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良知
講及王學，最先聯想到的是“良知”，“良知”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呢？《傳習錄》上說：
知善知惡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兩字，本是北宋以來理學家最認真探討的問題，其實“天理”只是分善別惡的一個總名，除卻分善別惡，便無天理可見。至於善惡的標準，推極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靈覺處。所以天理只從人心上發，除卻人心，便不見天理。那個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
人心真誠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長生者都是善，一切摧生者都是惡。人心真誠惻怛地求愛，那愛便是天理。一切助長愛者都是善，一切摧抑愛者都是惡。那一番求生、求愛的心，以自然明覺而發見，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覺，所以明覺的則稱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從見天理？何從別善惡？《傳習錄》上還說：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這裡的是非，便是上文的善惡。是非之心，便是分善別惡之心。一切善惡最後的標準，都是人心之好惡。人們因為好生惡死，所以助長生者是善，人們稱之為是；摧抑生者是惡，人們斥之為非。人們因為好愛惡仇，所以助長愛者是善，人們稱之為是；摧抑愛者是惡，人們斥之為非。人又叫一切善為天理，其實那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惡。從此推演，又定出許多名目。
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誠惻怛，以事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
孝罷、悌罷、忠罷，總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因為人心愛如此，所以人們特地為那些事，造了許多好字面，好名目。說他是善的、是的，稱他為孝、弟、忠，尊他為天理，其實只是人們的心好，所以說：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看書不能明，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如此說來，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煩有所謂湊泊(佛教禪術用語，意為生硬地結合在一起)。人心自然能明覺此天理，也不煩有所謂功夫了。宋儒傳統大問題獲得了一個既簡易又直捷的答案，就此解決，這算是王學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吧。
2
知行合一
講王學，除良知外，要說的就是“知行合一”了。《傳習錄》上記著徐愛的一段話：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 “試舉看。”
愛曰： “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 “此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
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
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什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什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這是陽明論“知行合一”最剴切的一番話。原來知行在本體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之不合一，只為有私慾隔了。要恢復那不曾被私慾隔斷的本體，便是朱子所注《大學》上說的：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
這又是陽明之所以承續宋學大傳統的所在。陽明又說：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
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又說：
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
此處所說的“精”與“一”，便是上文講的“純”，便是不曾被私慾隔斷的心體，那心體的流露便叫天理。只是一段自然的流露，而人們強把這說成知、行兩字，所以陽明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講王學的人，只要真認識那些隔斷本體的私慾，自然能領會得到他所說的“知行合一”的本體。《傳習錄》上還有一段關於黃直的記載：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 “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哪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3
致良知
講王學，第三個要讓人想到的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徹根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胸中”的方法。陽明說：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原來“致知”只是要此心不為私慾私意所阻礙，只是“要此心純是天理”。
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
“理之發見處”，即所謂“良知”。
爾哪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
現在讓我們回看本書的第一章，陽明所謂的“知行合一”，豈不就是北宋傳下來的一個“敬”字？陽明所謂的“致良知”豈不就是北宋傳下來的一個“義”字？但北宋以來所謂的“敬、義夾持”，本來是分成兩段的，此刻到陽明手裡，便渾化為一了。陽明答聶文蔚書有云：
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如此說來，自不至於有如朱子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樣的弊病。陽明又說：
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 “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真知，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
要明得陽明所謂的“良知”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須得牢記陽明所謂的“精一”和“純”，又須得牢記陽明所謂的“一則誠”之“誠”。所以，講王學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便不得不講王學裡所謂的“誠意”和“立誠”。
4
誠意
陽明說：
“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
又云：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慾之萌，真是紅壚，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他又說：
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
劉宗周雲：
誠無為，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
明得此意，又何容後世偽良知的出現。《傳習錄》上還有一段關於黃直的記載：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體驗此個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陽明常用“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指點知行的本體，可見知行本體實只是一個“誠”字，誠意之極，知行自見合一，便是真能好惡的良知。陽明自己說：
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大頭腦處。
陽明用“致知”代替了北宋傳下來的“集義”和“窮理”，又用“知行合一”和“誠意”代替了北宋傳下來的一個“敬”字。
