就說紅學中“索隱派”的索隱研究的結論偏重於小說情節，致力於小說故事的完整與合理，而紅學中應用史學索隱所作曹賈互證研究的結論偏重於曹家家史，致力於史實論證的辨別真偽。簡而言之，這兩種研究在《紅樓夢》研究中雖然都有“索隱”之名，但這兩種“索隱”在本質上是有著截然不同區別的，一種注重小說情節的內容，其“隱”是指小說中若隱若現的故事情節以及作者隱微奧妙的寫作用意；一種偏重探尋史實，其“隱”是指包括《紅樓夢》小說關於曹霑曹雪芹家族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這部“稗官”野史在內的各種曹家史料彼此之間隱藏的內在關聯。

綜上所述，《紅樓夢》這部小說因為以曹霑曹雪芹生活情形以及家族家史為素材創作而成，從而具有史料價值，所以史學索隱也就可以被應用於紅學的曹賈互證研究之中。但紅學曹賈互證研究中的索隱，是要與傳統紅學“索隱派”的索隱研究區別對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