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傳統讀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資治通鑑》是一部重要著作，在幾萬冊的史學典籍中，如果要挑幾部最具代表性的，必有《資治通鑑》。但一般讀者想把握其中的精義，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它篇幅巨大，從戰國三家分晉開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陳橋兵變，有1300多年曆史，共294卷篇幅。對於《資治通鑑》這樣一部經典著作，如果只關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後的深層涵義，哪怕讀得滾瓜爛熟，也不見得會了解這部書。
對於《資治通鑑》，以往大概有三種讀法。第一種，訓蒙童的讀法。週一良先生小時候，他父親給他制定過一份日課，其中就有點讀《資治通鑑》的內容。這樣讀《資治通鑑》，除了瞭解歷史，主要是通曉句讀。這當然是《資治通鑑》最簡單的讀法。第二種讀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讀者的讀法，就是通讀《資治通鑑》，藉以瞭解宋朝以前的歷史。讀古文的過程很困難，一般讀者讀《資治通鑑》就是一頁頁往下翻，再一看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有二十冊，就著急。即便能堅持一天讀一卷，讀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這樣閱讀的效果不會太好，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能把《資治通鑑》翻來覆去讀，否則很難通過這條途徑掌握中國古代歷史。想了解中國通史，讀《資治通鑑》並不合適，還是選擇錢穆的《國史大綱》比較好。另外，還可以去看清代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第三種讀法，就是通過讀《資治通鑑》來做研究。這是專家們的事情，和多數普通讀者沒太大關係。
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
本文想談另一種《資治通鑑》的讀法，即用一種思想史的方法來解構、理解《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我們今天給他的頭銜是歷史學家，而回到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司馬光可以說是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幾乎他都參與。比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領袖就是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司馬光就寫過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會危機，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張。司馬光所反對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變法的策略與具體內容。反對失敗後，司馬光離開京城開封，來到洛陽，一住就是15年，而這15年就是《資治通鑑》完成的重要時期。從《資治通鑑》的編修受官方資助開始，到編修完成，前後19年，大部分內容是司馬光定居洛陽時完成的。一位對時事有著深切觀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編修歷史的時候，難道會像普通曆史教師那樣僅僅講述歷史嗎？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對《資治通鑑》研究越深，對司馬光了解越深刻，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資治通鑑》沒有一個字在講宋代，但每一個字都在講宋代。它對於歷史的解讀，對興衰成敗的總結，都是指向宋代的現實問題。司馬光在講自己編修《資治通鑑》的目的時，說“稽古以至治”，這句話的邏輯是，先去總結歷史經驗，然後找出治理國家的經驗和規律。我們知道，在編修之前，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思想家，所以當我們認真解讀《資治通鑑》，會發現，《資治通鑑》體現出來的東西，跟他講的這句話恰恰相反。為什麼是相反的？司馬光在編修前，頭腦中已經有一套治理國家的觀念。在這套觀念的引導下，司馬光再通過《資治通鑑》“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敘述歷史，而不是通過稽古，另行總結一套政治觀念。
《資治通鑑》的現實指向
先舉個簡單的例子。當《資治通鑑》講到某位重要歷史人物出場或退場時，都會用一些篇幅來描述這位人物的特點。《資治通鑑》說劉備的性格“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這些表述劉備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語言，顯然沿襲了《三國志》的文字。但《三國志》同時說劉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這些描寫劉備生性奢侈的語言，卻被《資治通鑑》刪除了。可以說，《資治通鑑》展現的劉備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國志》交代得全面。但《資治通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必須理解司馬光以及那個時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學思潮，逐漸形成了以道德涵養為一切基礎的價值觀，司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這些儒學家來說，甚至於皇權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也在於道德。如果一個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業，何以規勸以後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寫給皇帝看的教科書，對這個問題就有所考慮，因此刪去了劉備喜好聲色犬馬的文字，僅保留關於他有大志向的描寫。這就是典型的先有觀念，後有歷史。而《資治通鑑》對更復雜的一些政治話題，如改革、君臣關係、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話題的討論，看上去僅僅是在總結歷史，其實有很深刻的現實指向。這就是通過思想史的方法來讀《資治通鑑》，它是瞭解宋代思想狀況的一部史料，雖然它沒有講宋代。