陽明已給了北宋以來理學傳統上難決的問題一個圓滿的解答，但他實不曾樹著革命的叛旗來打倒北宋以來的前輩。後來講程朱的人，硬要痛斥陽明，而講陽明的硬要輕視程朱，卻為何來？
5
謹獨
陽明講“誠意”又講“謹獨”。
正之問： “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功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功夫，此說如何？”先生曰： “只是一個功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功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
6
立志
陽明講誠意、謹獨，又講“立志”。他說：
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因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因忘，只是一真切耳。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痛癢，恐終不濟事。
又說：
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他又說：
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如樹之根牙。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功夫。
他又說：
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講王學的人，只要先辨一個真切為善之志，專一在此，更無別念掛帶，便是良知栽根處。從此戒慎恐懼，從謹其獨知處下手。別人不知，只我自知處，是謂獨知。若能從獨知處下工夫，時間久了，自能見意誠境界。意誠了，自然就能認識“知行合一”的本體。識得此體，自然能領悟到自己的良知。這是走上王學的真路子，陽明指點本身親切：後人後弄玄虛，索之冥漠，尋之高深，反而轉人歧途了。
7
事上磨鍊
北宋以來所謂“敬、義夾持”， “明、誠兩進”，講工夫上的爭端，在陽明手裡算是打併歸一了，這已在上節約略闡述過。
至於本體方面心與物的爭端，陽明又如何來解決？據普通一般簡介，陽明自是偏向象山，歸人“心即理”的一面；其實陽明雖講心理合一，教人從心上下功夫，但他的議論，到底還是折衷心、物兩派。別開生面，並不和象山走著同一的路子。他曾說：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這樣說來，既不偏在心，也不偏在物，他在心、物之間特別指點出一個“感應”來，這是王學超過朱、陸之處。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 “天下無心外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曰：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條問答，粗看好似近代西洋哲學中的那些極端的唯心論；但我們若細玩陽明講學宗旨，從另一方面來解釋，似乎陽明語意所重，仍只在“看”與“未看”上，仍只在心與物的感應上。舍卻你的一看，非但不見有花樹，也何從見有你此心？所以陽明晚年講學，特地要說一個“必有事焉”，惟其有事，乃有心與物可見。看便是一事，只因此一看，便見此心和巖中花樹同時分明；若無此一看，則此花與心同歸於寂，何嘗是說舍卻視聽聲色事物感應獨自存在了這一個心？
九川問： “近年因厭氾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 “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 “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 “實無無念時……?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 “用功收心時，有聲有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又問： “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 “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
陽明只說心無無念時，天機不息，一息便是死；除非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如何能不聞不見；只待聞與見，此心與外物便同時分明。故說“心無內外”，只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這是王學折衷朱、陸，打通心物內外兩端的精神所在，這裡才見得是陽明精一之訓。陽明平素教人，只指出天理、人慾的分別，不主張有內心、外物的分別，這是王學的高明處。下面再抄《傳習錄》陸澄所問一節，以見陽明如何用良知的感應來融通心物，說明天地萬物之與我一體。
問： “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
先生曰： “你只在感應之几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
請問。
先生曰： “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 對曰： “嘗聞人是天地的心。”
曰： “人又甚麼叫做心？”
對曰： “只是一個靈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問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此處陽明把天地萬物說成只是一個“靈明”，豈不很像近代西洋哲學中的所謂極端的唯心論麼？其實陽明畢生講學宗旨，別有其精神所在。他所說的靈明，仍只是感與應，仍只是必有事焉，仍只是一向所講的知行合一。我們須注意他所說“離卻天地萬物，亦沒有我們的靈明”那一句轉語，自可見王學的獨特精神處。
現在再看陽明所謂的在“事上磨鍊”，究竟是指的什麼。傳習錄又有陸澄問一條：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之說。先生曰：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
據此可見陽明所謂的“事上磨鍊”，也只是磨鍊自己一心的
喜怒哀樂。換一句話說，便是磨鍊自己良知的感應，便是磨鍊此知行合一之本體。陸澄又接著說：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
這段把“事上磨鍊”指點得更親切。我們若捉住此等教訓，何至再有所謂“現成的良知”。講王學的人，只不要忘了龍場驛的憂危和徵濠後的讒譏交作，便自明得先生這裡所謂“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的意義和來歷。先生又說：
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隻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原來，陽明所謂“事上磨鍊”，還在一個“存天理，去人慾”，叫自己的喜怒哀樂恰到好處，不要過分。這便是所謂“中和”的地位，便是陽明所謂的“心體”。試問陽明此等處，豈不顯然是宋儒講學的大傳統？但是“心體”如何識得，如何呈露呢？陸澄又有下面一段的問答。
澄曰： “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慾。如閒思雉慮，
如何亦謂之私慾？”
先生曰： “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如是則要心體呈露，還是免不掉一番洗伐克治的功夫，所以陽明說：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個“必有事焉”，只是個“存天理，去人慾”，只是要自己的喜怒哀樂，有一個未發之中和發而中節之和。這是陽明所謂的“事上磨鍊”。我們若能明白他所謂的“事上磨鍊”，也便能明白他所謂的立志，謹獨，誠意，和致良知；同時也能明白他所謂的良知和知行原自合一的本體。我們若能明白這些，再回頭看北宋以來相傳的所謂“變化氣質”，試問和王學到底有幾許不同？如是說來，陽明又何嘗打起革命的叛旗，來求推翻他前輩一般的見解和覬圖呢？他晚年特別提出“事上磨鍊”這句口號，只為要在朱子格物和象山立心的兩邊，為他們開一通渠。後人必然要說陽明尊陸抑朱，怕也未必盡然吧？
以上七點，總算把王學大綱，約略寫出了一個大概。陽明那主張一元論的傾向，和那折中融會的精神，及其確切明顯的宗旨，都可以窺見王學的一斑。尤其是在他重“行”這一點上，不僅能顯示出他的為學精神，其學說的全部組織，也集中在這一面。所以陽明說：
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我們此刻也可套他的話說：
無有不行而可以知陽明之所謂良知，與其一切所說者。所以朱子言格物窮理，未免偏重“知”，而陽明格物窮理，則根本脫離不了一個“行”字。天理在實踐中，良知亦在實踐中，天地萬物與我一體亦在實踐中。不實踐，空言說，則到底無是處。
長按關注 明明德