再舉個複雜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漢書》裡有全文，而在《資治通鑑》中的短了很多。司馬光刪減的標準和依據是什麼？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漢代皇帝的權力在原則上是絕對的權力，所以能制約皇帝權力的途徑極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漢代儒學也就更強調天人感應。皇帝是天子，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說，皇帝不能亂來，一旦亂來就會出現各種自然災害，災的本義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災來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該革命的時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說上天不再對皇帝有所眷顧了，認為你不是一個合格的代表他來行使權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換一個代理者。這是漢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裡對每次日食都有詳細記載，因為那是最嚴重的天譴，太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認為太陽不見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嚴肅對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們就會紛紛給皇帝寫奏章，指責皇帝，理由五花八門，或說日食是因為皇帝造了某宮殿，或說因為皇帝輕信小人，不能說的話借這種機會全說出，皇帝是不能處罰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這套不管用了。因為宋代科學知識積累了很多，曆法也很先進了，對天文現象有了很深的認識，有點知識的人都已經知道日食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漢代的天人感應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這也是歷史學在宋代特別發達的原因：因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徑來說服皇帝不能胡作非為，光靠天譴說是不行的，所以要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告誡。
後來人總結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視理學。理學成為宋代的文化標籤。宋代學者的對於人性的認識，對於道德修養的要求，在宋代理學的系統中擺在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書《大學》中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為他人的榜樣，達到齊家的目的，這項完成後才有可能治國平天下。這套觀念成為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了巨大的變化，和漢代人的觀念產生了巨大差別。天人感應在宋代也還講，但儒家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感到政治哲學的基礎必須要有一個徹底的更新，也就是從天人的認識轉換到對人自身的認識，除了哲學之外，歷史學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所以對宋明理學的興起，我不太同意一種看法，即強調其興起和佛學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佛學的邏輯系統嚴密，思想很深刻，哲學上的認識又是儒學比不上的，所以儒學家很有危機感，儒學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學的概念等等。我認為宋明理學更多是政治變化、人們認識變化的一個結果，而不僅僅是受到佛學的影響。
瞭解了這樣的思想背景，再來看《資治通鑑》如何處理漢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書》裡的《天人三策》，開篇就講天人感應，非常能代表漢代儒學的特點，而司馬光偏偏將這段刪掉了，《資治通鑑》中的《天人三策》，開篇立意已經和董仲舒的相去甚遠。但妙就妙在《資治通鑑》中《天人三策》的開篇文字，也是《漢書》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馬光刪掉了“天人”，留下並突出了“仁義”和“教化”，重點完全不一樣了。仔細對比《漢書》和《資治通鑑》中的兩份《天人三策》，很容易發現，主題由原先的“天人關係”轉變成為禮樂教化。而教化是道德養成最重要的路徑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出，《資治通鑑》對於漢代文獻的刪減、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緊密的聯繫。司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來編輯傳統文獻，決定什麼樣的文字能夠進入《資治通鑑》，什麼樣的文字不能進入。所謂“稽古以至治”，其實是司馬光以自己的觀念來剪裁歷史。
《資治通鑑》第291卷講到五代大名鼎鼎的馮道。在馮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馬光引用了歐陽修對馮道的批評。司馬光和歐陽修之間有齟齬，所以《資治通鑑》很少引用歐陽修的文字，但在這裡卻全文引用了歐陽修在《新五代史》裡對馮道的評論，說明馮道這個人很值得說。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54年換了五個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馮道卻是個例外，做過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十帝(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從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當時紛亂的政治背景下，無疑是個成功的人物。不僅五代至宋初對他的評價很高，馮道對自己這一生也顯然比較滿意。但到北宋中葉，對馮道的評價完全顛覆了。以歐陽修和司馬光為代表，對馮道歷仕各姓君主，毫無“節操”的行為，給予大張撻伐。
馮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契丹滅晉時，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耶律德光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馮道死時家無餘財，馮道是河北河間人，他的家鄉是漢族和契丹衝突最劇烈的地方，經常有百姓被擄走當奴隸。他的錢大部分用來贖人和安置。關於馮道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他自稱“忠於國，孝於家”，這在五代時是沒有人反對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開始反對他，認為他沒有臉自稱“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對他的看法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為什麼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對“國”的看法不同。五代時，戰亂頻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軍閥，而像馮道這樣的文人是遊離於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認為的“國”主要是指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只要對得起老百姓，在軍閥的“虎狼叢中可立身”，皇帝的輪換他不想左右，也沒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結構和五代不同，為了解決政權更迭頻繁，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宋代皇帝進行了一系列的舉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釋兵權”。宋代能夠長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軍閥政治，使得政治結構趨於穩定。而歐陽修和司馬光這樣的文人與皇帝的關係，和馮道與皇帝的關係就不一樣了，馮道和皇帝不是共生體，不屬於同一個利益集團，雖然很多皇帝要藉助於馮道的聲望，但馮道並沒有處於那個利益核心圈裡面。歐陽修說五代時殉節的都是武將，以此貶低馮道，也說明歐陽修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比較膚淺。因為在軍閥政治系統裡，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敗的一方即使不殉節，也活不了。但文人是遊離於政權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節的沒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統治的社會，皇帝通過文人和官僚管理國家，文人處於政治核心，在司馬光和歐陽修們看來，忠於國和忠於君是一體的，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才會反對馮道。
隱形層面中的史料價值
《資治通鑑》的史料價值分佈在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顯性層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讀法，就是要鉤沉它隱性層面的史料價值。這部書不直接講宋朝，但卻經常指涉宋朝現實。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記載：突厥領袖默啜自武則天時就經常騷擾邊境，但後來被部下所殺，那位部下拿著默啜的首級找到唐朝軍官郝靈荃來換賞錢。郝靈荃將首級交給朝廷後天天盼著朝廷的嘉獎，但當時宰相宋璟認為，如果郝靈荃得了豐厚的獎賞，就會導致很多邊將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故意挑起邊境戰事，以殺死少數民族領袖的方式來邀功。於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給了郝靈荃非常有限的獎賞。郝靈荃失望慟哭而死。這段文字後來有很多學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鑑》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認為司馬光的敘述錯了。胡三省說郝靈荃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只不過因人成事，撿了個便宜，所以拖延、壓低對他的獎賞，並不意味著宋璟有那麼長遠和深刻的邊境問題考慮，宋璟的決定只不過是因為郝靈荃功太小。其實至於郝靈荃如何獲得默啜的首級，司馬光有詳細的記述，他完全知道郝靈荃沒啥功勞，胡三省的批駁並無道理，因為他是用司馬光顯然知道的事實來反駁司馬光。但司馬光為什麼還要這麼敘述宋璟的想法？這是因為當時宋朝正在積極準備開拓邊境，司馬光認為發動戰爭機器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司馬光這麼說宋璟顯然是為了反對新政，勸說宋神宗。
因此，《資治通鑑》裡面很多看似講不通的地方，其實有它的深意。如果我們拋開思想史的眼光，就會一頭霧水，即使讀得很熟，也會發現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後人還有專門修訂《資治通鑑》的錯誤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來讀，就會發現，很多表象上的“錯誤”其實背後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經過司馬光深思熟慮的。我們以為司馬光錯了，錯的其實是我們。一定要先知道司馬光是一個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後再來考慮他的作品，而不能僅僅將《資治通鑑》當成一部簡單的歷史著作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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